史铁生，一个身患残疾的作家，在本书中也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残疾人的心理。人们说，倘若史铁生不是遭到命运如此残酷的捉弄的话，他也许就不会这么深刻了。很可能是这样。人的本性是如此愚顽和怯懦，非这样无法使他真正面对自身。至少在本书中，“残疾与爱情”这个主题在所有各对恋人中都具有某种普遍的象征意义。L的性乱及其导致的**，Z从小受到的心灵创伤，WR的经历造成的偏执，F对自己的长期压抑，以及Z的叔叔的恋人之成为革命的叛徒，在与爱情的关系上都相当于某种心理残疾。残疾人C“可以与我印象中的每一个人重叠、混淆”（第339页），因为他可以具有他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心绪、欲望和追寻。残疾人也是一个正常的人，残疾是一个正常人身上的命运。“命运并不是合情合理的，否则不是命运。”（第422页）残疾的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倾向福音”，“但人的根本处境是苦难，或者是残疾。”（第408页）

这个残疾人是个中国人，并且住在中国。于是问题来了：他有没有恋爱的权利？这就好比问L：一个好色之徒有没有恋爱的权利？问Z：一个失败者有没有恋爱的权利？问WR：一个“世界隔壁的人”有没有恋爱的权利？问F一个家庭有问题的人以及问Z的叔叔一个叛徒有没有恋爱的权利？

回答全是现实的。“她爱你，难道你反而要损害她？”“你可以爱她，但是你真的要拖累她一生吗？”“你已经残废，你还要再把她的青春也毁掉吗？”“你要是真的爱她，你就不应该再追求她，就不要再纠缠她……否则你岂不是害了她？”（第417页）这里，“她”也都可以置换为“他”。这些躲过了命运的人都这样要求残疾人。但要命的是，残疾人C自己也会自觉地这样要求自己，并将这种要求突出为一个悖论：“你爱她，你就不应该爱她”，“她爱你，你就更不应该爱她”（第416页）。因为，C是一个好人，他害怕，“害怕自己不是一个好人”（第415页）。好人就表现为害怕，害怕舆论，害怕自己不被“看好”。

有两种可能性。如果C克服不了自己的害怕，而向恋人X提出分手，这时X也许会成为N，问他“你的男人的骨头呢？”C则充当了F的角色，“让爱，在‘好人’的心里早早死干净吧。”（第418页）要么他克服了害怕，不想放弃爱情，这时C便成了N，要求证实“这个世界上除了现实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什么是真的”（第420页）；而X则可能成为F，她害怕那些说话的人，尤其害怕自己说话不算数，将来不爱了又不敢离开C。“人们曾经说我是一个好人，这样的称赞让我害怕，我害怕因此我得永远当这样的好人，我害怕我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的好人，我并不是为了做一个好人才走近你的，我害怕有一天我想离开你我就不再是一个好人”（第421—422页）。这是多么真实的心情！它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残疾”。

但这些都是现实的回答，这些语言其实不用说出来，用眼神，用目光，用表情就可以了。这些语言不是真实的语言，真实的语言沉默着。“人们闭口不言C的爱情，不管是他追求还是他放弃，都没有反响。不管他被追求还是他被放弃，都没有反响，都像在梦里，无声，有时甚至没有色彩，黑白的沉寂。没有赞美，也没有惋惜。当他追求或被追求的时候甚至没有人开他的玩笑，当他放弃或被放弃的时候也没有责难，曾经没有现在也还是没有。喧嚣中的沉寂从过去到现在……”（第429—430页）

唯有F医生给出了一个不是退缩于现实、而是冲向梦想的回答。他（作为一个医生）告诉C，如果“你仍然怀有**的欲望”，“那么，你就没有理由怀疑你爱的权利”、“你就会发现你并没有丧失**的能力”。F医生坚信，“如果触动不能使他勃然迸发”，“毫无疑问，梦想可以让他重新昂扬激**”（第287页）。这是一种多么鼓舞人心的断言啊！甚至可以说，C因此而得救。但显然，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断言。爱的“权利”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至于**的“能力”问题，也不完全是个医学问题。从医学上说，并不是凡有**的欲望都能成功地**的。海明威的名著《太阳照样升起》中那位战争中受伤失去性能力的杰夫，虽然仍有**的欲望，但无法与恋人勃瑞特结合，两人都陷入极度的痛苦中。但似乎也有些相反的成功的例子。我相信，在很多情况下，下身残疾的男人是否能恢复**的能力是个未知数，它除了取决于身体条件（伤残的程度）外，还取决于心理上、精神上的因素。于是，这个“**能力”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换言之，残疾人C如果在精神上失去了梦想，失去了生命的创造欲望，则他差不多肯定不能恢复**能力。“直接走向性，C不行”（第287页）；但如果他执意梦想、“凝望”和等待，就像等待灵感去创造一种新的语言，那么，他也有可能得救。

C得救了。他终于成功地使爱走向了性，这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堪称一个奇迹。史铁生将这一奇迹描写得多么动人啊！我想，这是因为**和艺术极其相近的缘故。爱就是艺术，艺术说到底，也就是爱。正如语言是艺术的仪式一样，“性，原是上帝为爱情准备的仪式”，“这仪式使远去的梦想回来，使一个残疾的男人，像一个技穷的工匠忽然有了创造的灵感，使那近乎枯萎的现实猛地醒来，使伤残的花朵刹那间找回他昂然激**的语言。”（第291页）然而，**能力的恢复既然靠创造和争取，那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就是不可预测的，正如一个艺术家无法预测他的灵感是否枯竭一样。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搏斗。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原型即高更）并不是对自己的绘画天才有把握才到塔希提岛去的，相反，他是到塔希提去才找到了自己的天才和灵感的（见《月亮和六便士》）。另一个人到塔希提去也许会一无所获，谁知道呢？

因此，当F医生告诉C，说梦想可以使他得救时，这绝不是许诺，但也不是谎言，而是激励。“现实不能拯救现实。”（第288页）如果你爱她，你就要由你的爱去梦想，去创造从未有过的东西，去突破我们这个文化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的一切禁忌和规矩，颠覆它们的宝座，把它们看作“罪行”和“丑陋”的，把爱的语言变成“最终的语言”、“极端的语言”（第292页），使自己在**中“放浪不羁”、“不知羞耻”、“****”，把高贵的爱的对象拉回到“平凡”（第291页），将各自的秘密互相向对方敞开……可以看出，C是通过调动自己本性中的痞性来恢复自己的创造力的。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延续实际上也是仰赖于此，它主要体现为道家向人的原始生命力的回归。直到今天，道家文化仍然是我们民族文化向前跨进必须置于脚下的基点。然而，单是有这个基点是远远不够的；更进一步说，怀着寻根的意向仅仅满足于回归到道家天人合一，这绝对是一种自欺；相反，只有从这个基点向前（而不是向后）迈步，从道家生命的无为迈向有为，从无欲迈向欲望的冲动，从梦境迈向梦想，从失语（得意忘言）迈向语言的创造，才能恢复我们这个身患残疾的文化的活力。（参看拙文：《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4期）

但这就需要一种与道家自然精神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自由精神，并相应的，要建立自由的人格面具，和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语言。C和他的恋人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他们仅仅“凭借做传统文化的‘坏孩子’”或“浪子”（第291页）来暂时恢复自己精神上的原始冲动，一旦回到现实生活，便无以抵御已成系统的、壁垒森严的、老谋深算的道德文化**威。这样，尽管C在**上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他却仍然没有在现实中取得爱的资格。舆论和观念的压力迫使他的恋人再次离开了他。“无边的梦想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噩梦”（第292页），他又必须等待和眺望。直到他40岁上，他才重新等来了他的爱情，X回到了他的身边。C反思自己这40年，忽然悟出了“生命本身的密码”。这密码是什么？是残疾？还是爱情？C的回答是：“是残疾也是爱情。”（第13页）他终于意识到，并不是他的残疾在妨碍他的爱情，而是他的爱情本身患有残疾啊！

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密码。在这个文化中，我们每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C，都是一个残疾人。“C无论是谁那都一样。残疾和爱情——命运和梦想的密码随时随地显露端倪：无论对谁，那都一样。”（第431页）爱情总是伴随着残疾，而在残疾中又时时涌动着爱的欲望——这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无法摆脱的命运。当C，或者“我”，作者史铁生，说出这一点，文化的密码就破译了。魔咒被炸毁了，一种新的语言被创造出来了，它闻所未闻地说着这一切：爱情，性，命运和上帝，“好色之徒”，“叛徒”，“好人”和“坏人”，“****”……它高高在上地评论着它们，无视一切既存已有的戒律和信条，唯一凭借的是锋利无比的逻辑，它轻巧，敏锐，身手矫健，恣肆汪洋，所向无敌。它看来好像只在可能世界中纵横驰骋，但是多么奇怪：整个现实的世界都在它所带来的风声中瑟瑟发抖！

《务虚笔记》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它是哲学。但同时它也是诗，甚至是音乐。在这部音乐中，每个人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声部，合起来就是一曲悲壮的交响乐，它的基本主题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青春史，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的变奏。正如胡塞尔现象学通过“自由想象的变更”而达到对事态的“本质还原”一样，史铁生通过他的人物各自的内心独白和极富创造性的对话，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语言和语境。他证明了胡塞尔所要证明的同一件事：“现实存在对于自然科学是独断地被设定的抽象存在，它被赋予了实存之物的意义却并无严格的根据，而只是一种超验的信念（信仰）；现象学的存在则是一切可想象之物的存在，是一切可能世界的存在，它本身并不实存于时空（虽然它有可能实存于时空，即实现为现实存在），但它比独断的超验存在更‘具体’，是每个人可以直接体验到、直观到的，实际（reell）在手的。正因此才会有‘理想’的真实、道德‘应当’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有科学的幻想和成年人的童话，才会在有限的个人、甚至有限的动物物种身上体现出无限的价值，才会在瞬间中展示永恒的意义。”（见拙文《胡塞尔现象学导引》，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第69—70页。）

史铁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进入了现象学语境的作家，因而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意识到“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这一解释学的语言学原则的作家。实际上，这条原则离开现象学还原的前提，是根本不能理解的，它首先要求承认可能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可能世界的实例，可能世界自身有它永恒的价值。是梦想，而不是自然天性，造成了现实的人的历史。如史铁生说的：

在某些时间，某些地点，某些事件和我的某些思绪里，那女孩儿变成N，变成F医生从童年开始就迷恋着的那个女人。那飘忽不定的悠久的幻影，走过若干年，走过若干人，在经过N的时候停一下，在N的形象和身世中找到了某种和谐，得以延续。于是，又一种虚无显化成真，编进了N的网结——准确地说应该是，编织进一张网的N结上，从而有了历史。（第59页）

当然，在史铁生这里，现象学还原的最终结果不是抽象的观念、理念，而是无所不在的情绪，是每个人心灵中隐伏着的永恒的旋律和诗。哲学与诗的这种直接契合甚至等同，正是现代西方现象学运动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史铁生所创造的文本与萨特的诸多作品（如《恶心》《脏手》等）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更加具有诗的气质。而就思想性的丰富度和深度来说，我以为当代一切寻根文学的总和也抵不上一部《务虚笔记》。但《务虚笔记》的思想性还只体现为一种认真的寻求过程，它虽然通过作品中一个个人物体现出来，但没有一个人真正达到了作品本身的思想高度。作者有时仿佛是上帝，在悲悯地俯视人间芸芸众生，有时也加入其中，并和这些人物一同陷入迷惘和彷徨。他在这些人物的命运中、乃至于在自己的命运中看出了问题，他知道有个更高的世界在“另一维”存在，他努力去寻求，同时否定了每次寻求的收获；他创造了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一开始还不是展示出什么，而更多的是否定什么。他不能同意他的任何一个人物，但他自己还未真正成为一个鲜明、生动的人物。他尚未自我现身。

真正致力于一种自我现身的新型人格建设的当代作家是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