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说张炜这本书完全是主题先行，似乎也有些冤枉。他自己自述他是“凭直感奔向了土地”（第349页），“从具体走向了抽象”（第346页）的。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海边林子和小村里度过的，他凭记忆写作。然而，当一个人对待生活的观念出了问题时，再牢固的记忆也会出错。特别是二十多年后林子和小村“什么都没有了”（第371页）时，他更可以凭一点记忆的影子进行编造了。张炜在《九月寓言》中也写到了一些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但他写这些人物时，你总会感到好像隔了一层，感觉总是模模糊糊，不太准确的样子。如写小村青年们的领头人赶鹦，我们除了知道她远近闻名的俊，辫子长，腿长，像小马驹一样精力充沛，每晚率领年轻人在野地里疯跑之外，对她的内在的方面就不甚了了。她和家人说话，动不动就来一段“数来宝”似乎也有些不近情理，不知她是调侃呢，炫耀呢，还是真有点傻气；至于她“数来宝”究竟“数”的什么内容，小说里在十几次提到时却都忽略不谈，似乎作者不耐烦描写这些细节。写秃顶工程师，跟乡巴佬说话也那么文绉绉的，时不时还夹上两句英语，居然能让赶鹦的父亲“红小兵”（一个没有交代的奇怪的外号）对他着迷，不断地请他喝酒斗嘴拉呱儿，特不可信。工程师的四川籍老婆看来是个家庭妇女，作者却让她对丈夫说出“请让我自己哭”这种生硬硌牙的语言来（第324页）。他们的儿子挺芳更是一个影子，除了他孱弱无能，追求肥，挨过小村人的揍之外，他究竟是干什么的？上不上学，平时在哪里？这些都不知道。又如写龙眼少白头，在他母亲喝农药未死的奇迹发生后，作者逼迫这个农村孩子“像受到什么启示一样”顺口编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歌儿”：“妈妈活了，我无比欢欣！”（第133页）还让所有的小村青年在去工区偷鸡时跟着他嚎唱“我无比欢欣！欢欣！”（第140页）真令人作呕。这句歌词在小说里反复出现，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我们在其中看不到半点“山野精神”或“民间精神”，倒像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在参加过“社会实践”后用几个书面词汇拼凑出来发表在学校小报上的一句歪诗。龙眼最后在矿井里被砸死，死前意识到自己掏空了小村的基础，是“有罪的孩儿”（第338页），明显的是用作者自己的观念加在了这个农村孩子头上。

一般说来，张炜并不缺乏对农村和“野地”的知识（也许他随身带个小本子，时时记下各种东西？），但他既缺少韩少功的体验，也缺乏莫言那样的想象力。尽管他自小生长在农村，但当他作为一个作家来描写这个农村时，他显得只是生活的一个旁观者，带着自己头脑里的观念去罗列些走马观花、道听途说的事实。他不屑于也不耐烦去展示生活的真正的原生态，这从他的人物对话中可以看出来。他熟悉农民的词汇、用语，但他写不出地道的农民的对话来。每当对话的场合，他总是急促地跳过去，草率地交代一下。他更习惯于独白，而这些内心独白总是过多地带上了知识分子的抽象观念；每当他要编出一句顺口溜什么的，就显得特别笨拙，如他让大脚肥肩说出的俗语：“男人是个柱，抽开没法儿住。”（第226页）农村里比这更好、更生动更形象的俗语太多了，但张炜自己压根儿没有真正“融入野地”，所以他编不出来，他书生味太浓了。

《九月寓言》中也有写得比较生动的人物，例如那个游离于小村之外的露筋和他的瞎子老婆（闪婆）。这是一个集中了张炜的观念矛盾的人物。张炜的“野地”概念本来是和“劳动”概念分不开的，“土地与人之间用劳动沟通起来”，“我怀着赶赴盛宴的心情投入了劳动。我想将自己融入其间”（第345页），“我在那个清晨叮咛自己：永远不要离开劳动”（第353页）。劳动是张炜把野地与传统道德观念联结起来的纽带，凭了它，张炜才得以正气凛然并和山野痞子划清界限。但对劳动的这种纯情的吹捧在露筋身上就统统失效了。据说这露筋“从来没做过一点田里的事情，极为蔑视劳动”，他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19岁那年被父亲赶出家门，凑巧又是个遍地“吃物”的九月，他遇到了美丽的盲女，便把她抢来做了媳妇，但双方的亲属都不承认他们这桩婚姻。他们只好在大地上流浪，偷庄稼地里的粮食藏起来过冬，躲在河边上的洞里藏身。多少年后，露筋的父亲死了，他们才回到小村，生下个儿子欢业，但仍然怀念那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涯：

露筋躺在炕上，回想着田野里奔腾流畅的夫妻生活，觉得那是他一生里最幸福的时光。有谁将一辈子最甜蜜的日月交给无边无际的田野？那时早晨在铺着白砂的沟壑里醒来，说不定夜晚在黑苍苍的柳树林子里过。日月星辰见过他们幸福**，树木生灵目睹他们亲亲热热。泥土的腥气给了两个肉体勃勃生机。他们在山坡上搂抱滚动，一直滚到河岸，又落进堤下的茅草里。雷声隆隆，他们并不躲闪，在瓢泼大雨中东跑西颠，哈哈大笑……（第87页）

每个真正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会明显感到这段浪漫描写的虚假。在农村，一个人糊自己那张口尚且不易，拖上个瞎子老婆流浪，真能那么逍遥自在吗？若如此，小村人恐怕个个都要涌上那“无边无际的田野”，去吃天上掉下来的好馅饼了。张炜还设想有“更老一点的护秋人”在他们不劳而获地偷窃人家的劳动成果时为他们感叹和辩护：“别惊动他们，他们是在成亲哩。”（第81页）颇有西方人道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情怀，简直令人怀疑张炜有没有好好在农村“劳动”过。我忍不住要问问张炜：你说的要“融入野地”，究竟是融入小村那个老实、古朴、本分、靠自己的劳动实实在在地过日子的“野地”呢，还是露筋那个风餐饮露、鸡鸣狗盗、无拘无束的“野地”？

当然，张炜一点也不想触犯传统道德，他那样热烈地赞美了这个道德的温情的一面，乃至于残酷的、毁灭人、把人变成植物的一面；但他内心里又有一种冲动，本能告诉他这种道德毕竟是戕害人性的，他总暗中渴望有个机会能彻底浪漫一下。这就是露筋这个形象的意义。他被评价为小村“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个流浪汉，一个懒惰的天才”（第83页），他的自然无羁的痞（在农民眼中，这种人是地道的痞子）与小村人的纯情形成了一个“儒道互补”的天然结构。不过，作者为了防止所有的人真的向他学痞，便把露筋限定为一个不可模仿的“天才”，一个特例。“不知有多少人想做这样的懒人，结果白费力气。因为正像任何天才一样，懒汉也是天生的。”（第74页）其实在现代社会中，设想出这样一个脱离社会、单靠自然界生活的懒人才需要一种狂想的天才。如果说这种天才诞生在两千年前（如庄子）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今天，这种想象一定表明作者头脑里某个地方出了毛病。韩少功笔下的马鸣就已经疑点丛生，张炜的露筋更是不可思议。这些形象都是当代寻根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制造出来并加以美化和“魔幻化”的精神作料。

如果说小说中还有一个人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主要人物的话，那就是肥。这并不是说肥在小说里有多少动作，恰好相反，她从头至尾虽不时地出现，但她的特点恰好是无所动作（除了最后那个惊世骇俗的动作）。她唯一的动作是一个人“跑啊跑啊”，她耿耿于怀的念头是“往哪里跑啊？哪是东，哪是西，哪是瓜田，哪是热乎乎的家？跑啊跑啊，最后连自己的村庄也摸不着了，到底是什么在催赶着这两条腿，到底要跑向哪里啊？”（第31页）一个又一个小伙子向她求爱：挺芳、憨人、龙眼。均被她一一拒绝。“我不哩我不哩”成了她的口头禅。她不断地否定，逃离既定的生活，逃离周围的人群，逃离死去爹妈的鬼魂；但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能逃向何方。她一度委身于龙眼，但那也不是她真正的归宿。“这个让人垂涎的姑娘啊，你心里藏下了什么秘密？你属于谁？你也是个土里刨食的人吗？”（第203页）这也是作者的困惑。作者这回是凭直觉感到，小村里，乃至任何一个荒凉偏僻的村子里，都应当有一股“跑啊跑啊”的内在冲动，一种不安分的欲望，否则就太沉闷了，太令人绝望了。肥是小村的光明、一丝希望，但作者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他不能感觉得更深了。

但他毕竟感受到了。小村的一切生命的喧哗和枯萎，一切无望的挣扎，失败的反抗，苟且的陶醉，数着日子的苦熬，后面都有一股不声不响，但终有一天要使得小村天翻地覆的暗流。一代又一代，这股暗流有时冒一下头，旋即又消失在地层；但它总在那里悄悄地翻涌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涌出地层。这就是肥心中的“秘密”，也是肥所代表的小村人或“野地”的真正秘密。这股子冲动使小村的每个人几乎都在“跑”着：赶鹦领头跑，露筋撒腿跑，欢业继续跑，金祥被催逼着跑，老鳖（独眼老人）跑了一辈子，说：“要知道人这一辈子总要找个什么啊！”（第250页）正是这个“什么”，而不是“瓜干”，使小村的生活生动、起伏、跌宕，使奇迹随时可能发生，“魔幻”有所依附。然而，所有的人跑到后来都不跑了，归窝了；唯有肥，她不怕“天谴”，一直在跑，最后终于跑了出去。“我要扔下这空****的小屋走了，我真有一天要走了。”（第294页）她舍下了小村和野地里的一切，舍下了小村人和张炜所珍视所崇敬的一切，她执意要看看还有没有另一种生活（如果不是更好的生活的话）。张炜有什么根据、特别是有什么权力判决道：“我这本书中的女孩子们生活得不可能再好了，她们就是那个命”（第369页）？肥就是张炜的对头，张炜的心病。张炜和肥的死去的父母一起在喊：“肥呀你快扳住地上的树、玉米秸、紫穗槐棵子，扳住了它就缚不去你了。你扯一把地瓜蔓儿抽打它的腿爪，拔断爪上的倒勾刺，快呀，我帮不上你了。”（第336页）但终于无济于事，那个“什么”把肥抓走了，引走了。“我们逃出来了，我们去找自己的生活。”（第339页）肥跟着小村人的受害者、工程师的儿子挺芳乘车远走高飞了，这挺芳差点死在小村人那由瓜干烧出来的嗜血的残忍之下，是肥将他救了出来。他的母亲曾教导他：“只要真的爱上了，就永不反悔。”（第30页）他是肥见过的唯一懂得温情的人。肥要追求的是真正的爱，不是由瓜干烧出来的“爱”（这种爱与残忍、与恨没有什么区别），而是心的奉献，是对人的尊重。也许她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但她凭直觉感到了，更重要的是，她在朦胧而盲目的追求中逐渐觉出了，那原先被自己，也就是被小村传统坚决拒绝的男人，正是“我的男人”，于是毅然做了出来，跟着他跑了！

当然，正如小村的大姑娘小媳妇们议论的那样，肥找个工区人，不一定有好结果。易卜生的娜拉出走，还有个“走后怎样”的问题呢。但肥毕竟走出来了，这是一次观念的革命。它的冲击是巨大的，是对“山野精神”的否定；或更准确地说，是这个“山野精神”自身的自我否定。如果要说“时代精神”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时代精神。张炜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是肤浅的，他说：“每个时代都有个集体的精神和原则。……写单个女人的遭遇、故事，无非就是为了接近一个时代的总体态度，即平常所说的‘时代精神’。”（第369页）由这种角度出发，他断言：“依我看时代精神就是土地精神。”（第374页）。这一定义未加任何限定，显然是不对的。我宁可相信它是失言。张炜的真正意思可能是：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捍卫土地（山野）的精神，因为他在前两句谈到“我们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被金钱毁灭的历史”。不过，他好像对自己的判定也缺乏自信，他说：“我不信一个当代人能够准确地抓住这个精神……谁能准确地指认自己的时代，像后代人评说过往岁月那样公正客观，事情也就简单多了。”（同上）我不知道他有一天是否会提议举行一次“全民公决”来发现“一个时代的总体态度”，但可以肯定，如果投票，鲁迅和顾准这些人在他们的时代第一轮就会被淘汰出局，正如肥遭到小村人一致的谴责一样。

所以，尽管我们今天仍然要捍卫土地，因为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生活还离不开土地，背叛土地也就意味着自杀；但我仍然认为，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不是守着土地，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摆脱土地的束缚，向城市、向大海、向天空寻求更广阔的生路，甚至就连对土地的捍卫，也只有走上这条开阔的生路才能做得到。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就净化自己、保卫自己、平衡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她像一个年老的母亲，不但不能放心依靠，而且还要细心照料了。没有这样一种视野，张炜的一切道德理想都不过是纸扎的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