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都》中，我们除了看到男主人公和一个个女人的暧昧关系之外，还看到一种整体的氛围，一种文化气氛，这才是作者真正要渲染、要标榜的东西。说到底，庄之蝶凭什么能够引得一个个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女人如灯蛾扑火般地趋之若鹜？不正是凭这种妙不可言、深不可测的文化涵养吗？与这种文化涵养相比，世俗生活的一切，包括人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生活享受，都显得那么低级庸俗、虚幻不实。尤其是对那些自我感觉颇好、尚未被自卑心理引入对生活和命运不公的愤懑嫉妒，尚未泯灭对人生理想目标的追求的女子来说，庄之蝶无异于一个实实在在的精神宝藏，在他那里有着一个五彩斑斓的华严境界，显示着生活应有的本相。
然而，庄之蝶的文化涵养之所以显得深厚、玄妙、醇香四溢，并不是由于他的积极进取和创造性的自我陶铸的结果，而恰好是由于他的颓废、伤怀、念旧和返璞归真。这也是整个小说所着力强调的思想倾向。在西京城里，庄之蝶代表文化的最高层次。古今中外一切激动过、**过人类心灵的玩意儿他全都看过了，听过了，领教过了，欣赏过了。但最终，他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真正新鲜的东西。他的目光越来越沉浸到那些远古的、代表人类蒙昧时代的精神家园的东西中去，从中体味人的本真的存在和意境，就像他从那早已失传了的“埙乐”中听到的那样：
……你闭上眼慢慢体会这意境，就会觉得犹如置身于洪荒之中，有一群怨鬼呜咽，有一点磷火在闪；你步入了黑黝黝的古松林中，听见了一颗露珠沿着枝条慢慢滑动，后来欲掉不掉，突然就坠下去碎了。你感到了一种恐惧，一种神秘，又抑不住地涌动出要探个究竟的热情；你越走越远，越走越深，你看到了一疙瘩一疙瘩涌起的瘴气，又看到了阳光透过树枝和瘴气乍长乍短的芒刺，但是，你却怎么也寻不着了返回的路线……（第111页）
在一个遍地物欲汹汹的年代，庄之蝶这种闭眼沉吟显得那么独出一格、超凡脱俗。他并不是一个迂夫子，相反，他体现了每个世俗凡人在感受到生命痛苦时（如果凡人也有痛苦的话）所自然而然地梦想回复的那种懵然无知的原始状态。寻根就是寻求纯情之痞或蛮痞之真情，它是对现代生活否定人的本性的抗议。然而，正因为人类生活的成长和进步、人的历史和文明进程不能不以这种人类本性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为根本动力，因而这种寻根实际上又是对人类的现实本性（即要长大、要发展）的一种逃避，它注定是感伤的、悲剧性的、软弱无力和没有希望的。它没有承担自己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只徒然呈现了人的心地的纯净和善良：一种极其狭隘、绝望、幼稚和不切实际的纯净和善良。它在被作为自觉的目标刻意追求时往往显得可笑和虚伪，在付诸实行时则又变得可怕和残忍，因为它想用已死的虚幻回忆来强行摧毁虽已患病但毕竟没有死灭的生活本身。
幸好，庄之蝶只是一介文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将他的理想和情感在现实中推行，他唯一能做的只是用一种象征性的举动惊世骇俗地表达他回归自然的理念，即像一只牛犊一样趴在奶牛肚子下直接用嘴吮奶。在《废都》中，那头供给庄之蝶以奶汁、其实毋宁说供给他以精神上的奶汁的奶牛正是庄之蝶良心的象征（同样，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大青马是章永璘的良心的象征。这些作家总喜欢用驯良的牲口来表现人的灵魂）。这奶牛大智若愚，虽然不会说话，却有比人类更加深刻透彻的思想。“牛的反刍是一种思索，这思索又与人的思索不同，它是能时空逆溯的，可以若明若暗地重现很早以前的图像。这种牛与人的差异，使牛知道的事体比人多得多……所以当人常常忘却了过去的事情，等一切都发生了，去翻看那些线装的志书，不免浩叹一句‘历史怎么有惊人的相似’，牛就在心里嘲笑人的可怜了。”（第140页）这牛真是个天生的“后现代主义者”，它坚信“人与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人也是野兽的一种”，“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却将他们的种族退化了”（第142页）。于是它操着法兰克福学派和罗马俱乐部的口吻把人类在20世纪所干的一切荒唐事如环境污染、人**炸、水源危机、生物链破坏……一一骂了个遍。人类的养尊处优已使人种退化得不如一只兔子，甚至一个七星瓢虫。“牛在这个时候，真恨不得在某一个夜里，闯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家里，强奸了所有的女人，让人种强起来野起来！”（第254页）奇怪的是，这恰好是当今那些到处寻找“真正的男子汉”的女人们所暗中渴望的。当然，这种男子汉如果不是采取粗暴的兽性，而是像庄之蝶那样采取文化的、纯情的方式，将更得女人们的欢心。中国人需要的并不是真正兽性的阳刚之气，而是一种具有阳刚之气的文化。但很可惜，这文化恰好是阴柔的、扼杀阳刚之气的。于是众多的小说家便发挥自己天才的想象力，捏造出了像庄之蝶、章永璘这一类既有高雅的文化情致、又具有令人羡慕的性能力和“野性”的男人形象，其实不过是一种画饼充饥的空想罢了。
因此，庄之蝶的虚假，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缺少这样的实例，也不是贾平凹刻意构想出来的那些情节（如头一次见面一个文化人就可以和一个陌生女人两厢情愿地上床）如同天方夜谭，而是根本上的不可能。中国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即越是真诚的文化人越是表现出性无能（其结果是怕老婆、“妻管严”），只有那种“两面人”，才能在“文化”的面具底下为人的本能和野性（兽性）留下一席之地；再就是那些缺少文化教养的村夫村妇，他们的野性较少受到残害和压抑，反而有一种轻松自如但痞里痞气的表露和发挥。中国文化人在性心理上的这种心理障碍，不是通过文化上、思想观念上的“回归原始”可以消除的，正相反，当他把这种回归当作一种高超、纯净的文化来追求、来标榜时，他只是突现了自己已被这个文化本身禁锢的毫无出路的绝望状态，从而更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导致虚火上升而底气不足。这正是当今文人们以各种方式冒充阳刚之气的内心根由，也是许多文人不仅在作品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渴望堕落”、玩味粗野、流于鄙俗的最终根由。我们看对庄之蝶和阿灿**的描写，就深感文化人对轰轰烈烈的爱的想象是何等可笑（第303页）。
所以在《废都》中，庄之蝶对现存文化的一切否定和愤激之词都带给人一种“理念先行”、无的放矢的印象。人们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他在其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世道，他为什么那么深恶痛绝。我们倒是能够合理想象：这只不过是当今文人的一种姿态，一种愤世嫉俗的时髦，仿佛不如此便显不出文化的高超和思想的先锋似的。庄之蝶把哀乐捧为最上乘的音乐向人家推荐，说“只有这音乐能安妥人心”，就显得有几分做派；唐宛儿说别人不讲究是邋遢，“他不讲究就是潇洒哩！”（第32页）倒是点出了庄之蝶故意邋里邋遢的本意。当今世界真如牛月清的老太太说的：“让戴面具不戴，连妆也不化，人的真面目怎么能让外人看了？”（第40页）其实老太太的担忧是多余的。真诚如庄之蝶，也是有自己的面具的，只是他并不自觉罢了。不戴面具就是面具，而且是更隐秘的面具；否定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这就是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真正的睿智之所在。庄之蝶并没有表露出真正的内心矛盾和冲突，尽管他满脸一副“苦莫大焉”的模样，作者和许多读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对他的生活羡慕得要死，觉得他哪怕做了“花下鬼”，也不枉风流潇洒了一世。从作者对庄之蝶的这种欣赏和美化中，我们不难猜到事情背后的真相：这一切手到擒来的风流韵事和要死要活的感情纠葛都是作者胡编出来的，现实中的庄之蝶实际上被周围社会和自己头脑里的传统观念束缚得一动也不敢动，即所谓“有贼心无贼胆”。这才能解释他对这个社会所通行的伦常规范的深仇大恨。人与人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容易沟通的，尤其不容易以“文化”为媒介沟通。读过庄之蝶的书就想和他上床的女人也许不是没有，但那只属于“意**”的范畴，从那里进到“皮肤滥**”还有着漫长的路程，而且往往是半途而废。因为这两者潜伏着内在的矛盾，即“意**”是以对方的贞洁为基础的，一旦实现为**，便是对这基础的破坏；理想一旦破灭，便将“文化”降格为“痞”了。当贾平凹自以为他可以用劳伦斯的审美眼光来看待这种痞，来把**上升为一种人类生命最美丽的花朵时，他似乎忘了，查泰莱夫人既不是看中梅乐士的名气，也丝毫没想到对方的文才，而仅仅是坦然面对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对一个健康有力的男人的自然需要而已。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化、也就是庄之蝶身上吸引女人的那种文化所极力鄙薄和斩杀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像庄之蝶这样诚实的文化人，身处当今这样一个四处埋伏着物欲、情欲和阴谋的社会，怎么可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反而像真正的儿童那样动辄敞开自己隐秘的心扉，不但未遭暗算反而屡屡中的、逍遥法外呢？怎么可能轻易就获得众多女人死心塌地的真情、获得那么多“以心换心”的挚爱（这种挚爱甚至超越于正常的嫉妒心之上，使庄之蝶被当作人人为之献身的神来崇拜）？作者最后让他悲悲戚戚地死于心脏的不堪负担，正如那头奶牛死于现代文明一样；但其实，使他毁灭的并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灵魂的绝症。
显然，是贾平凹“寻根”的理念制造出了这一切幻觉。他陶醉于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士大夫梦寐以求的回归理想，而未发觉这一理想一开始就是既不合逻辑也不合生命自身的规律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将来更不存在退回到原始人类如同赤子般互不防范的社会状态中去的可能。人们历来用远古大同理想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贴金，不过是利用了大众文化的不成熟、不独立以便理所当然地充当家长罢了。在这方面，文人士大夫千篇一律地成为这个大众文化的幼稚性和依赖性的代表或代言人。这不仅使他们在权力面前本能地作赤诚状、纯洁状和婴儿状，而且使他们即使在拒斥和远离权力、甚至成为世俗社会的愤激的批判者时，也显得那样幼稚天真，充其量是一个儿童的自暴自弃。如果说，当年屈原的自沉还表明了一种真正儿童式的真纯的话，那么当今文人所标榜的“陆沉”则更多的是一种市侩的狡狯。人们现在已经知道，“不活白不活”，对世俗的反抗居然也可以用来作为自己在世俗生活中谋取平日被自己和社会所压抑着的世俗欲求的诱饵，使这种世俗欲求成了冠冕堂皇的“个性解放”、“思想启蒙”，成了最先锋的济世和救世宣言。似乎当人们在一天早晨醒来，发现一切文化都只不过是鬼话，人们只要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走上大街展示赤诚，就既可以使自己获得为所欲为的快乐人生，又使社会民风淳朴、不生机心，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庄之蝶只不过是率先身体力行了这一理想而已，属于“先赤起来的”一部分人。
可见，对“废都”的怀念绝不是一种进取的思想，更不是什么启蒙思想（尽管它以西方最激进的文化批判为参照），而是放弃主动思想，听凭自己未经反思的情感欲望和本能来引领自己的思想（跟着感觉走）。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安妥破碎的灵魂”云云只不过是对一切思想的解构，使自己的灵魂融化于那充塞于天地间、如怨如诉的世纪末氛围之中，以自造的幻影充当自欺欺人的逃路而已。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灵魂的本真痛苦，一切“我好痛苦好痛苦、好孤独好孤独”的自诉都只是在撒娇做派，意在求得他人的呵护和爱抚。当代作家的灵魂何时才能真正振作起来、奋发起来，不是陷入陈旧的语言圈套而走向失语，而是努力为自己创造新的语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