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的思想倾向上说，王朔和张承志似乎是对立的两极，前者是看破红尘后与世俗同流合污、痞，后者是坚持最彻底、最纯洁的道德理想，是极端的纯情。然而从精神实质来看，他们两人却有着原则上的根本的一致，即他们都想完全无保留地使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最底层的民众融为一体。这与“红卫兵精神”、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使一种图腾式的大众崇拜带上了大众固有的痞性。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都具有一种“民粹”意识，它历来主张知识分子要懂得民众的疾苦，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救主。正如当年俄国的“民粹派”到民间去穿草鞋、吃粗粮、干农活一样，“五四青年”到农村去，60年代上山下乡，“文革”的发动群众、忆苦思甜，结果使知识分子不但大众化、平民化了，同时也痞子化了。王朔难道不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模范吗？当代痞子文学只不过是首肯了这一方向，主张要想为民众说话，首先要放下架子，自己成为地道的民众，即最底层的痞子，就要说痞话。一切社会都有痞子，但中国的特点是痞成为通行的规则（尽管痞本身意味着无规则、胡来、原始自然）。所以王朔在痞时感到自己真正纯洁，他回归到了自然本性。张承志同样拒斥对这自然本性的一切文雅和教化的提升。当代中国人的灵魂在挣扎中左冲右突，最后总是回归到原始和儿童的纯真。人们说，王朔使人感到自己成了动物。真是这样吗？非也！王朔把人的动物性的痞理解为纯情，这无异于一种自欺。人要真感到自己成了动物，他会有种内心本真的痛苦。王朔却感到怡然自得，超然洒脱，自我欣赏，以为这才是人的真性情，才上升到了老庄和禅悦的境界。这只是一条自造的逃路，他的无出路正在于没有异化感，没有要摆脱非人状态的内在冲动。人们又说，张承志追求的是“清洁的精神”。真是如此吗？非也！张承志把人和动物之间的生存状态作为精神保持“清洁”的条件，这种精神拒绝和害怕一切文化的发展与成熟，逃避人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停滞、倒退、心怀嫉恨的精神，一种遏制精神的健康发展的精神。他的无出路在于这种精神骨子里的反人文性和自我毁灭性。世纪末的中国人，要寻找的绝不是这样的灵魂。

由此可见，王朔和张承志所表现的，是痞和纯情的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他们各自立于自身的立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对方的立场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各有自己尚不彻底、尚未看透的地方。真正看透了中国人的人心、人性的，是贾平凹，特别是他的《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