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与“皮肤滥**”的这种“理一分殊”的“辩证结合”，在章永璘毅然决然地、深思熟虑地、有计划有预谋地去嫖妓时便发挥到了极致。事前，他如临大敌，竟然用上了一条毛主席语录：“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并给自己找出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来壮胆：“你知道你在开始反叛，你要努力挣脱三十多年来给你施加的影响和教育。但你无力，你只能用堕落来表现超越，用堕落来表现你的抗议。因为一切美好的词句，那些高尚的诱人的语言，都被批判者所垄断。你要越出批判者的规范只有坠到泥坑当中去。没有别的出路……”他还引用另一位诗人的话说：“只有在中国变成一个大妓院时，中国才能进步！”（第239页）好了，够了！来试试身手吧！可是不行，他决不能像真正的嫖客那样一上来就动手动脚。“你怎么也要想些话来说，为了**而**，把**仅仅限于动作，这不是你的习惯。在**上你是个抒情诗人”（第240页），“你要加强**前的抒情性，你说：‘你很像我的一个女朋友。’虽然你并没有从她的眼睛里、从她的脸上找到你任何一个女朋友的影子。‘是吗，那很好。’”

你感到她的语言和她面孔的表情都是平板的。在她有力的手下，抵制了你的移情性。你越来越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物件。一会儿，她俯下头，又要动用她的舌头。你闭起了眼睛。正在这时，“砰！”你听见了一声枪声。（第241页）

你便清醒地意识到你再也没有能力和她**了。（第242页）

章永璘抽出一百美元钞票赏给姑娘以免她瞧不起自己，这更显出他的猥琐渺小和可笑。这真是丢尽了脸面，丢尽了他那一套一套振振有词的辩证法的脸面，丢尽了高深莫测的中国文化的脸面。他只有“仰望苍天，用中国话大声地喊了一句：‘完了！’”（第243页）事实证明，“我既丧失了堕落的能力，也丧失了进入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能力”（第246页），证明中国即使变成了一个“大妓院”，中国也不能“进步”，证明“意**”一碰上真正的“皮肤滥**”就不堪一击，全线崩溃，就暴露出一直被玄奥云雾遮蔽着的**。但章永璘把这场惨败的原因归结为“那颗子弹早就射进了我的大脑”，即归结为他年轻时代所受到的外部心理创伤，而不承认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与生俱来的本质的孱弱，这只不过是为自己能够再次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强充好汉、自欺欺人而放出的烟幕。正如阿Q一样，他甚至有点赞美起那“枪声”来了，因为它既给他带来恐惧，也给他带来兴奋，使他终生具有“活力”，乃至保持了令西方人羡慕的“标准身材”（第247页）！但他毕竟比没有文化的阿Q聪明，直到他在马缨花那里试图给自己的故事画上一个圆圈时，他也因为未能真正做到自圆其说而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深感歉意。“这时我想请求谁原谅，也想我对别人同样应该宽恕，但是我想了半天仍然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和别人有什么错。”“别再谴责我吧！即使是将来枪手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武器（我并不敢抱这样的希望），我也会把一个血窟窿还回去，因为那颗子弹始终压迫着我的一根脑神经。”（第248页）就是说，即使不再有外来的迫害，他也注定要自己迫害自己了，谁还忍心去谴责他呢？

这种绝望的悲鸣和告饶，已经不再是大团圆的气氛。章永璘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问题。《习惯死亡》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提出了问题。这问题就是：我（或中国知识分子）究竟错在哪里？但这个人和这本书的糟糕之处也正在于，他在搞清这个致命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之前，就已经在预先乞求别人的原谅和宽恕，并以主动地自戕和自轻自贱来换取人们的同情和怜悯，来模糊问题的实质了。这充分表现了主人公思想深处的懦弱无力、生命力可耻的颓丧和沉沦。故事的结局已把全书那些最为春风得意神采飞扬的情节从半空中打落到了最见不得人的讳莫如深的处所，作者和主人公却仍然在留恋和欣赏自己在故事中的深刻、机智、抒情和潇洒，乐不思蜀、乐而忘返，而将乐极生悲的终点尽可能推延和一笔带过。至少，作者自己以为他在这本书中已经尽其所能地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他没有隐瞒什么和回避什么。“他说他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小说把自己全部暴露出来，让女人知道男人究竟是一种什么讨厌的动物。”（第176页）这实际上是他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评价。他同意这种看法：“西方的艺术是想着如何把真实表达得更美更具有个性，我们大陆人还仅仅停留在争取把真实表现出来的阶段。”（第114页）这从某种表面层次上来说是对的。但真正说来，没有个性却能把真实表现出来，“把自己全部暴露出来”，这对于艺术来说只是一个神话。没有个性的艺术肯定是虚假的艺术。在艺术上要做到客观真实，绝对必须要有个性，有生命的力量。章永璘的生命力已达到了一个中国文化人生命力的极限，他甚至已看出一切的一切都错在自己身上，因而提出了“重新创造”新人的历史使命。但他再无能力去进行这种创造，只能在意**和皮肤滥**之间、文明和野蛮之间、成熟与返回到子宫之间、语言和失语之间左冲右突，最终不能不陷入虚假和伪善，成为对现实和自己灵魂的粉饰。他不明白一个真理：真诚不是一个人想要做到就能做到的，这需要艰苦的努力和运思去挖掘自己的灵魂，需要痛苦的自我反省和怀疑，需要否定自己的否定、批判自己的批判。这是一个比外在的苦难历程更为痛苦而且绝无安慰的过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些更有个性的作家是如何在推进中国人的灵魂深度、展示中国人的生存实况的。在这些作家中，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王朔。这不光是由于他的名声巨大并长久不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中国当代灵魂的一个极端的环节，一种不可或缺的内涵，这就是所谓“痞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