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痞子精神在张贤亮那里已经具备着了。当他笔下的章永璘一门心思要返回到原点、回归到原始本能和性与死的同一时，甚至更早，当他在马缨花面前操起粪叉忍无可忍地和海喜喜干仗（《绿化树》）时，他内心根深蒂固的痞子意识就已经觉醒了。表面上，他是在社会最底层受到社会渣滓和劳改犯们的痞性的熏陶濡染，而具有了看破一切的痞子眼光；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他从小受到的文化教养中所包藏的隐秘面在适当的气候环境下的自然滋长。章永璘正如其他许多文化人一样早已被文化造就了“才子加流氓”的秉性。只不过他自以为，80年代他的流氓本性的大暴露是一种文化上的提高和升华（如他说：“把相爱仅仅等同于**，人类的爱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了升华。”《习惯死亡》第71页）。他自始至终不认为也不承认自己生来有流氓性、痞性，而一直都以一个受过伤害但仍然儒雅而深刻的文化人自居。所以他“渴望堕落”而不能。“他只想去哪里寻副真正的人的面具来戴上，使他能像一个真正的人腰板挺直地活着或死去”（《习惯死亡》第l84页），因而他没有真正看透中国人、至少是中国文化人的这种完全无望的绝境，只好用自欺来糊弄自己。

相反，王朔则是真正绝望了。他开始突破了张贤亮的自欺。在他看来，一切漂亮美丽温柔儒雅的“真正的人的面具”都是伪善，艺术家的真实使命在今天首先就是要揭穿伪善。他对一切能够燃起人对人性的些微希望的言词都怀有高度的警惕，并报以辛辣的嘲讽，以至于人们认为他甚至根本就不想再成为人，因为他写下了《千万别把我当人》。他破除了传统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还具有某种人性因素的最后一点信念。在这种意义上，我把他放在世纪末灵魂的高于张贤亮的一个层次上来讨论。他展示了90年代文学的另一种生存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