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孤独除了体现在性观念上外，就是体现在政治生活上。“一个男人总是随时随地面临着两样东西的进攻：一个是女人一个是政治。”（第170页）这是章永璘数十年苦难生涯的总结。书的第四部写到章永璘在美国听到他的小说在大陆又受到批判的消息，他吓坏了。“他现在盼望着身边有一个人。只要一听到‘受批判’，第一个条件反射是立即有一股冰凉的孤独感淋遍全身。”（第169页）受批判就是受孤独，要爱一个女人就是要求自己孤独地向一个女人突进，这两者都是同样的可怕，比死还可怕。所以“‘文化革命’中中国人竟然如此残暴、如此荒诞不经，多半有性压抑的原因。”（第177页）不同的是，性压抑在现在已经可以通过逃到西方的观念，甚至西方女人的**来解除，政治上的“恐独症”却是任何外来文化所无能为力的。章永璘在和女电影演员重逢时说：“‘我们’是谁？我们是‘被搞乱了的一代’。”他是在重复女演员的话：“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生活被搞乱了，好像连上帝预先给我们安排的命运都被搞乱了！”但什么叫“搞乱了”，书中始终没有交代。其实，“搞乱了”就是回复到了原点、混沌，就是你我不分、生死不分、人鬼不分、人与物不分，全都互相掺和、搅混。“你被‘搞乱了’你也‘搞乱了’别人”，“墓地其实就是再生之地。这样想你便会感到这个世界上并无什么罪恶可言，所有的罪恶都功德无量。”（第213页）“原来在这里完全没有人为的规范。”（第177—213页）哪怕是一棵树，也只有用铁丝网围起来才能幸免于他人的干扰和侵害（第228页）。所以，“搞乱了”正是每个中国人灵魂中害怕孤独，总想与别人（也与天地）“同在”、掺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根本倾向。“不是什么别人喜欢搞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喜欢别人这样搞他们，就像孩子喜欢有人把他陡地抛到空中，又陡地悠到**。”（第218页）有的人写检讨有瘾，就是指望通过诚恳地痛骂自己，而再次从**被悠到空中。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章永璘还觉得这种“搞乱”比死更可怕呢？为什么每个中国人回忆这种乱局会心有余悸呢？“中国人确实不怕死，但不怕死的人却并没有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就是因为我们除死亡以外却怕着别的什么东西。那么怕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比死还可怕呢？我真没有想透。”（第179页）其实，“搞乱”是中国人害怕孤独的表现，“害怕搞乱”同样也是中国人害怕孤独的表现。真正说来，中国人害怕的不是“搞乱”，而是在乱中及乱完之后自己被钉在“不许乱说乱动”的位置上，正如中国人不怕写检讨，怕的是这检讨不被上级和群众通过，永远被逼着交代问题。所以只要没有这种顾虑，中国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过不几年就盼望来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那些与群众稍有不同的人的“尊严、爱情、自尊和自信以及与群体的认同感”剥夺殆尽（第188页）。“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有人高兴有人愁的运动。章永璘当时如果给他一个整别人以救自己的机会，他未必不会活得有滋有味兴致勃勃。只是由于在这场运动中每个整别人的人到头来都挨了整，所以它才不像过去那些运动那样总是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而遭到了“全盘否定”（但直到今天也还有些没吃够亏的人在喃喃地念叨着它的“光明面”）。谁能说这场运动不是中国有史以来全民族的一次大融合呢？在大串联中，在揪斗“走资派”中，在派性斗争中，上下级之间、父母子女兄弟之间、有钱没钱之间、有文化没文化之间、高贵与卑贱之间的一切界限均被打破。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互相“搞乱”，以“革命”的名义彼此渗透。就连过去那些“牛鬼蛇神”（如右派），也都蠢蠢欲动地想在这场运动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确实做到了与那些“走资派”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平起平坐、彼此彼此。这是一场人人都渴望投入群体怀抱的运动。如果一定要追问什么比死还可怕、或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话，那么唯一的回答只能是：对“群体认同感”的剥夺，或者是归还。

但群体认同感不仅表现在空间并列的同时性上，而且表现在时间先后的历时性上，这就是对上一代人，乃至对死人的认同。章永璘时时不忘自己是“强盗的子孙”，他祖先的声音在他的梦境中，在他的心灵深处震响。他从他父亲30年前的情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对女人的趣味。他以为“不断追查祖宗八代和不断地批判传统的结果却是使每个人都失去了祖宗也失去了传统，每个人都成了断了线的风筝在天空飘来**去”（第192页）。要是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其实被追查祖宗八代被断了传统的只是那些“黑七类”，为的是“红五类”的祖宗八代和“革命传统”更加一脉相承。并不是对传统的看重使我们失去了传统，而是对传统的批判恰好更加巩固了传统。他在父亲的女人身上蓦然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他……他在几个女人身上所做过的事其实是亘古以来不断发生的事的不断重复”（第199页），他“竟然会把自己、自己的父亲和目前对他展开批判的批判者全搅合在一起”（第201页）。因此并没有他、你、我，没有“人”，只有“我们”，只有亘古不变的传统！

于是这传统就积淀为地下层层叠叠的白骨。章永璘回忆起在劳改队，为了糊弄那些向队上索要已故劳改犯骨殖的家属而被派往乱葬冈子挖死人骨头的事。那些骨头都是些无主的骨头，张三的或是李四的根本不重要。“我们这代人真是连骨头都被搞乱了！谁知道我们身体里支撑着肉体的骨头是不是我们原来的骨头！”（第209页）事实上也是如此。人活着时就恨不能把自己的心挖出来交给别人，交给大家或“群众”，死了何必在乎哪根骨头或哪副骨架是自己的呢？人生前或死后都不是自己，生前只是呼口号时一致举起的一片树林般整齐的手臂，死后则是被野兽飞禽叼乱和“打成一片”了的森森白骨。章永璘想起《红楼梦》中“贾天祥正照风月鉴”的故事，这整个挖骨头的工作恰好就是风月宝鉴的一个放大了的象征。但章永璘的观点比曹雪芹更进步、更现代化了，他表明中国人“既能看风月宝鉴的正面也能看它的反面”，即不仅能从一个美丽的胴体中看出一副骨架来，也有本事从一副枯骨中看出一具美丽的胴体来。现代中国人决不会由于对白骨的恐惧而妨碍他**的情绪。他甚至可以凭一副带长辫子的女人骨架而引发无限浪漫温柔的美好联想！他认为真正的大彻大悟就是发现“女人最美的不是她的肉体而是她的骨头……肉体已经定型并且还会衰老，不变的骨头上却可以产生出无尽的想象，你想象那副骨头上的肉体有多美，她便有多美”（第221页）。贾天祥当年若进化到这一步，他也许就不会撒手凡尘了。现代中国人的“意**”水平早已比几个世纪前高了不止一个层次。这种意**已不只是随时移情于一个一个“水做的”清纯女子，而是彻底地普遍化为没有形体的（“气做的”）“裸裎的灵魂”，而“以这种随时随地都能**的姿态飘逸在宇宙空间”（第206页）。当然，它也能够附着在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身上，他可以要求他的长头发的情人按照那副枯骨的头发式样编一条长长的辫子，以便“心安理得地与她**”（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