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作家们一提到“文明”和“野蛮”的话题，便会眼睛放光、笔底顺畅起来，那倾向，大抵是说野蛮要比文明好，更美也更有刺激性。莫言的《红高粱》曾使我们在这方面大开眼界。遗憾的是他还只是站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土埂上自吹自擂，而并没有把擂台摆到美国去的奢望。张贤亮却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西洋景（或“国际舞台”）。他让“野蛮的”（或自以为野蛮的）章永璘与浸透了西方文明的台湾女导游在同一张**较量，互相扒下了“胎膜”。“我们都同时用原始的力量恢复到原始状态。我们都闻到了洞穴和森林中潮湿的气味。我们一起体验到野蛮人的快乐。从文明到野蛮和从野蛮到文明同样艰难。但我们竟一步就跨过了一万年。”（第92页）“我想我们两人大概是一人这时要从文明走向野蛮一人这时要从野蛮走向文明恰好在某一点上碰撞上了。”（第93页）显然，在这场文明和野蛮的较量中，代表“野蛮”的章永璘是绝对的胜利者，是控制局面的一方，因为整个**都是向原始状态的复归，是向章永璘的“老家”的回归。野蛮在自己的“家门口”打败了文明。所以章永璘故作天真地说“这一撞把我撞懵在文明和野蛮的交叉口。我不知道是应该向文明走还是应该向野蛮走”（第93页），实在是言不由衷。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在文明面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只有对自身野蛮的得意。甚至当他此时联想到当年野蛮地遭到“枪毙”的全过程（第94—104页）时，他仍然骄傲地想“我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受苦的人而现在却叫我去享受我便会比受苦还难受”（第109页）。面对现代文明的压力他动不动就冒出一句劳改队的痞话。他觉得既然他已经死过好几次他这条小命是捡来的他就可以向整个世界任意发泄他心中的“暴戾之气”。（正如王朔表明的：我是流氓我怕谁！）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衬托下突现出来的这种“野蛮”是非常脆弱的，它其实并不是真正原始强健的生命力，而是另一种扭曲变形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古老程度、悠久历史和深邃城府远远超过西方文明，与它相比，西方文明简直是小儿科。章永璘已经做到了连死都不怕，但千万别以为他因此就成了一头无所畏惧的狼。“我不害怕死，但害怕恐惧。最害怕的是恐惧着，又不知道为什么。”（第117—118页）其实他完全知道为什么，这就是害怕孤独，即“害怕我好像和他们不一样”，“我总是在追求和别人一样”。与大家一样，即使是死，他也会感到“很美”甚至“自由”（第121页）。这就绝不是野蛮人能做得到的了。这种懦弱的人格一旦遭到孤立，就会被人看出“这小伙子的球跟他妈的蚕豆那么大一点”，“连鬼看了都笑话”（第123页）。很难想象，这“蚕豆那么大一点”的东西中藏有多少原始生命力，能够应付那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的**”。这要么就是吹牛，要么就是台湾人毕竟还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中，章永璘是老资格的统治者，女导游则是未经世故的儿童。所以，“非常令我惊诧的是我以前在大陆可爱的政治教育完全可以用来对付你在爱情上的要求，好像我自小到大就在一所欺骗女人的学校就读”（第139页）。也就是说，他用来满足女导游的绝不真正是他原始的生命力，而是他的“文化”，这种文化天生有一种恋母的倾向，即在自己的性对象身上把自己变成婴儿。“我多么想从你身上回到我母亲的身上去”（第140页），即回到母亲子宫里去。这种恋母情结表现在社会文化上，就是回到群体、集体的怀抱里去，这正是害怕孤独的心理根源。

章永璘却似乎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抱怨“阶级路线”的贯彻使他与母亲成为势不两立，教导他爱领袖就必须“胸中充满仇恨”，从而导致了他在女人面前的**病（第143页）。但他没有看到，阶级路线其实给他找到了另一个更伟大的母亲，这就是“群众”。**病的病根正是对这另一个母亲的爱恋。“应该”之爱（“阶级感情”等等）其实就植根在他固有的恋母情结之中，因而使他噤若寒蝉、无法反驳，“仅仅用一根手指就推倒了我原始的爱情”（第143页）。因此他返回这种恋母倾向丝毫也不能使他从根本上健全起来，而只能使他更进一步地放弃自己、融化自己，取消自己在子宫外的独立存在。无怪乎“我刨遍了胸膛里每一个角落都发现不了那份要付给你的爱藏在哪里”（第144页）。这并不是别的什么人把他的爱清除出去了，而是他自己的恋母倾向使他永远无法建立起成年人的独立的爱情，永远把他推向婴儿和胚胎的境地；并不是“对我多年的批判养成了我时时自我批判的习惯”（第124页），而恰好是他从小不愿意长大，眷恋母亲的**和子宫，使得他对自己身上任何超出婴儿的改变和发育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才导致了他对外来的批判（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批判他不纯洁）心悦诚服，心领神会，奉为圭臬。所以，“他之所以那么害怕批判是因为批判者的声音早就在他自己心里叽叽喳喳，那是他不断自我批判的继续”（第200页）。恋母转化为眷恋群体，害怕孤独甚于害怕死亡（因为肉体的死亡至少还说明与母亲的某种联系，而对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孤独意味着纯粹的被否定、无）；自我批判、自我取消导致**。

看来唯一能突破恋母情结的就是人类原始本能的性成熟了。恋母的文化毕竟是非自然的和反自然的。当年章永璘的**病的治愈并不是由于投身于群体文化之中（如作者可能会认为的），而正是由于暂时游离于群体文化之外，是由于文化的松弛和疏忽使他得以展示了一个成熟男人的能耐（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此，在中国，性能力的健康成长或恢复通常都是通过反文化或钻文化的空子才获得了一席之地。这种对文化的抗拒使中国人真实的**显得特别“痞”，它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甚至长期以来是无名的、匿名的。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倘若他不愿意“堕落”，不愿意口是心非（“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就必须自觉地禁绝性快感和**。有文化的中国人的楷模和样板就是无性人（如“样板戏”中那些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物）。然而，有文化的中国人至今还在绵绵不绝，这件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原则本质上的虚伪性、自相矛盾性。所以退而求其次，文化原则要求中国人在**时至少不要显得太张狂、太“痞”，要有节制和克制，要有文化和想到文化（如传宗接代、弘扬和光大祖宗基业等）。这使得中国人的**索然无味。幸好中国历来文化人不多，群众“文化素质”不高，否则很难想象今天能发展成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章永璘当然是文化人并且一心想继续做一个文化人，虽然他对这个文化的仇恨和诅咒胀满了心胸，但他仍然死抱着这个文化原则不放，问题似乎只在于如何使这个原则与他的原始本能相调和，否则他就会“始终对爱心有余悸，就和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一样”。现在，一个代表西方文化的可人儿来到了他面前，这可人儿以一种“太文明化了”的语言告诉他，他不必为自己的性欲感到羞耻，也用不着苦苦追求那超出性欲之上的特别意义。“是你，指导我落在性欲的满足上，原来这就是爱。”（第145页）“是你教我知道了**就等于爱，这样我便安心了，我用不着再去寻找什么爱的‘意义’。”（第153页）现代解释学认为人只看见他想要看见的东西。章永璘从西方文明中看出的正是他长期以来所想望而又不能名正言顺地说出来的东西。他从另一种文化中获得了表达这种东西的文化语言。他不再担心自己的堕落，他感到这种堕落其实是一种更高的文明，是西方人想望都想望不到的。他今天是以一种赐予者的姿态把中国文化最不可言传的奥秘“弘扬”到了西方女人的**。

但另一方面，台湾女导游在他身上追求的却是**的“意义”，野蛮和痞在西方文化中都有了意义，都被“意义化”了。在她看来，语言本身不是空壳，也不是挡箭牌，而正是这种意义的“文化”（文明化）的表达，因而是美丽的（“一只狼”是美丽的）。当章永璘滔滔不绝地向她说着大话、空话和谎话时她却在如醉如痴地欣赏着这些话的“意义”。她并不注重这些话的真假，她看重的是形式。只有章永璘（和一般中国人）才一心只想到形式底下的实质性的内容（如是否能占到便宜）。这就是两种文化在他们两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既相交叉又相错过的奇怪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