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习惯死亡”实际上就是习惯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这一点，是在章永璘一开始想自杀，后来发现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兴趣或没有勇气自己去死时，便早已真相大白了的。“自杀未遂完全败坏了他的勇气”，“他虽然活了下来，但从此便善于欺骗自己和善于欺骗别人”（第5页）。于是“完了”这个词便从此跟定了他，告诉他哪怕他处在生命力的巅峰状态（如在**时），他也早已经“完了”。“所以他经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他的习惯”（第6页），正如生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是一种习惯一样。他已经“没有力气和没有心思去寻死”了。然而，章永璘自以为这次自杀演习使他上升到了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境界，以为当他想用语言来探讨死和生命的“意义”时他便“堕落”了，陷入了“华丽夸张矫情之词”（第5—6页），这都实实在在地暴露了语言（汉语）本身的匮乏不是别的，正是生命力的匮乏，即不得不被动地、动物式地接受自己的生死命运。当语言作为一个先于每个人的生存而编织好了的严密体系从“术士”的口里一串一串被带出来的时候（第7页），它必然只能是华丽夸张矫情乏味的，并且会诱骗人们在“真实的现实”上碰得头破血流痛不欲生（第6页）。但其实语言本应当是“存在的家”，应当是人类生命力的创意和表达。自己没有力量创造语言，却责怪语言的贫乏矫饰，妄想躲入“玄奥神秘”之中显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这不仅是章永璘，而且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在能量耗尽、万般无奈之中仍然能摆出得意洋洋的架势的方便法门。而章永璘高出许多文化人的地方便在于，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失语”状态的尴尬，并觉察到语言的山穷水尽绝不是什么值得自吹自擂的“民族文化传统”，也毫无耐人寻味的“深意”，而是直接把人引到了死亡面前。章永璘发现，从他自己嘴里出来的“爱情要以悲剧结束才显得美满”这句玄而又玄的、貌似深刻的话，其实什么意思也没有，它相当于当年劳改队审讯记录上的一连串“不语”和最后一句“你说要枪毙就枪毙好了”（第12—13页）。他意识到这句故作高深的话其实“并没有许诺什么”，“不过是调情中无话找话罢了”（第14页）。然而，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和女人说的每一句话最终都会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时，他“超出性欲的需要”还能寻求到什么呢？语言的丧失就是爱情的丧失，就是事情的“结束—终点”，所以“实际上他在和她、和任何一个女人在进入爱情之前就已经负心”。他还不甘心，仍然要努力一再地提出“爱情是什么”这一到死也未能得到答案的问题，而事实告诉他的常常是：爱情在其“最高音符”上“只不过是**裸的肉体接触罢了！”（第16页）而且每当**时就有枪声在他脑子里爆响，清除掉了一切语言垃圾，他就会意识到死：“完了！”

面对这种失语的绝望，章永璘丝毫也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要“重新创造语言”。说“不可能”，是因为那确实太难了，那不是发明一个词、一句话，而是要求一个人改变整个语词体系。全部语词要重新编排，而且不能乱来，必须有强大的生命力作根据。这不是一个孱弱的、刚刚剥了壳的灵魂所能承担的。相反，他才刚刚动弹了一下就恐怕人家会说他语无伦次像了乔依斯福克纳（第105页）。其实他在语言表达上是绝对规矩和规范的，他并没有触动这个森严体系的一根毫毛，而只不过在它的重压下发出了一声呻吟而已。他甚至为自己的语言合乎规范而自鸣得意，以为“中国不停的政治运动不断地成批成批造就出语言大师”，“不会说话的人全死了”（第86页），得意中又带有伤感和自嘲。于是他真正能够做的就是换一个环境（语言环境），到国外去透一透空气。

他到了旧金山，在过去的朋友乔的妻子静慧家里歇息，眼前出现了也在美国的那位电影演员、他的旧情人的幻觉。他想象他们从容地**（第24—27页）。尽管他自己早已对她不忠，他却仍然对她不能忘怀，并为自己的“不断叛变”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即“每一次恋爱”他都是“全心地投入进去”（第29页，又见第170页），而没有半点轻薄的想法。这种理由我们在后面将看到，也是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废都》）、顾城笔下的他自己（《英儿》）的理直气壮的理由。但正如那两位一样，章永璘也对电影演员另有所属心怀妒忌，这仔细想来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你有“不断叛变”的理由，你就没有妒忌的理由，反之亦然，除非你是皇帝、可汗或凌驾于各个性对象之上的“唯一者”。电影演员要嫁给美国佬，而他自己对电影演员的恋情也早已是对他的初恋的背叛了，相互彼此彼此。这时他回忆起他和Y市的那个“她”的初恋（第35—48页）。当然，是命运把他们强行分开的。他并不欠她什么。可是，为什么他觉得现在写小说就相当于“写检讨”（第77页）呢？因为他是把自己的初恋当作自己的“良心”：“尔后你每当良心发现你便看到了她的脸……你以为你忘却了她而其实她已成为了你心中的古诗，她虽然失去了青春却也不会再衰老”（第78页）。所以他后来在台湾导游那里发现“只有**是真实的”时，就发出了“成熟其实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的惊呼（第65页），并且顺便给自己今天的玩世不恭提供了严肃的理由：“你想我经过了这些事情我哪里还有感情支付给你。”（第79页）这种玩世不恭似乎与真诚的爱情丝毫也不冲突，相反，这才是一个人大彻大悟了的真诚的表白，它是当代一切“渴望堕落”的文化人的真心话：“我们都是一群老娃娃，我们写累了想累了在生活中受够了然后想宣泄一下卑鄙，因为一味地高尚叫人受不了。我们要把卑劣和神圣的界限打破，使我们既体会到神圣又玩味到卑劣，既表现出高尚又得意于下流。”（第85页）这几乎就是王朔口吻。他就带着这种口吻在国际性的文学讨论会上夸夸其谈，说“中国作家经历了一系列苦难，我们的肚子里营养不良而脑袋里却相当充实”，但充实的脑袋里流出的却“全是幻想”（第85页）。随即他庄严地宣布：“文学，表现的是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第86页）他说这句大话时居然毫不害臊，似乎忘记了他的“反抗”连同他的“文学”在20年前只不过是**的伴奏这一事实。当然，现在这“幻想”又反过来成了一种性挑逗。果然，那位向往着“原始野蛮状态”的“太文明化了”的台湾女导游上钩了，她崇拜的是他身上那股子“原始的粗犷气味”和“强盗的子孙”的血统（第89页），而不明白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他倒是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狡猾，内心里觉得大陆人其实比台湾人、比全世界的文化人文明程度都高得多，只有他才能说出这样至深的道理：“真正的学问是说不出口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内心的体验只让它深深地埋藏于内心，千万别说出口。世界上的真理都无法证明，凡是能说得一清二楚的道理都掺着假。与其一本正经地说半真半假的话不如把一点内心体验嵌在玩笑里。”（第90页）这种坦白其实仍然是一种真正的城府和狡猾，他鄙薄了全世界的作家也鄙薄了自己，说了“倘若我会打烧饼的话我一定去卖烧饼”的假话，无非是想把自己装扮成一只“狼”，诱导台湾导游和他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