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惯死亡》中我们看到，章永璘在经历了劳改队九死一生的折磨和“文革”的假枪毙之后，一方面剥去了生命的一切伪装和装饰，只剩下了性（**或**），另一方面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死亡体验。他觉得自己早就是该死或已死的人，只是脑袋上欠着人家一颗子弹，这颗子弹总是在他和女人**时在脑子里轰然爆响。章永璘在“爱情三部曲”前两部中所得出的看似极具智慧的真理，即“**可以拯救一个男人”，一到他有机会满世界乱跑、和各种各样的女人**时，就全部垮台了。其实，他的欲望并不高，“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要进入一个什么理想的天堂，而是要把破碎的灵魂拼凑起来，大体上像个样子”，但到头来，他发现连这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幸福也是虚假的，痛苦也是虚假的，他的破碎已无可救药，他必须要重新创造。”（《习惯死亡》，载《张贤亮自选集之二》，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于是作者说，“我决定将他杀死”，也就是将一个早就该死，实际上已经死去多少次并一直死着的人，还他一个“行尸走肉”的真面目。这是作者在《习惯死亡》第一部中的总体交代。这种交代实在是了不起，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坦白承认自己的生存之根不在于心而在于性。“他心脏所在的部位空无一物”，心只不过是**的累赘，要杀死他只有对准他的**扣动扳机。“当我找到这地方时我发出暗笑，笑社会过去加予他的惩罚全都击错了部位。”（第19页）这一自杀性的交代的确具有耶稣基督现身说法的震撼力。当章永璘（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张贤亮）把自己慢慢地钉在十字架上时，全体中国人的灵魂，至少那些“运思”着的灵魂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破碎已“无可救药”，必须要“重新创造”。

小说的写法有些扑朔迷离，不仔细研究一番其中的“她”和“她”，“他”和“你”、“我”都究竟是些谁，还真会把人搅得昏头昏脑。好在中国的读者对“意识流”之类的写法早已不太陌生，只要有点耐心，还是不难看出来龙去脉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是说成了著名作家的章永璘在80年代末获准出国，原来想追寻过去的情人、电影演员“她”，不想“她”已和一个美国白人同居。百无聊赖的他在那块自由的土地上邂逅了一位女导游，在这位台湾女人那里受到再教育，领略了原始**的本味。后来他又重新见到了电影演员并与她重叙旧情，和她度过了疯狂的一夜后却得到了一声“谢谢你！”感到自己成了满足她四年性饥渴的工具（第177页）。在万念俱灰中他去见他父亲三十多年前的情人，由这老女人引起一连串关于“老”和“小”、生和死、灵魂和白骨的联想和回忆。在看穿了“风月宝鉴的背面”之后，他索性去“东方佳丽”玩妓女，这时才发现自己早已“丧失了堕落的能力”（第246页），只好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忍痛抽出一张百元美金大票给了妓女。最后是回到爱情故事的起点马缨花那里，并自嘲地说这就是他的“爱国主义”，使人感到整篇小说像一个画成了瓜子形的圆圈。作者反复说“我并不愿意写完这本书”，因为他觉得故事毕竟没有团圆，结局是虚假的。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不时地穿插着他在劳改队与一位女医生的失败的初恋，他与一位小姑娘一起被拉去陪法场假枪毙，他的无数次寻死的念头和求生的欲望，他与劳改队员们去乱葬场挖掘死去的劳改犯的白骨及对一具女性骨架的顶礼膜拜等一系列回忆镜头，还有他在巴黎与青年女子纳塔丽的短暂同居，以及想象中他在病**的弥留、台湾导游从国外赶回来为他送终的场景。

然而在小说中，读者自始至终都只看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已破碎到无可救药，却怎么也看不出如何“重新创造”自己的灵魂。因为作者尽管自认为已看透一切，心如古井，甚至表现出对一切的“宽容”（第181页），但一谈到过去，一谈到他所遭受到的各种残酷的“捉弄”，他就跌回到“伤痕文学”的水平上，不由得义愤填膺。当然，这种义愤填膺被聪明地裹上了一层“黑色幽默”的薄荷糖衣，换上了嬉皮和调侃的口气，但当一个人以这种姿态去指责时代、命运和那些不可胜数的“小人”“恶人”时，当他如数家珍地告诉别人，哪次哪次他受到了某人或某些人无端的、无理的欺凌时，当他无数次地悲叹自己的爱、自己的心被他人掏空、摧残和践踏时，他显然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本性是善良的、好的，他的“破碎”完全是外界和社会造成的，他现在即使变成了野兽、狼，也不是他的过错，反而使他有充分的理由自我炫耀，炫耀他本性的清纯和生命力的苍劲：这样，读者（也包括作者自己）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还需要对自己的灵魂做任何“重新创造”？这样的灵魂，虽然破碎到“无可救药”，但难道不是举世无双、不可企及？即便是自杀和死亡，也都显得那么美丽，惊心动魄，富于悲剧意义？无怪乎书中最后说：我想我的灵魂总算没有投错地方，只有这个国家能恩赐给我这么多挑战，使我终生具有活力直到我自己愿意去死（第247页）。如此自满自足的灵魂，又从哪里获得自我重新创造的动力呢？如果有来世的话，除了回归到过去那种纯洁的灵魂，以便再次经历劳改或“文革”的苦难历程，从而塑造出又一轮具有活力以至于渴望去死的真诚的行尸走肉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在这里，我们已经预先经历了中国新时期以来从新激进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虽然“新保守主义”这一思潮要到数年之后才在中国大陆形成某种学术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