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符号

语言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新单词被创造，旧单词被淘汰，单词的含义、发音、结构发生改变，语言的语法框架也随之发展。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语单词“piggin”描述的是小木桶，而现在，它的含义鲜为人知；还有，在古英语中，从句中的动词位于句末，“they knew then that they naked were”，这样的词序同样没有保留下来。埃及语也是一样的，早王朝时期使用的口语和记录它的文字在此之前已经发展了3000多年。

埃及统一国家的崛起必然会促进文字系统的发展，从而为国王及宫廷做精确的记录。传说中，埃及第一位国王美尼斯(Menes，“创建者”)在三角洲最下端建造了都城孟斐斯，这是国家的行政中心。孟斐斯的守护神是工匠神普塔(Ptah)，这并非偶然，人们相信普塔通过思考事物的名字而创造了世界。当普塔说出那些名字时，他就赋予了观念以形式，于是那些事物就诞生了。文字是以具体形式创造并记录观念的方法之一。在孟斐斯工作的书吏和官员将知识传授给他们的儿子，奠定了由掌握文字的官僚所构成的精英阶层的基础。从一开始，圣书体字就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草体字存在差异，后者更常见，也更广为人知。

埃及语中用来表示图像文字的单词是“medunetjer”，意为“神的话”(words of god)。这似乎被认为是象形文字的主要功能：帮助埃及人与他们的神进行交流。在主要与神和神庙相关的建筑中，以及在神圣世界接触世俗世界的地方(坟墓和墓地)，这都是可能的。除此之外，由于国王是人和神之间的媒介，因此几乎所有与国王相关的官方或纪念性的东西都要用圣书体书写。图画形式的象形文字的绘画或雕刻是一个很耗时的过程，书吏必须画出每一个鸟类符号(bird-sign)的每一根羽毛，这肯定会花费大量时间。对书吏来说，正式的象形文字书写并不高效，为了加快书写速度，他们发展出了一种速记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僧侣体”。用僧侣体书写的语言和用圣书体书写的语言并没有什么不同，二者继续并行使用。它们的差别就像是“装饰华丽的”书写(比如《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中的字母或《古兰经》中的书法)与“真实的”书写(草书)之间的差别。通常来说，文本越具有纪念意义(神庙、墓地、石碑)，用圣书体书写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埃及语具有双重性：语言和书写；圣书体和僧侣体。

纪念碑上的埃及语在发音和使用上有正规的限制，尤其到后来，它们听起来一定是古体的，并且有一些不自然。每当说或写这类埃及语时，便立即有种与神圣领域正式交流的意味(可以参照日语，与儿童交谈和与你的老板交谈，使用的称呼和正式程度都是不同的)。纪念碑上的圣书体是一种地位极高的语言。

字符

字符通常是从右向左书写和阅读的，但有时候也会从左向右读，特别是出于审美目的时。铭文既可以水平书写，也可以竖直书写。埃及语在形式上是灵活多变的，很容易根据书写的地方进行调整。埃及语中有具象的符号，比如动物、鸟、男人、女人、蛇或鱼，它们通常都是侧面的，这意味着它们要么朝左要么朝右。为了明确从哪个方向阅读铭文，所有的符号都朝向同一个方向，应从面朝符号的方向开始阅读。看下面这句话就足以了解应从哪个方向阅读了：

在这个例句中，举手的男人、长角的蛇、雏鸟鹌鹑和猫头鹰都朝向右边。铭文是从面朝符号的方向开始阅读的(从头到尾)，因此是从右向左阅读。

表音符号

埃及语中没有真正的“字母表”，但埃及学家创造了一个字母表，以此作为学习象形文字的开始。这个字母表的符号按照现代语言学的顺序进行排列，它还包括一些英语里没有的语音。它非常接近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描述，即埃及语中共有25个辅音(《伊西斯与奥西里斯》， 56)。这个列表中的所有符号都是单辅音，其阅读方向是从左向右。

字母表的开头是在英语中被归为元音，但在埃及语中被归为辅音(语音的基本元素)的那些字母。其后是通过唇(唇音)、上颚、舌或喉发出的声音，它们可以用力发出，也可以轻轻呼出。

音符和意符：表意符号

限定符号

有的不太明显：

这个单词有两个限定符号：麻雀和脓包。二者在埃及语中都有“坏”的含义。麻雀可以表达“小”或“缺少某物”的含义，因此，尽管它本身不一定是坏的，也不一定有威胁性，但它可以表达不受欢迎的意思。脓包是与疾病和“恶”相关的符号，但它不能一下子被识别，事实上，关于这个符号的鉴定仍然存在争议。

限定符号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充当词尾，它还会影响整个单词的含义，根据上下文，它们会给单词带来微妙的(或者没有)附加含义。比如，单词wn的含义可以根据限定符号的变化经历以下转变：

字符和语言：使用与发展

埃及学家把语言和字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目前对这种发展的理解取决于物质材料的保存以及学术研究的进展。这意味着我们的知识中有一些空白。还有，埃及语的变化速度不是恒定的，这和文本类型有关。信件、收据这样的日常文本会更早地显示出语言的“新”阶段，而神庙和纪念性建筑上的圣书体则展现出较少的变化，并保留了古朴的形式。

表1　埃及使用的字符与语言

表1显示，在特定时期字符以何种方式用于特定的文本类型。这些时间框架并不总是与传统编年表格所展现的政治变化相对应，它们反映的是文化变化，也反映了经常被刻板的王表所掩盖的埃及社会的转折点。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古埃及语到中埃及语的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200年，后期中埃及语大概于公元前2600年开始使用，新埃及语大概于公元前1300年开始使用，这又预示着古世俗体(Archaic Demotic)在公元前700年左右逐步转变为真正的世俗体，最后，可能从公元2世纪的某个时候起科普特语开始使用。该表表明，圣书体在古埃及3000年的历史中一直在使用，只要神庙中的古老神祇和墓里的埃及宗教需要纪念性的文本，圣书体就会一直被使用下去。

语言的发展阶段

古埃及语是埃及语的主要版本，它被用来书写《金字塔铭文》。从第五王朝的乌纳斯(Unas，约公元前2200年)开始，《金字塔铭文》就被刻写在国王及王后的金字塔里，它们是一系列供国王在来世使用的咒语、仪式和路线描述。通过使用这些文字，国王可以避免危险，可以与来世之路上的众神交流，还能获得更多的力量和魔法能力。除此之外，国王会以星星的形式死而复生，并加入不朽的拱极星行列(众神的灵魂)；他会变成冥府之王奥西里斯；他还能变身为光，并在每天穿过天空的太阳船上为太阳神拉服务。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文献涵盖了更广泛的体裁，有着多种源头：从圣歌和赞美诗到故事和诗歌。人们认为，这些文献是关于国王身份和他与众神关系的王室仪式的古老信仰和观念的集成之作。显然，国王需要一个书面版本的咒语，这样他才不会忘记咒语并能随时参考它们。因此，这些文献被刻在国王的墓室墙壁上，在装有木乃伊的国王石棺的旁边。在这一阶段，铭文里没有任何场景或图像，符号是用绿色或蓝色的颜料填充的。这些文献可能是由祭司和智者完成的汇编，供古王国后期的国王使用。乔赛尔的阶梯金字塔和吉萨大金字塔里几乎没有铭文，因此我们不知道古王国后期的国王是否使用了更早版本的《金字塔铭文》，它们或许曾被写在纸草上，但现已失传。《金字塔铭文》成为更普遍使用的宗教文献——《石棺铭文》(中王国)和《冥府之书》(Book of What is in the Underworld，新王国及以后)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帕勒摩石碑也书写于第五王朝。它是刻有王室年鉴的神庙墙壁的残余部分，这些年鉴类似第一王朝的标签。这个特殊时期可能发生了某些事情(或许是政治动**)，致使编纂和收集早期作品成为国王优先考虑的事。一遍又一遍地收集、再抄写和编辑文献的动力成为贯穿整个埃及历史的传统，这也表明象形文字有着将权力合法化的作用。[7]

除了上述的《金字塔铭文》和帕勒摩石碑之外，古埃及语也用于书写其他文献。现存的有官员们墓室中的自传体铭文、王室诏令、一些包括信件在内的僧侣体纸草，以及一套被称为“阿布西尔纸草”(Abusir Papyri)的著名神庙档案文件。这些肯定只是已经失传的大量文本中的一小部分。古埃及语与之后的语言形式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它的动词结构，古埃及语的词尾有屈折形式的变化，[8]完全没有假动词结构。[9]就语言的书写而言，古埃及语通常会省略第一人称后缀“我”(主格和宾格)和“我的”；单词的拼写大多是冗长且完整的，每一个音都会被仔细表达出来，有时候甚至不止一次。在《金字塔铭文》中，如果要从一列接到下一列，书写的人非常不愿意拆分单词，他们更愿意在一列的末尾空出位置。在这一阶段，总共大约有1000个象形文字符号。[10]

中埃及语后来被埃及人自己视为埃及语的古典形式，它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语言。中王国时期，中埃及语被用来书写各种类型的文献，在此之后，直到古埃及文明结束，它一直被用来书写纪念性文献(墓里和神庙里)。在中埃及语阶段，王室学校将单词的拼写标准化，这意味着象形文字符号的数量减少到750个左右。直到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圣书体依然被用于书写纪念性文献和宗教文献，在那时，有超过7000个独立符号被使用。从语法角度来说，古埃及语和中埃及语都倾向于使用“动词—主语—宾语”的语序，这被称为“综合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时态和语态的所有信息都体现在动词的书写形式中，有关主语和宾语的所有信息则附在后面。

新埃及语的书写系统、语法和词汇都与中埃及语有很大不同。动词形式的书写更为迂回。也就是说，由小品词或短语引导的主语也可能体现时态和语态。动词则位于第二位。因此，这种“分析模式”将语序转变成了“主语—动词—宾语”。

对埃及学家来说，新埃及语有一个优点：在中埃及语中，任何微妙的时态变化都是通过声音表现的，书写中没有任何痕迹；而在新埃及语中，时态和含义的微妙变化可以通过更换引导成分来实现，动词留在那里即可。也就是说，在动词本身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改变句子的含义、时态和语态。因此有了以下形式：

请注意，在以上三种情况中，动词形式和它在句子中的位置都保持不变，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更改第一个成分来表达的。

公元前7世纪，新埃及语本身被一种“新的”文字取代，这种文字被用来书写成熟的语言形式，这种新的文字系统和成熟的语言形式都被称作世俗体(Demotic)。世俗体可能是在当时的埃及首都塞易斯(Sa?s)创造出来的，但更有可能的是，孟斐斯和塞易斯的书吏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发明了这种新的文字，从而使埃及在努比亚国王入侵和统治之后回到稳定的状态。

和之前的任何书写形式相比，世俗体看起来更不像圣书体，尽管它从圣书体中提取了一些形式，但它非常像草书，而且只从右向左书写。世俗体体现了新埃及语语法结构的持续发展，埃及人所称的“不规则僧侣体”可能是连接新埃及语与世俗体的纽带。在书写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动词和名词各自有专门的限定词；当书写名词的复数形式时会使用一个复数标记，这样字母会显得更有条理。世俗体被用来书写所有类型的文献，包括传说、祈祷文、信件、婚姻契约、购买清单、神谕等。这些都是展现古代生活的丰富材料。

世俗体以难学著称，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可以阅读并翻译现存的世俗体文献。有些世俗体文献被费力地刻在神庙、墓碑和官方教令中。作为日常使用的语言，埃及的每一个市集、每一个街角和每一个家庭中都会听到它。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埃及人来说，圣书体离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遥远。托勒密时期，在记录神庙捐赠的官方教令中，比如罗塞塔石碑或卡诺普斯教令(Canopus Decree)，同一个文本会用三种语言书写：希腊语(受众是当时的行政管理者)、圣书体(受众是神)和世俗体(受众是其他人)。这些语言反映了当时埃及社会的分层和沟通方式的分界。世俗体本身也可以按照年代划分：早期(塞易斯和波斯时期)、托勒密时期和罗马时期。最晚的可确定年代的文献在菲莱神庙中，约写于公元450年。从词汇、句法(不同地区有差异)和笔法(各个书吏有所不同)中可以看出世俗体各阶段的差异。

埃及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公元2世纪。当时埃及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罗马帝国正在基督教化。科普特语被用于将基督教信息传播给埃及人，它还被用于将基督教著作(主要是《新约》和基督生平)翻译成埃及人所使用的语言。然而，古科普特语的发明似乎主要是为了书写魔法文献，魔法文献中每一个单词的确切发音都很重要。古科普特语的最终形式实际上是世俗体，但它使用了另一种符号系统。换言之，埃及人首次使用了字母文字。从公元2世纪开始，希腊语字母被用来书写埃及语，但因为埃及语中的一些音并没有在希腊语中出现，所以书吏要从世俗体中借用一些符号，并将它们与希腊字母一起使用。

由此产生的文字，即基督教时代埃及的文字与文化，被称为“科普特”。埃及基督教徒或科普特人是现代伊斯兰埃及最伟大的宗教和文化上的少数派之一。理论上讲，科普特语仍然在使用，或者至少在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教堂的礼拜仪式上会使用。作为口头语言，它消失于16世纪。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他们不仅带来了伊斯兰教，也带来了阿拉伯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基督教和科普特语。科普特语在研究古老的埃及语方面很有价值，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埃及语中的一些句法和词汇，但最重要的是，它最接近埃及语的发音，还保留了一些单词和语言的韵律。

对应：

很多单词(通常有基督教的含义)是直接从希腊语中借来的。科普特语保留了在不同地区使用的好几种埃及语方言，情况因此变得有些复杂。我们应认识到，这可能反映了古埃及的情况，即每一个地区有自己的发音方式，也可能有不同的语法习惯。科普特语是沙希地(Sahidic，上埃及)、波海利(Bohairic，下埃及)、法尤姆(Fayumic，法尤姆地区)和阿赫米(Akhmimic，上埃及的一个地区)的方言，可能还有更多的地区也使用科普特语。如果说很难从现存的埃及语文献中辨别出各地方言，那么这也可能说明，这种刻板的语言背后的合理性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全国各地(尤其是行政机构)都能看懂的重要语言；与此同时，人们也使用各自版本的埃及语。

语法

就像所有语言一样，埃及语中也有一套关于如何建构句子的完整语法。它包括名词(表名称)、形容词(描述性的单词，特性描述)、副词(提供动作的附加信息)和动词(表动作)。动词有时态(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件)、体(动作的种类，完成了的或重复的)、语气(事实的陈述、虚拟的或想要去做的事)、语态(主语发出的主动的动作、被施加在主语身上的被动的动作)。中埃及语的语序和西方语言不同：动词通常位于句首，“goes out the man from his house”；形容词位于它所描述的单词之后，“He is a scribe, excellent, attentive”；句子由语法结构中的概念模块组成：“*sun with moon* in sky”包含了三个基础的想法：(i)“太阳和月亮”。(ii)它们在做什么？“在……中”。(iii)在哪里？“天空”。整个句子可以被理解为“the sun and the moon are in the sky”(太阳和月亮在空中)。直到新埃及语的阶段，埃及语中才出现了“the”或“a”这样的单词(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在很多句子中甚至没有“is”和“are”。埃及人似乎会使用一些标记，比如特殊的单词(小品词)或结构(语序)，这些标记就像上面使用的星号一样，可以表示某些想法何时起作用或者突出句子含义的差异，这是英语和埃及语之间的一个主要的概念差异。

语言中的其他领域(比如“强调”)在埃及语中似乎很重要，这在英语中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例如，“he goes to his house”这句话很自然地对主语“he”有某种程度的强调，因为“he”位于句首。在埃及语中，正常的语序是动词位于句首，因此，为了强调动词之外的部分，就要使用各种策略和语法形式。根据动作或故事中最重要的方面，我们有以下不同说法：

“HE goes to his house. ”

“GOES he to his house. ”

“TO HIS HOUSE goes he. ”

这似乎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某些埃及语文本(比如赞美诗、祈祷文和文学)有着复杂的象征含义和意识形态，每一个微妙的差别都很重要，语法、强调或时态的各种细微变化对我们的理解而言都至关重要。学习埃及语的学生应该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语言的观念、它如何使用、它如何发音都与欧洲的口语和书面语有所不同。学习埃及语其实是学习另一种思考方式、另一种表达方式和另一种不同背景的文化。与其说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不如说它使学习埃及语的挑战变得更加令人兴奋，它还使我们对过去的思想、观念、过程和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处理一句埃及语的过程如下：

(i)解释该短语的书写方向：从左向右，第一个符号的意思是“国王”，它作为尊称被前置，因为在这些符号中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iii)解释该短语是如何构建的(语法和句法)：一个关系从句。

(iv)翻译：“国王所给的礼物”。

(v)理解该短语：它是埃及墓葬建筑中最常见的表达之一；它指的是国王允许墓主人或死者所能拥有的好处和礼物。

(vi)根据整个句子的上下文理解该短语：接下来是墓地众神的名单，他们也会给死者礼物；然后是礼物清单，通常是“一千块面包、啤酒、牛、家禽、布、油膏、雪花石膏以及所有美好和纯净的东西”。

模仿者

其他古代文化也曾模仿过埃及的象形文字，尤其是麦罗埃王国，它的同名都城麦罗埃位于埃及南部的古代努比亚王国(现代苏丹)。麦罗埃的国王可能是第二十五王朝纳帕塔(Napatan)国王的后裔，纳帕塔的国王曾经统治过埃及，他们视自己为埃及王权的守护者和埃及众神的保护者，他们在博尔戈尔山(Gebel Barkal)修建了献给阿蒙神的壮观的神庙。麦罗埃的国王们以一种更为潦草的类似僧侣体的图画文字书写他们的语言。他们似乎从埃及人那里受到了文字观念的启发，但是，他们书写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其根源可能是古老的努比亚语或者是曾在东非使用的一种古老的非洲语言。麦罗埃象形文字的“字母表”由24个字母组成，尽管文本是从右向左阅读的，但动物和人的符号面朝另一个方向。

图3　麦罗埃的象形文字。刻在一个供奉桌上的铭文，现藏于柏林博物馆，但最初发现于麦罗埃的金字塔中。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24个符号中的18个

图4　麦罗埃的草体字母。出土于阿玛尔纳的一块石碑，现藏于喀土穆博物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24个符号中的20个

很少有符号与埃及象形文字有相同的外观，也没有符号与其有相同的读音。除此之外，麦罗埃人使用标点符号，即单词之间的一种冒号，因为麦罗埃语中没有限定符号。文本通常是从右向左阅读的，草体形式很容易辨认，因为这些符号看起来像是一排排的数字2、4和3，其中一些符号的尾部很长。尽管知道了字母表的基本读音，但麦罗埃语仍然没有被完全解读出来。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墓葬文献的基本含义，但篇幅较长的历史记录的详细含义仍不清楚。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可能会有类似近期解读玛雅语那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某种双语文本，或许是麦罗埃语和世俗体，或许是麦罗埃语和希腊语，这样就可以比较并理解两个相同的文本。最后一个可能有双语文本的幸存遗址是卡斯尔·伊布里姆(Qasr Ibrim)的圣山，在那里人们已经发现了无数用尼罗河河谷已知的各种语言书写的文献。但是，难找的双语文本仍未出现，纳赛尔湖上涨的水位已经渗入了那里的地层，这可能会破坏许多遗留下来的有机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