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背景

古埃及文明大约存在于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30年。尼罗河从非洲东北角的第一瀑布向北流，由此形成的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就是古埃及的地域范围。古埃及的西部、东部和南部是沙漠，北部和更东部是海洋，可以说尼罗河划定了古埃及的界限。古埃及的各种资源非常丰富，有大量的鱼、鸟、野生动物、驯养家畜，以及沙漠采石场中的各种石材与金属，尤其是东部荒漠中的黄金。最重要的是，每年尼罗河的泛滥可以带来新鲜的淤泥，使农田恢复生机。

古埃及人留存下来的纪念物和艺术品，很多都刻写着埃及象形文字。他们用这种图画文字系统地书写他们的语言，记录他们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文字的信息告诉我们埃及人如何治理其土地和人民，也蕴含了他们的信仰、希望和梦想。尽管我们可以阅读象形文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了解关于古埃及的所有知识，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文字是偶然幸存下来的，因此只是大量文本中的小部分；一部分是因为古埃及人只用文字记载他们认为重要的内容。这意味着我们要以非常谨慎的方法去解释和尝试理解文字的内容，因为这些资料留存下来的偶然性及其创作目的，决定了它们是有所偏颇的。然而，文字确实是我们了解古埃及人思想的切入点。

语言学家将古埃及语列为亚非语言的一种。也就是说，它与诸如柏柏尔语(Berber)和库希特语(Cushitic)的北非语言以及诸如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亚洲(或闪族)语言有关。现在埃及人讲的是埃及阿拉伯语，而不是古埃及语，古埃及语现在已经是一种“死”语言了。这种古老的文字是北非和近东地区语言以特定语法系统结合而成的混合体。

早期岩画

最早生活在尼罗河河谷的人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语言和词汇。其中一处是与埃及西部接壤的撒哈拉沙漠边缘类似大草原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生活于此的人们是狩猎采集者和牧人，他们靠采集食物和放牧维持生计。他们要记住良好的放牧区、水坑和穿越荒原边缘的路线。这样的记忆会通过口头传递，也可能通过图画传递。

这些早期狩猎者留下来的岩画被发现于西部沙漠的吉尔夫·凯比尔(Gilf Kebir)、乌韦纳特(Uweinat)和哈加绿洲(Kharga Oasis)附近的地区。[1]这些岩画可能是这个地区图像文字(pictorial writing)的开端——也就是说，是手持某种工具，画出一个符号来表达思想或观念的交流手段。众所周知，尽管很难确定岩画的年代，但其中一些被发现于新石器时代定居点的邻近地区，并与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它们也显示了将观念形象化的开始，以及按照某种方法把共有的沟通方式固定下来的需求。这两种达成沟通和图像可视化(visualizing images)的方式是理解埃及象形文字书写的两个核心概念。

最早的岩画描绘的是对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事物。它们展现了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在乌韦纳特，牧牛人画的主要是牛，画面上还展现了自己跃过牛群及用曲棍放牧的场景。他们也用弓箭猎杀鸵鸟。哈加绿洲地区的岩画，表现的是戴着头饰的猎人在捕猎羚羊、长颈鹿和野牛。东部多山地区的人们猎捕的是犀牛、大象和鸵鸟。这些图像要么是用石镐在沙漠中露出的岩石上刻出的，要么是用红色或黄色的赭石、黑炭或者石膏绘制上去的。因为太过干旱，这些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动物了，但显然在大约公元前5000年末的时候，它们对狩猎者来说很重要。[2]狩猎者有可能在捕猎前就画出图像，作为希望捕捉到猎物的愿望；也可能在捕猎后画出图像，作为他们捕猎成果的记录。一些场景可能有相关的口头故事，当狩猎者向自己的伙伴炫耀成果时，这些岩画可以作为证明。在这些情况下，岩画是凝固了的动作的卡通形象，但它们也体现了图画、文字和声音之间的认知联系。

显然，当时的人们画的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也有可能在其他载体上书写，比如兽皮、贝壳、树叶或树皮，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只不过那些文字没有被保存下来而已。他们可以用印花图案、文身或者重要事物的图画遮盖住自己的身体，比如他们希望能在第二天抓住的鸵鸟，或是他们希望获得其力量的公牛。这些图像和图画可以使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发挥作用，这是古埃及书写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船、景观和人

随着气候的变化，草原地区变得干旱，汹涌奔腾的尼罗河也平静了下来，人们得以进入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地区，他们以捕捉鱼和水鸟为生，在泛滥平原的泥泞田地里耕种。岩画中的船可能是在表现草原地区的狩猎者与尼罗河河谷和沼泽地居民之间的首次接触。在埃及东部沙漠被称为“干河道”(wadis)的古老水道中，也有许多岩画，其中最早的那些岩画也是关于船民的。

图1　岩画，表现动物以及载有神祇或英雄的船。位于东部沙漠，瓦迪·阿布·瓦西尔(Wadi Abu Wasil)26号遗址

这些船的形状各式各样——有些船是平底，龙骨呈直角，而有些船是圆底。船上通常载有人和桨手，有时候船上也有旗子和动物，它们可能与尼罗河河谷的早期神灵或酋长有关。埃及最早的前王朝文化，尤其是上埃及的涅伽达二期文化(Naqada II，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3300年)墓中也发现了绘有船和沙漠景观的陶器。毫无疑问，在尼罗河河谷中，船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它可能对战争、贸易和早期酋长的地位也很重要(就像在我们的文化中豪华轿车或游艇代表了百万富翁的地位一样)，这可能是船在岩画中地位非常突出的原因。每年的特定季节，降雨过后的河道会长满青草，人们可能在这个时候派遣远征队去收集半宝石、硬石或植物，也会捕猎或是放牧。以船为主题的岩画既可以使河谷地区的人想起他们的家，也可以标记被派遣的各个远征队的级别。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们可能表现的是被派往红海并前往更远地区的远征队。这些船甚至意味着尼罗河河谷的人与埃及之外的沿河商人有实际接触，尤其是那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岩画和陶器上某些船的图像可能与神话故事有关，这些故事中的英雄有的是冒险家，有的来自埃及之外的地方。这一时期，这个地区的人们已经可以讲述以下故事：英雄在海上遇见乘坐圆底船的人、英雄到达一个神秘的小岛、英雄找到了传说中沙漠里的黑色石头，或是英雄史诗般的旅程——穿越沙漠后又回到了他深爱的河谷。[3]这些关于船的岩画可能都围绕一个故事，也可能讲述了一千个不同的故事。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相，因为口述的传统已经断了，但还是有一些信息传递出来了，最好的例子是位于尼肯[Nekhen，即赫拉康波里斯(Hierakonpolis)]的100号墓(Tomb 100)。

100号墓是尼肯首领的墓，尼肯是埃及的早期王国之一。这个墓有很多用泥砖建成的小房间，部分已经沉入了沙漠表层。当它在1896年被发现时，里面已经被洗劫一空，但墙上的壁画(虽然有损毁)描述了一个非凡的故事。壁画表现的是各种各样的船，上面有跳舞的女性、沙漠景观、动物、狩猎者、俘获并杀害囚犯以及驯服野生动物的英雄。据其艺术风格和考古材料判断，这个墓属于涅伽达二c时期(Naqada II c period，大约是公元前3300年)。这些场景似乎是埃及前王朝以来各种视觉艺术的巅峰。这个墓是尼肯人最重要的神话宝库吗？还是说它展现的是此人的一生，那些跟家人在一起的重要时刻——第一次狩猎、宗教仪式以及他的死亡？它可能是叙事或者宣传，也可能是虚构或者理想化的自传。[4]

阿拜多斯贵族墓中的文字

此后不久，在阿拜多斯[位于提斯(This)的另一个早期王国的墓]，当地统治者也被葬于精致的陵墓中，墓中有一个个单独隔间，用于放置统治者的尸体及其随葬品。约公元前3200年葬于U-j墓的墓主非常富有，他的随葬品包括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用于存放树脂或葡萄酒的罐子、一个黑曜石制成的盘子、一根象牙权杖，还有许多物品只有标签留存下来。在他的随葬品中，人们发现了大约190个木制或象牙制的矩形小标签，上面雕刻的图像文字表达了各种信息。最简单的是数字：一条竖线代表一个物品，两条竖线代表两个物品，“十”用倒转的马蹄形表示，“百”用旋涡表示。每个标签的拐角处都有一个孔，这样它就可以绑在它所标志的物品上——比如说，可能是一个装有三(段布)、两(块节日面包)的盒子或包。这些数字符号是埃及最早的可识别的文字，这是一种特别设计的象征体系，其内涵是指定的，无法靠推断获知。例如单条竖线的意思是清楚的(可以猜出)，但旋涡这个符号，只有书写者和阅读者才知道它是数字“百”的意思。第二组标签上是一系列以奇特方式组合在一起的符号。学者们认为它们代表来自不同地方的物品：一个像大象的神龛和一头大象组合在一起，可能代表尼肯或阿斯旺；豺狼可能象征了中埃及的豺狼之地；弓箭手可能代表了东部沙漠中的弓箭手部落，他们可能把弓或箭作为贡品献给这位强大的阿拜多斯统治者。还有表示地名的文字，比如布托(Buto)以及地点已经无法确认的“战士之城”(Fighter-City)和“船之城”(Ship-City)。最复杂的标签可能表现的是管理活动，例如打鸟、捕鱼和织布，这些活动直接由王室和后宫掌控。已经被释读出来的符号约有50个，其中既有表音符号(phonograms)，也有表意符号(ideograms)，这表明当时的文字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系。[5]

前王朝的墓里通常有陶器，这可能不是因为陶器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陶器所盛放的物品——食用油、软膏、药膏、香水、啤酒、葡萄酒、树脂、谷物、肉、腌菜、果脯或肉干。陶器和石器是那个时候的塑料盒和塑料袋。这些容器上通常刻有或用墨水绘有符号，比如一个圈、一双手臂，或是一个十字形记号，在这些情况下，符号本身并非代表容器里的东西(毫无疑问，用来代表容器内物品的是标签，因为陶罐内会存储很多不同的东西)。这些符号代表的似乎是陶罐及罐中物品的所有权，因为，当埃及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的早王朝时期完成统一时，我们发现这些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带有早期国王的名字。王名被写在名为“塞拉赫”(serekh)的矩形盒子里，塞拉赫的一半是垂直的竖线，另一半是图像符号，顶端立有一只鹰。鹰代表了国王，塞拉赫代表了王室居所，里面的符号就是用图画文字书写的王名。这些符号中最早被辨认出来的，应该是最重要的，这样比较合乎逻辑。在此处，王名表明国王对陶罐及罐中物品的所有权。塞拉赫是宫殿建筑群(其围墙带有凹凸的装饰)的程式化表现，这也是最早的王名标志，既保护着王名，也象征着王宫的管理机构。

纪念与记账，所有权与炫耀

据目前的情况看，早王朝时期阿拜多斯的墓中出现的文字不多。然而，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印象。这个墓似乎是国王居所的缩影，存放了他来世所需的所有东西。从食物、衣服、油膏(比如须后水和浴盐)，到配得上国王的来世的精美进口商品，因此，他的王者地位对众神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古埃及人认为记录这些物品的所有权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就不会对所有权产生怀疑。还必须记录的是物品的数量和产地，这样生者就知道已经有多少东西被放在墓里了，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东西已经被从王宫仓房搬到这里了。这表明墓葬记录之后会被和王宫仓房记录进行比较，两者相符的话就可以计算出从王宫仓房中支出的物品的数量。王宫仓房无疑储藏着国王所有领地的产品及贸易往来所获得的商品，各个领地一定也有自己的交税记录，外邦也有贡品的账目，其中包括实际支付的数额及何时将贡品送往王宫。墓葬只是庞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一小部分，文字的使用暗暗透露着在其背后运作的庞大财政管理系统。如果说文字是出于税收目的而发明的，可能就不那么富有魅力了，但是，无论是为了国库还是为了来世而登记物品，都属于同一过程。

这个墓也是展现以死去国王为中心的膜拜仪式的聚焦点，它不仅是将死去国王转换到另一个祖先及神所在领域的媒介，也为炫耀其权力和地位提供了一个有限的场所。在这里，墓葬建筑将复活之力传送给国王的灵魂，用象形文字书写的王名也确保了他的永存。

约公元前2800年时，丹[Den，或德温(Dewen)]是埃及最早的伟大国王之一。他统治着以伊奈布-赫节(Ineb-Hedj)——“白墙(孟斐斯)”为首都的统一王国，他在阿拜多斯的墓为当时可能已经有了多少文字材料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说明。

墓的入口处有两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只刻有王名的石板。王名写在矩形的王名框(塞拉赫)里，象征着荷鲁斯的鹰位于其上。里面是两个拼写了王名的象形文字符号：一只人手和一个锯齿状的水的符号——丹。墓中还有很多刻有铭文的标签及罐子的封口物，它们记录了国王的第二个名字：卡塞提(Khasety)或塞姆提(Semty)。一些标签记录了国王统治时期的“事件”或“节日”，作为其统治的年度记录(年鉴)。它们记录了一个成功国王鲜活的神话。

图2　阿拜多斯的丹的标签

通过仔细查看阿拜多斯出土的国王丹的一个标签，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象形文字和图像的使用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这个木制标签(大英博物馆32.650)的尺寸是8厘米×5.4厘米，上面的文字是从右向左读的。标签的右上角是用来系东西的孔，最右边高高的竖直符号是一棵有凹口的棕榈树，意思是“年”，所以读作“……的一年”。右上方的场景是一个坐在亭子里的人物形象，亭子坐落在带阶梯的平台上。他戴着白冠，手里拿着连枷。在他面前，一个戴着上下埃及双冠的人拿着连枷和权杖在两组半圆形界石之间来回奔跑。这个事件是赛德节，国王在位一段时间后，通过在标记好的路线上奔跑来证明自己的健康和活力。

下面的场景不太清晰，但似乎是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场地，里面有几个象形文字符号，可能是一个城镇的名称。左边的场景，学者们最初的解释是一个很小的蹲坐女性形象，她面前的象形文字可能是她的名字。她后面是一个戴着头冠、拿着桨和棒的男性形象。他上方的三个象形文字符号分别是带有人腿的容器、一匹布和一个可能是秃鹫的标志。在他身后，上面的两个符号是国王丹的第二个名字，下面的符号是某种可移动的神龛。下面残损的场景里有鸟、土地和植物形状的象形文字符号。左边的大片空白处写着丹的名字塞拉赫，塞拉赫左边是一个头衔“下埃及之王的掌玺人”(Seal bearer of the king of Lower Egypt)，还有他的名字“赫马卡”(Hemaka，写作一根绞绳、一把镰刀和两条胳膊)。赫马卡是国王丹的股肱之臣。左侧是另一个有符号的矩形，其中最后一个单词的意思是“建造”。下面的单词意为“国王的居所”。标签左下方的象形文字可以被识读出来，它们提及的是“荷鲁斯王座”和一个台基。它们进一步说明标签是用于油罐的，或许是用于记录油的生产日期和具体产地。或者，该油可能与标签所描绘的事件有象征性关联，要么是涂油礼所用，要么是供奉所用。该标签记录的是“举办赛德节的一年，开始了美丽之门的节日”，或许也记录了和建造国王宫殿相关的事件。从以上的部分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标签中的符号提供了很多信息，并可以作为成熟的书写系统使用。

在丹的墓中总共发现了31个这样的“年鉴”标签碎片，它们提到了“在湖上抬神像巡行”或“在布托附近捕获野牛”之类的事件。很显然当时有记录仪式和经济收益的传统。丹的墓中还发现了其他有铭刻的物品，包括刻着为国王殉葬的人的名字的石碑、有铭刻的游戏用品，以及陶罐的封口物。其中一些物品重复了标签上的“仪式性事件”，比如下埃及的国王用矛刺河马，当然也记录了王名。丹的墓中最有趣的私人物品是一个象牙盒子的盖子，上面的铭文表明这个盒子曾经装着丹的王印。[6]

也有迹象表明，在仪式性神庙中，象形文字铭文与系统描述纪念性事件的图像结合在一起，彰显着王权。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例子是纳尔迈调色板，这显然是0-1王朝的物品(约公元前3100年)，它由板岩制成，上面饰有凸浮雕。纳尔迈调色板发现于尼肯，它表明纳尔迈国王是上下埃及之王，他的名字用鲇鱼和凿子的象形文字符号书写而成。作为南部埃及王国(大概以尼肯为中心)的国王，纳尔迈正准备猛击敌人的头部，从敌人的形象来看，他们与埃及人有着文化上的差异。纳尔迈调色板并没有展现敌人的死亡，因为被描绘的那一刻恰好是国王行动的前一秒——国王可以杀了敌人，也可以放过他。作为北部埃及王国——大概以努布特[Nubt，即翁布(Ombos)]为中心——的国王，纳尔迈参加了一场胜利大游行，查看了敌人被斩首的尸体，他身旁有一个为他提凉鞋的男子，还有一个戴着繁重假发、穿着豹皮衣服的人。这个人要么是大臣，要么是高级祭司。尽管调色板是用来磨制化妆颜料的，但纳尔迈调色板的大小、装饰以及上面的象形文字表明，它是为了在游行中或是在尼肯的荷鲁斯神庙的圣殿中展出用的。它纪念纳尔迈的功绩以及国王对荷鲁斯神的奉献。

材料

到了早王朝时期，书写原则必然已经牢牢嵌入埃及的王权体系之中，这样才能对复杂的社会进行统一的行政管理。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书写及其背后的观念早已出现，但我们很难追溯其发展的所有阶段。彩绘的涅伽达陶器很难算是真正的书写文本，但如果书写早期文献的材料是编织垫、纸草、木板、黏土或泥的话，它们没能保存下来，因为它们没有被埋在出土了很多材料的墓葬中。

纸草的发展也是书写越来越成为重要交流方式的关键因素。纸草是由纸莎草植物芦苇状的丰富的髓制成的，当这些髓被捶成细条并干燥后，会形成良好、光滑的书写表面。纸草便于携带，还可以卷起来或多次使用。我们知道埃及人是编织垫子和篮子的专家，因此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他们就习惯处理各种芦苇和草。他们很可能在前王朝时期就尝试制作纸草，并将其用作书写或者绘画的载体来传递“便携式”信息。从早期的王室墓葬可以看出，充当书写材料的有很多种：骨制、象牙制的标签，陶罐上刻有铭文的木头，用墨水题词的陶罐，刻有王名的石碑，绘有图像的石片(陶片)。还有泥上的印记，它们再次表明国王对各种陶罐及罐内物品的所有权。赫马卡是第一王朝的官员，在他位于萨卡拉的墓中，人们发现了一卷空白的、从未使用过的纸草。

作为一种能够轻松复制书写符号的工具，印章印记本身就很重要，因为一枚印章就可以创造大量印记。留存下来的一些早期印章是石制或木制的圆柱体。“圆柱印章”的中心有孔，印章外表刻有凹浮雕(sunk relief)，通常是王名、其他词或是一个场景。用细绳或木棍穿过中心的孔，圆柱印章就可以在湿黏土或泥上滚动，印章上的纹饰就会清晰地印在泥的表面。虽然这是早期埃及一种典型的密封陶罐的方法，但圆柱印章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发明。埃及人使用圆柱印章的事实使学者们产生一种假设，即书写的观念，尤其是用图像书写(象形文字)，来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

美索不达米亚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主体在现代伊拉克。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苏美尔为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社会，其都城是乌尔(Ur)。这个社会有城市和书写系统，还有一个发达的用来监督税收和控制剩余农业资源的行政管理系统。美索不达米亚可能与尼罗河河谷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或许是海路，或许是陆路，这些路线既可以到达北部埃及，也可以通过干河谷到达上埃及，其中心主要是涅伽达和尼肯，也可能是提斯。美索不达米亚可能需要埃及的原料，比如金子、谷物或石头，而埃及可能需要美索不达米亚的商品，比如锡和木材。两个地区之间似乎也有无形的往来与交流，比如技术思想、文化发展和人。在埃及的前王朝时期和早王朝初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美索不达米亚的技术和文化特征：泥砖、凹凸装饰的建筑、地下房屋[迈阿迪(Maadi)地区]以及“驯兽”的艺术主题(100号墓)。在所有传入埃及的观念中，就有图画文字的观念。在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语是写在泥板、刻在印章上的图画文字(pictorial script)。美索不达米亚人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使用文字，尤其是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用文字来记录交易和记账。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从考古证据中确切了解埃及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但就算曾经有过接触，埃及人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书写系统，他们使用了自己的方法，并没有从外界借鉴更多的东西。

随着埃及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比目前已知时期更早的埃及人使用文字的证据。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接触似乎没有留下真实的痕迹，最终这两个文明都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竞争者之间的联系即使有可能发生，也很难确定；但是，二者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技术，因此，它们对国家及其资源的控制有着相同的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有趣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图像形式的文字很早就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效得多的“楔形文字”，该书写系统使用的是小的楔形的文字。与此同时，埃及人发展出了双重书写形式，他们保留了用于特殊目的的图像文字。

推动与统治

就丹的墓而言，文字被用来命名、说明身份、记账以及记录与国王有关的特殊仪式事件。这些基本记录发挥着纪念性仪式的作用，对此早王朝的墓和神庙沉积物是我们唯一的考古证据。它们似乎只适用于上层贵族并记录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在河谷和三角洲的定居点，很少有文字被用于王室纪念性仪式。但是，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如此，埃及的主要行政中心会有很多类型的书面文件，但它们没能保存下来。实际上，埃及国家的成功建立在管理剩余农产品的大型组织之上，这些组织可以养活那些为国王从事非农业活动的人，比如工匠、官僚、军队、采石远征队的成员以及王室成员。

一年的规划以一次特殊的天文现象为基础。在洪水开始泛滥的时候，天狼星在消失了70天之后首次出现在埃及。这个巧合标志着整个管理年份的开始并被全部记录下来。天狼星升起的时间(埃及的索普代特女神)和尼罗河泛滥的高度都需要认真记录下来并反复核对。泛滥始于7月中旬，持续覆盖了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约三个月，之后开始消退。尼罗河泛滥的理想高度在阿斯旺约为20腕尺(10米)，在开罗附近约为12腕尺(6米)，在三角洲地区约为7腕尺(3.5米)。如果水位高出这个数值，聚落和农田可能会遭到破坏；如果水位低于这个数值，土地被淹没得不足，就没有足够的水来维持农业，生产所需粮食和剩余产品。因此，埃及最南部的阿斯旺是测量水位高度的关键地点之一。王室官员一旦知道水位高度，就可以根据以往档案的记录计算出这一年应该征收多少税，以及可以组织哪些活动以满足国王的荣耀需求。该财政收益被细分为单元，如此一来，在三个月后洪水开始消退的时候，书吏就可以马上划定土地的确切面积，并告知农民其预期收入。根据阿斯旺的第一个水位高度的记录，国王就得知了他可以负担得起什么样的建筑工程、能投入多少工匠和专家以及能进行几场对外战争。当水位过低的时候，国王会知道他要明智地管理自己的资源，也许会缩减建筑工程的规模并减少神庙捐赠。

通过详细记录和使用档案，这些都可以实现。任何一个称职的国王都会投资书吏培养计划，甚至他本人也会接受相关训练。因此，测量、记数、核算、征税是埃及发展出一个明确的文字系统的实际动机。文字发展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原因，则是通过记录这些信息来确立国王在现世、来世以及众神领域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