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塔普林(Oliver Taplin)
导言
早期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被汹涌的淡水河欧申(Ocean[1])所环绕，所有的泉水和溪流都发源于此。他们用欧申来比喻荷马：所有的诗歌和修辞均源于他，正如他的作品包含了希腊人的整个思想世界(在埃及发现的纸草文献中，有关这位诗人的内容要比其他所有诗人的总和还多)。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是荷马作品的最伟大的英译者，他发现了另一种比喻：“我们这位诗人的作品，就像一个丰富多彩的苗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种子和幼苗。那些追随他的人只能从中选择某种独特的植物。”和所有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荷马的作品也是一座无穷无尽的丰饶宝库，慷慨地与所有来者分享，任君采掘。
在我看来，通过关于荷马的简短传记所提供的模糊线索来寻找“荷马”没什么意义。即便这通常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好方法，但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相关史料。许多关于他生平的古代记述(“……母亲的名字……开俄斯……盲人……死亡等”)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可证明是出自虚构。人们所言的荷马生平，符合荷马的身份，但并不真实。现代研究的一些严谨结论非常之少，况且不是没有争议。时间，约在公元前750—前650年；地点，爱琴海北部沿岸小亚细亚的士麦那(Smyrna)地区，从其他传统演唱诗歌的游吟诗人那里学来诗歌艺术。我们对诗人知之甚少，这与如此伟大的诗歌相比显得很不协调。与其将“荷马”视为一个人，不如处理为一种诗歌的历史语境——但我们还是所获无几，我们没有关于荷马的听众或关于他吟唱环境的可靠的外部证据。我们完全是假设或构建出了一个所谓“荷马”的外部模式或框架，然后试图削足适履地将诗歌塞入其中。而这些诗歌本身是我们的可靠证据，它们包含关于“荷马”的一切有价值的信息。诗人荷马及其听众一定是依循诗歌中的形象被重构出来的。这种从诗歌内部来探索的内证方法，遵循了某些古代学者的箴言：“Homeron ex Homerou saphenizein”——“应该用荷马的光芒来阐释荷马”。[2]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荷马”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叙述性的诗歌，它们“讲述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其叙述，在于其转变为文学的方式。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概述《伊利亚特》的情节，而是试图对它的主题形式，对它的叙述背后的基本关注，如生与死、胜利与失败、荣誉与耻辱、战争与和平作某些说明。正是这一切，奠定了《伊利亚特》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基本地位。
我不想去概括其情节的再一个原因是，这两部史诗都非常长，数百页长长的诗行，如果用谈话的速度来阅读，至少也需要24小时。每部史诗都分为24卷。这样分当然方便清晰，然而这些划分并非诗人所为。(史诗的一卷对应后来的每一个希腊字母，而荷马不可能知道任何希腊字母，不管是1个还是24个)。这种为了概括的划分，违背了史诗的自然状态。然而这种冗长并不是因为它从头到尾讲述了一个漫长多舛的传奇故事，恰恰相反，两部史诗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古代其他史诗作家创作的诗歌更短，但用更概括的方式讲述了更多的事件。这种方式符合我们在《奥德赛》中看到的游吟诗人的演唱。更多直接的证据表明，其他早期史诗诗歌为数众多，尽管这些史诗现在全部散佚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组诗”。“组诗”讲述了其他传奇，例如有关忒拜的故事、特洛伊的故事，从争执女神的金苹果到奥德修斯死于他和瑟茜(Circe)的儿子忒勒戈诺斯(Telegonus)之手。我们所知的古代“组诗”清晰地映衬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精神高度，因为这些诗歌正是围绕它们而构建起来的。
组诗中最著名的一首是《塞普里亚》(Cypria)。它比其他大部分组诗都要长，但是不及《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一半。因此，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其内容的一些零星概述，也便颇有启迪作用：“珀鲁斯(Peleus)历尽艰苦才降服忒提斯(Thetis)……帕里斯(Paris)在伊达山(Mount Ida)的裁决……帕里斯出访斯巴达……与海伦私奔……洗劫西顿(Sidon)……其间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吕克斯(Pollux)……接下来是墨涅拉奥斯(Menelaus)征询涅斯托尔(Nestor)……召集远征……奥德修斯装疯……在奥利斯(Aulis)……阿喀琉斯在斯库洛斯岛(Scyros)……特勒弗斯(Telephus)在阿尔哥斯(Argos)……回顾奥利斯，伊菲格尼亚(Iphigenia)的牺牲……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普洛特西劳斯(Protesilaus)……”像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这种浮光掠影式的传奇与《伊利亚特》《奥德赛》的对比，正是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某些主题，他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史诗应该)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为。这样，它就能像一个完整的动物个体一样，给人一种应该由它引发的快感。史诗不应该像历史那样编排事件。历史必须记载的不是一个行动，而是发生在某一时期内的、涉及一个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尽管一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联。……然而，绝大多数诗人却是用这种方法创作史诗的。因此，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和其他诗人相比，荷马真可谓出类拔萃。尽管战争本身有始有终，他却没有试图描述战争的全过程。不然的话，情节就会显得太长，使人不易一览全貌；倘若控制长度，繁芜的事件又会使作品显得过于复杂。事实上，他只取了战争的一部分，而把其他许多内容用作穿插，比如用“舰船列表”和其他穿插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其他诗人或写一个人，或写一个时期，或描写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行动——如《塞普里亚》和《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的作者所做的那样。所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提供一出、至多两出悲剧的题材；相比之下，《塞普里亚》为许多悲剧提供了题材，而取材于《小伊利亚特》的悲剧多达八出以上……
[《诗学》， 1459， M. E. 胡贝特(Hubbard)英译]
《伊利亚特》
亚里士多德的探究，促使我从其成书时间和地点的角度去思考《伊利亚特》。我并不是要在这方面做出什么宏伟的建构，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探讨《伊利亚特》的某种主题模式，以及它的潜在的叙事模式。我试图就以下问题给出某些意见，即：这部史诗是如何具备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与一致性。无论这种叙述表面的问题是什么，它们大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
《伊利亚特》只选取了整个事件中的一些天，且不是最重要的时间(最重要的时间应当是阿凯亚人抵达特洛伊之时，或者是木马计和特洛伊的沦陷)，但却几乎是特洛伊人在十年中唯一打了败仗的一段时间。史诗内容到底涵盖多长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21天在故事的起始部分，有另外21天在结尾部分，这就把故事的核心部分与向着两头延伸的其他年月区分开来。这一头一尾之间的时间非常短暂，事实上从第2卷到第23卷的所有内容几乎都发生在四天两夜当中。于是，在如此精打细算的时间计划中，就有了一个紧凑的剧情安排。
举例来说，最集中的一天，其拂晓在第11卷的开篇，日落则在第18卷的第239-240行(准确地说几乎占了整部《伊利亚特》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前一夜的紧张等待则占了第8卷的后半部分和整个第9卷。这是属于赫克托尔(Hector)的一天。尽管遭到挫折，他还是攻打了防护壕与围墙，打到了船边，杀死了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并剥去他的盔甲。宙斯明确地让他知道：“我就给赫克托尔以力量去厮杀，直杀到那些精心制造的船只旁边，杀到太阳西沉，神圣的夜幕降临(第192—194行和第207-209行)[3]。”当赫克托尔拒绝占卜者波吕达马斯(Polydamas)的警告并要求放火烧船时，他搬出这个理由：“宙斯把补偿一切的时刻赐给了我们(15. 719)[4]。”宙斯自己在垂怜阿喀琉斯不朽的战马之时，再一次重复了这些话语，他要让赫克托尔尽情杀戮，“直到太阳下山，神圣的黑暗降临”(17. 453—5)。在第18卷中，当太阳最终下山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无疑会显现出这一场景。之后，波吕达马斯立即建议特洛伊人撤回城内。正是有这种对时间表的精确控制，赫克托尔的欺骗性回答才有意义：
现在，智慧的克罗诺斯之子让我在船边
获得荣誉，把阿凯亚人赶向大海，
愚蠢的人啊，不要给人们出这种主意。(18. 293—5)
“现在”是不对的，属于赫克托尔的一天已经过去，接下来的一天是他的最后一天。
这些情节被如此紧凑地安排在一些天里的同时，《伊利亚特》让读者感到了时间刚过去又会马上来临的压力。第1卷中诸多凡人与奥林匹斯天神的争吵不休，第4卷中第一次大场面的战斗，都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一些在前9年发生的事件。阿伽门农自己也承认：
大神宙斯的九个年头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船只的龙骨已腐朽，缆索已松弛，
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坐在厅堂里等我们，
我们到这里来做的事情却没有完成。(2. 134—8)
挫败是严重的，奥德修斯不得不提请希腊人注意卡尔卡斯(Chalcas)对奥利斯的征兆的解释，那就是特洛伊只能在第十年才能攻克(2. 299ff.)。然后我们看到了阿凯亚人整装待发，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军队的组成名单，以及两支军队的推进。在第3卷中，我们看到了特洛伊的海伦在城墙上观望并进一步介绍希腊人的将领、谈判的努力、帕里斯(Paris)与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单挑，和对帕里斯和海伦注定会有毁灭性结果的结合之重述；第4卷，潘达罗斯(Pandarus)的背叛引发特洛伊战事再起；最后是战斗。前面的战争就这样在我们眼前疾驰而过。
之后的内容几乎全部与两件毁灭性的重大事件有关：阿喀琉斯之死与特洛伊的陷落。尽管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史诗结束以后几个月，但是对史诗所涉及的事情都有不可避免的影响。帕特洛克罗斯阵亡意味着阿喀琉斯重返战斗，也暗喻阿喀琉斯自己的死亡和赫克托尔的死亡，以及特洛伊的陷落。这使得我们可以预计和正视这些将来的事件，从而想象他们是《伊利亚特》的一部分。在许多先前的事件中，其中两个最为显见的事件与赫克托尔的死亡密切相关。他在最后时刻以自己的厄运威胁、警告阿喀琉斯，但是阿喀琉斯已经知道了并这样回答他说：“你就死吧，我的死亡我会接受，无论宙斯和众神何时让它实现。”(22. 365—6)赫克托尔的尸体在尘土中被拖曳之时，整个特洛伊都陷入了悲伤。“此番呼号，此番悲烈，似乎高耸的特洛伊城已全部葬身烧腾的火海，从楼顶到墙垣的根沿。”(22. 410—411)
史诗以普里阿摩斯和阿喀琉斯的会见以及赫克托尔的葬礼结尾，但是“第十二天，如有必要，我们就打仗”(24. 667)。史诗以另一个去赎回自己女儿的老人对希腊营地的造访开始，我们因而很容易联想到克律塞斯(Chryses)这个人物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呼应普里阿摩斯。从特洛伊传奇大戏来看，这二者出现的时间差绝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象征了从帕里斯的肇事到特洛伊陷落的整个战争。
史诗在地点方面的选取也颇为精巧。事实上，几乎整个《伊利亚特》的内容都被置于四个地势及其重要意义各不相同的地方：特洛伊城、希腊营地、二者之间的平原和奥林匹斯山。特洛伊城被坚固的城墙和大门环绕。城里有宽阔的街道和用巨木大石建造的房屋，其中最耀眼的就是普里阿摩斯的宏伟宫殿。这些房屋里满是精致的家具、服饰和财宝，更重要的是里面是特洛伊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毫无疑问，我们最关注的第一个特洛伊家庭当然是没有子女的海伦与帕里斯，但是当赫克托尔在第6卷中回到特洛伊时：
所有特洛伊人的妻子和女儿跑到他身边，问起她们的儿子、兄弟、亲戚和丈夫……(283ff.[5])
在阿凯亚人到来之前的和平时期，特洛伊曾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具有文明社会的各种特征。特洛伊的标志性特征(“有宽阔的街道”“牧马的”等)几乎是在不断无声地提醒着围城所带来的窘境。
由于特洛伊城尽是精美的石雕建筑，因而易受攻击且可以被火攻。阿凯亚人的营地就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营地由木质战船和掩体构成。至此时为止，希腊人感觉非常安全，以致他们甚至没有营造防御工事。第7卷第436行及以次描写了他们在一天内建了一道围墙，挖了一道壕沟。在第11—15卷中，这里成了战场并被攻破。与特洛伊不一样，这些临时营地没有历史，过去只是海滩，因此这些营地将很快消失(7.446ff；12.1 ff.)。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掩体会越来越牢固。荷马心中似乎有一张沿海滩分布的不同营地的清晰“地图”，阿喀琉斯的营地在这一头，埃阿斯(Ajax)[6]的在另一头。营地里拥有从邻近城市抢来的财富和妇女，但却不是阿凯亚人的家。希腊人将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父母都留在了家园。整个《伊利亚特》充满了“战船”这样的词汇，这些词下意识地提醒希腊人，他们处在远离家乡的背景下，既无家庭也无城邦。
交战双方在过去和将来都有与时间和地点相关的转折点。对特洛伊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天就是战船到达海滩的那天，在将来则可能是他们离去的那天或者城邦被焚毁的那天。对希腊人来说，过去最为关键的事件是每个人离开家庭的那天——这些场景甚至常常被提及，在将来则是阵亡的那天或者回到父母妻儿身边的那天。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荷马在第1卷(430-480)中为何要对去克律塞城(Chryse)的愉快旅程设置那么多障碍：这有助于为仍在特洛伊的双方建立时间和地点的框架。
交战双方之间的平原，在地形和人员联系方面发挥的作用反而不大，因为这场战争在多数情况下发生在一个无人地带——或者早晨被军队所占，晚上又再次变得空无一人。第8卷中，特洛伊人在胜利后曾想在平原上安营扎寨，这是9年来的第一次。在第18卷中的次日夜里(第18卷所述)则是第二次在那里扎营，也是最后一次。和平时期的这个平原，也许就像特洛伊的传统说法那样；是深耕与放牧的好地方；但是在《伊利亚特》中，这片土地却是荒芜甚至贫瘠之所，不过是战士们赢得荣誉或舍身战死的地方。
在整个《伊利亚特》中，众神到处旅行，但他们大部分时候总是聚集在奥林匹斯山上。在这里，每一位神灵都有一座由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建造的宫殿，尽管他们经常在宙斯的宏伟宫殿中欢宴或交谈。这是一个觥筹交错、光彩壮丽的不朽世界。众神纷纷介入特洛伊战争，丝毫不知人间疾苦；但下界的境况与他们生活的反差却极其强烈。对于众神而言，没有什么至关重要的过去或将来，所以他们的生命因不朽而平淡无奇。
荷马的作品是博大精深的，许多方面我只能挂一漏万。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要数《伊利亚特》塑造的那些丰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不算那些次要的形象，大约有24位个性十足的主要人物。我只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如果只是说阿喀琉斯是位英雄(就像我们在早期冠名为《特洛伊之歌》的史诗《伊利亚特》中所看到的那样)，那就太过简单了。阿喀琉斯占据了第一行的后半部分，赫克托尔则占据了最后一行的相同位置；二者之间的平衡与对应，恰好启示性地与前面已经说到的主题联系起来。
阿喀琉斯是一个少小离家的冒险者，为了赢得战利品和荣誉而外出。与他联系最密切的(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为他照看战马的伙伴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与他掳来的妇女一起睡觉，尽管史诗暗示，如果他回到家乡，会与布里塞伊斯(Briseis)结婚，但这仍然是一个尖刻的讽刺。阿喀琉斯的忠诚和责任只对友谊和他选择维持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有效。
另一面的赫克托尔，是普里阿摩斯最杰出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城市和人民的保卫者”(24. 499)。他在父母、兄弟和整个家庭的面前战斗。他的人民都依赖着他，若他战败，他们就全完了。就像第6卷(440ff.)和第22卷(99ff.)中他解释的那样，由于对他们的这种责任感，使他在战斗中一马当先，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现在我因自己顽拗折损了军队，
愧对特洛伊男子和特洛伊妇女……(22. 104—5)
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不是任何男子，而是他的妻子安德洛马赫(Andromache，她甚至为他照看战马——参见8. 185—90)。他们的见面发生在第6卷，这也是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同样也是为他们的离别而做的铺垫，因为他们在史诗中没有再相遇过。他们的小儿子是他们之间的纽带，也是他将来的希望。因此，他也成为“英雄困境”的缩影。赫克托尔为自己祈祷：
宙斯啊，众神啊，让我的孩子和我一样
在全体特洛伊人中声名显赫，
孔武有力，成为特洛伊的强大君主，
……愿他杀死敌人，
带回血淋淋的战利品，讨母亲心里欢欣。(6. 476—81)
获得英雄般荣耀的激励，最终要了赫克托尔和他儿子的命。因为英雄的荣耀既需要胜利者，也需要失败者。《伊利亚特》从来不回避这一点，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史诗临近尾声时，赫拉比较了这两个男子：
赫克托尔是凡人，吃妇女的奶长大，
阿喀琉斯却是女神的孩子
……天神们，你们都参加过婚礼。(24. 55ff)
赫克托尔是伟男子；而阿喀琉斯只是和其他男人一样的凡人，但是他有途径更接近神灵。他有神灵赋予他的财富——他的长矛、他的战马、第18卷中赫淮斯托斯为他制造的大盾和盔甲。他的母亲忒提斯(Thetis)联系着两个世界，能够告诉他其他凡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给予他特别的帮助。就像第1卷中所展现的那样，她甚至能够帮助他获得宙斯的特别宠爱。即便如此，阿喀琉斯仍然只是个凡人，他不可能看清所有这些事情。当他看清的时候，为时已晚：
母亲啊，奥林匹斯神实现了我的请求，
但我又怎能满足，我最亲爱的同伴被杀死。(18. 78ff)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忒提斯能够确定告诉阿喀琉斯的，而其他凡人绝不能知晓。那就是，他可以选择长生或者早亡，也就是在低微的平淡和永恒的荣耀之间作出选择(9. 410—16)。
因此，当阿喀琉斯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么，让我赶快死吧”(18.98)之时，他必须回去战斗，向赫克托尔复仇，也就毫无疑问会很快死去。另外，赫克托尔肯定也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对永生而荣耀的生命抱着一线希望。尽管帕特洛克罗斯之死已经预示了他的死亡(16. 83ff)，赫克托尔还是反击说：
帕特洛克罗斯，你怎么说我死亡临近？
谁能说美发的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
不会首先在我的长枪下放弃生命？
即使在面对阿喀琉斯时，他还是坚持认为这次战斗没有一个预定的结局。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才意识到这确实是最终结局(22.296 ff.)。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不会有神灵或凡人来救助他的时候，赫克托尔展现出最豪迈的英雄主义姿态：
我不能束手待毙，暗无光彩地死去，
我还要大杀一场，给后代留下英名。(22. 304—5)
赫克托尔输了，但他仍然因伟大的生与厚重的死赢得了不朽的声誉。《伊利亚特》所关注的不是人们做什么，也不是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方法，最终关注的是人们面对苦难和死亡时的方式。
阿喀琉斯是最伟大的勇士，也是最厉害的掠夺者和杀手。但是使他伟大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思考问题时的独特敏锐性。他没有逃避或迂回地看待和表达人类的处境。当他在第1卷和第9卷中拒绝妥协、在第21卷和22卷中对利卡翁(Lycaon)和赫克托尔丝毫不宽恕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他的这种品质：
有人把事情藏在心里，嘴里说另一件事情，
在我看来像冥王的大门那样可恨。(9. 312—13)
也正是这种品质，决定了他对普里阿摩斯的态度，就如阿尔弗雷德·胡贝克(Alfred Heubeck)所指出的那样：“伟人的形象取代了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看清了，并且也让老父亲普里阿摩斯看清了，人注定要有生有死，要经受困难，就像人必须要吃饭、喝酒、**和睡觉一样。这些东西超越了将人们分成不同个体和不同种族的障碍。
因此，荷马也同样以最好的方式赢得了永恒的荣耀，超越了仅仅描述杀戮和蛮勇的成就。他为这些伟业所置的背景既有胜利也有失败，既有男人也有妇女，既有战争也有和平，无疑还有信心、情感和行动。
《奥德赛》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否由同一位诗人所作，是文学史上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必要找出确切的答案，而是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两部史诗相互补充的方式上，这有助于我们界定每部史诗各自的性质。悲剧和喜剧的互补性，是二者最显见的相似之处和的确存在直接联系的地方。在《伊利亚特》中，显赫的英雄以冷酷无情的方式走向毁灭和死亡，驱使他们的是个人选择以及无法控制的力量的结合，留给我们的是悲恸、荣耀、苦难和怜悯。而《奥德赛》中的英雄却不是那么英雄气十足，他会通过欺骗和计谋来避开各种奇异的危险。史诗《奥德赛》并不是孤高的，它有旅程的空间，也有乡村和仆人、低贱的生活，还有卑劣的恶棍。它所有的情节都远离战争与残酷，而朝向繁荣与和平进展，致力于描绘妻子和一个幸福家庭的生活场景。它给我们留下的是胜利的庆典和理想的赏罚以及对忠诚、坚定不移和聪明才智的回报。最后，乞丐变成了奥德修斯回到家里。然而，这种悲剧—喜剧的二分法不宜过于夸大。《伊利亚特》也有自己的幽默诙谐之处——如第23卷中的葬礼活动，但绝不是唯一的。《奥德赛》亦有许多篇幅涉及悲剧性的未来：一个人不得不想到要识别情况，要考虑到一些先兆情景，以及要紧张地算计复仇的时机。
时间和地点的构成，可再次证明存在着一种体现某种“主题结构”的途径。《奥德赛》对时间的处理与《伊利亚特》有相当程度的相似之处。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乡花费了10年时间，但史诗只选取了最后的大约40天，全诗的三分之一(第16—23卷)内容只叙述了两天的故事。我们注意到，有100行内容将奥德修斯和他的儿子特勒马库斯(Telemachus)的故事联系起来，尽管这些故事发生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混乱无序的伊塔卡(Ithaca)和虚幻的卡利普索岛(Calypso)。从这时起到第16卷中，他们在养猪人的棚屋里重聚，其间的几天时间都是仔细安排的，尽管没有特别精确的计划。然而，奥德修斯在腓埃基亚(Phaeacia)的时间，则正好安排为3天(中间的一天包括他的漫游故事，所占篇幅为从第8卷第1行到第13卷第17行的内容)。
在伊塔卡不同气氛的两天之间，存在某种对称。奥德修斯进了他的宫殿并忍受那些求婚者及其奴才的粗暴对待。这一天从第16卷第1行开始。到了第18卷结尾，那些求婚者在夜里回到自己家里。在奥德修斯入睡之前，我们不得不等待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他渴望见到珀涅罗珀(Penelope)，当年迈的女仆欧里克雷亚(Eurycleia)发现她主人的旧伤疤时，这件事情就一直是个悬念。奥德修斯最终在第20卷的开篇上了床，只是为了倾听女仆们玩笑嬉闹着表示也想加入求婚者的行列：
他捶打胸部，内心自责这样说：
“心啊，忍耐吧，你忍耐过种种恶行，
“肆无忌惮的库克罗普斯曾经吞噬了
“你的勇敢的伴侣，你当时竭力忍耐，
“智慧让你逃出了被认为必死的洞穴……”[7]
然而，接下来的一天却有了一个好开端，奥德修斯无意中听到一位磨谷物的老妪向霹雳之神宙斯祈祷：
父宙斯啊……你显然是给某人把兆显，
现在请让我这个可怜的人的祈求能实现，
但愿求婚人今天是最后、最末一次，
在奥德修斯的厅堂上享用如意的宴饮。(20. 91—121[8])
这一天开始于弓和斧的战斗。直到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上了床，做了爱并交谈后，才告结束。(第24卷的奇异情节又占据了另外一整天时间。)
然而，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奥德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地域的限制。这一点与《伊利亚特》截然不同。《伊利亚特》的外部世界就在特洛伊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而《奥德赛》中的旅行是汇聚起来的，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汇聚到一起。《奥德赛》是一部包罗了海洋与大地的史诗，到达了已知世界的边缘，进入传说中的领域，甚至来到死亡的地下世界(主要在第24卷，第11卷也有一部分)。整部史诗的开篇就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宽阔的地理空间：
请为我叙说，缪斯啊，那位机敏的英雄，
在摧毁特洛伊的神圣城堡后又到处漂泊，
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邦和他们的思想；
他在广阔的大海上身受无数的苦难，
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使同伴们重返家园。
史诗的开头几卷并不是献给奥德修斯而是献给特勒马库斯的，这是一种巧妙的处理。从一开始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图景：没有主人的伊塔卡宫殿，无法无天的求婚者使这座宫殿一片混乱。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特勒马库斯在皮罗斯和斯巴达相对有限的旅程，去寻找父亲的音讯。这段旅程对后面的情节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意味着他是奥德修斯的儿子。他也有机会看到那些稳定的文明家庭是什么样子，懂得了热情有礼的价值所在。
我们在第5卷中首次发现，奥德修斯在海岛的半女神卡利普索(Calypso)的神秘之地是在“忍受着”好客。他失去船只和伙伴以后，卡利普索就一直将他当作自己的爱人。她的土地是天堂般的乐园(见第5卷第55—74行的描述)，但是并不能让奥德修斯开心。因为他是一个人，渴望生活在人的世界里，并且他万分思念自己在人间的妻子。经历了长期的恐怖旅行后，奥德修斯终于在腓埃基亚登陆。他亲吻土地，躺在野生灌木丛中和栽植的橄榄树下(5.463， 476 ff.)。从某些方面来说，腓埃基亚是现实世界与“美妙仙境”之间的一块土地。阿尔基诺斯(Alcinous)国王宫廷中的游吟诗人德摩多库斯(Demodocus)，吟唱着那个世界的尽头，吟唱着在特洛伊发生的伟大事件。当奥德修斯在述说自己的旅程时，特洛伊是他起航的地点。当他被带进“旅行者的传说”世界之时，他差一点就回到家里了(第9卷第79行)。这次游历使得“奥德赛”一词成为我们日常词汇的一部分。食忘忧草者、独眼巨人、瑟茜、塞壬、西塞拉、卡律布迪斯(Charybdis)、太阳神的牛群——这些都是欧洲人意识中冒险之旅的原型，是诗人、画家甚至孩童想象力的源泉。
奥德修斯离开腓埃基亚之时，整个《奥德赛》的内容刚过了一半，奥德修斯从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和女巫瑟茜的边缘世界回到家乡的路途也大约走了一半。在走完这最后一段海上航程之后，他睡着了(13.78—80)：
船员们支住身体，举桨划动海水，
深沉的睡眠降落到奥德修斯的眼睑，
安稳而甜蜜地睡去，如同死人一般。
陆地上，奥德修斯带着他的财宝在一棵橄榄树下睡着了。当他意识到这就是伊塔卡时，他亲吻了伊塔卡的土地(13. 102 ff.， 120 ff. 354)。于是，奥德修斯的远途旅行和特勒马库斯稍短一些的旅行(在第15卷第1—300行最后参观斯巴达和派罗斯)这两条线索在遥远的地方逐渐合拢——这种合拢是如此真实，忠诚的养猪人欧迈俄斯(Eumaeus)的养猪场成为远离奇异、危险和谎言的温馨栖息之地。
奥德修斯离开田庄，进城回到自己宫殿的时候到了。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行程，他最终被年迈的狗阿尔戈斯(Argus)认出(17.182—327)。
阿尔戈斯立即被黑暗的死亡带走，
在时隔二十年，重见奥德修斯之后。
他的宫殿是接下来六卷半中事件发生的处所，诗人对这一处所倾注了大量笔墨，对其房间、走廊、楼梯、庭院都加以详细的描述。而其中的两处房间又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一处是厅堂，这是那些求婚人宴饮的地方，也是他们血债血偿之所；一处是婚床，这是奥德修斯亲自围绕一棵巨大的橄榄树干建成的不能移动的床。“他们欢欣地重新登上往日的婚床，述说别情。”(23. 296)史诗在临近伊塔卡的乡村、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埃尔特斯(Laertes)的田庄里结束。
《奥德赛》中最重要的词汇是“人”(andra)，这里的人比《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愤怒”更接近人的本质。前面四章讲述特勒马库斯的部分是唯一没有奥德修斯戏份的内容——即便如此，这些内容也为奥德修斯的出场埋下了伏笔。特勒马库斯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文明社会的本质，这种本质使得奥德修斯堪与涅斯托尔(Nestor)和墨涅拉奥斯(Menelaus)这样杰出的人成为好友与战友。
奥德修斯为特洛伊留下一位伟大的英雄。我们从德摩多科斯(Demodocus)那里得知了他在攻陷特洛伊城时经历的最荣耀的时刻。但是随着他旅途的延续，他失去了财富和伙伴。为了逃避独眼巨人，他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他逃跑计谋的一部分，他给自己取名叫“无人”(Noman)。到了海上以后，他还是忍不住说出了他的真实姓名，尽管这给了独眼巨人一个名字去诅咒，但还是保全了奥德修斯的英雄特质。但是在与卡利普索(Caclypso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意为“隐藏”)一起度过若干年惰怠阴暗的生活后，留给幸运的奥德修斯的是什么呢？他根本一无所有。所以在见到瑙西卡娅(Nausicaa)时，他不得不用一段树枝挡在自己**的身体前面。只有他的聪明才智还留在身上，这倒是他运用自如的东西。
尽管招待他的主人异常惊诧，他还是一直隐姓埋名。直到第9卷第19—28行他在腓埃基亚证明他自己以后，才显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就是那个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平生足智多谋，声名达天宇。
我住在阳光明媚的伊塔卡……
虽然崎岖，但是适合年轻人成长，
我认为从未见过比它更可爱的地方。
为了在伊塔卡取得胜利，他不得不伪装自己并尽可能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然而，生死攸关之时，尽管没有必要宣称自己的姓名，奥德修斯还是戏剧性地展示了自己的身份：
你们这群狗东西，你们以为我不会
从特洛伊之地返回，因而消耗我的家产。(22. 35ff)
当然，《奥德赛》并不仅仅是关于奥德修斯身体历经苦难的旅程，他的英雄气概和声名、荣誉同样经受了考验。他从文明和人性的边缘回归，展现自己狡黠的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的耐性。在他确认其他随行人员的身份之前，他必须不能泄露身份，因此也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他甚至在危险过后还试探自己年迈的父亲。他随时保持着警惕。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他妻子出现之时。珀涅罗珀用他们婚床的秘密来考验奥德修斯，她证明了自己值得奥德修斯信任(第23卷)。
《奥德赛》中遭遇考验的不仅仅是忠诚。这是一首公开的道德之歌，邪恶得到了应得的唾弃。坏人就是那些不关心世界安定和繁荣的人，尤其是通过好客或冷漠的检测，奥德修斯所游历过的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着霄壤之别。当然，践踏文明准则的罪魁祸首莫过于那些求婚人。他们掠夺别人的财物，试图谋杀他的儿子、强娶他的妻子，和他的仆人睡觉，将他的房子当作他们狂欢之所。他们对所有新来者的傲慢被刻画得如此入木三分，我们甚至不需要第22章373—374行的那些道德谴责就能明白：
好让你心中明白，也好对他人传说，
做善事比做恶事远为美好与合算。
这种显而易见的犯罪和惩罚范式，完全不同于《伊利亚特》中那种不可思议的悲剧性。这也反映在神界层面。这些求婚人冒犯神界的律法、丝毫不亚于对人间的亵渎：
……不畏掌管广阔天宇的神灵降临惩罚
也不担心后世的人们会谴责你们。(22. 39—40)
奥德修斯不仅是一个要收回自己所有的人，他还是神界惩罚的代言人。他伪装以后考察人们，然后根据此人对他的态度给予回报或惩罚的方式，无疑借鉴了源远流长的“故事模式”，即神或守护神或仙女装扮成低贱的样子来考察人间。不仅奥德修斯回家的路充满险阻，我们对神会关心世界的善恶的这种信仰同样岌岌可危。尤其是那些求婚人为所欲为之时，我们尤其怀疑这一点。我们的信心最终来自远古时期的拉埃尔特斯如此呼喊之时：
父宙斯，神灵们仍然在高耸的奥林匹斯，
如果求婚人的暴行确实已受到报应。(24. 351—2)
我们从《伊利亚特》中得到的愉悦，实际上是一种悲剧性的愉悦，那便是在毁灭中还有对人性的救赎，而《奥德赛》则放大了这种乐观，我们希望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希望这位陌生的乞讨者能把一切处理妥帖。
传统
我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当作内在一致的艺术作品，通过广泛而复杂的有机联系将这两部作品的许多层面放在一起，就像亚里士多德所做的那样，“使之像一个有机生物体一样”。但是这种观点并非正统观念。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还几乎没有涉及那些1795年以后14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荷马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即那些“分解论者”和“一体论者”之间的争论。1795年，F.A.沃尔夫(F.A. Wolf)带着诸多疑虑出版了第一部严肃讨论以下问题的作品——这一问题就是，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不同诗人的作品编撰而成。
一旦这种观念得以确立，学者们就不遗余力地去分析它们的可能撰写者，并将这些撰写者与“真正的”荷马区分开来。尽管许多美学的直觉让人感觉这两部史诗是一个整体，然而专家们坚持认为，理性和科学的分析显示，这两部史诗或多或少是由一些松散的单独部分连接起来的。我个人的观点是，尽管早已存在一些相关的未成形的内容，这两部史诗却比它们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要更加完善。谁使得它们成为现在的形式？也就是说，在那些创作史诗的诗人中，最好的一位就是这两部的作者。
无论如何，随着近50年来人们对荷马与他的传统、与他之前的诗人之间联系的认可，分解论者所引起的无数争论都渐趋无力。我们已经看到，有许多途径能让大量诗人来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贡献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将分散或可分散的不同部分编撰在一起。许多分解论者的工作基于对诸多元素的拆分，这些拆开的元素——包括语言、素材和文化等——常常彼此不协调，因而他们宣称这些部分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少分解论者将口头的传承作为他们理论的证据，认为只有一个事件是“原版”，所有其他部分都是后来引申增添的。一旦我们看到荷马所继承的诗歌传统很自然地是由不同时期甚至不同文化元素所组成，以上论调就无法立足了——尽管这些元素在连贯性上缺少技巧，并且一定也会依靠口头的传承。这些争论并非无中生有，加利福尼亚人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于1936年33岁时去世)对这些争论作了综述。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在传统和个人天赋独特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但是荷马受惠于传统的方式，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同于欧洲文学史上任何其他常规的方式。这种不同之处的关键在于，荷马通过聆听更多阅历丰富的游吟诗人，学会了如何创作可以通过听觉获得的诗歌。他自己是否能够写作或者他是否进行了口头创作都还有争论，但就现有比较勉强的“证据”而言，他从世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中获益良多。
帕里的工作是从普遍存在的口头传承入手。那些固定的词语是最显而易见的，其中既有适当的称号也有普通名词，如“历经磨难的奥德修斯”“像酒一样暗色的海”等；也有整句或者数句再三出现的情况，比如维吉尔的“虔敬的埃涅阿斯”，坦尼森(Tennyson)的“抗辩造就大胆的贝德维尔爵士”(Sir Bedivere)也模仿了这种深入人心的特征。帕里通过这种“公式化”的措辞和口头传承的可能性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推测荷马更可能是一个口传游吟诗人而非一个文学作者。他从那些适当的称号和绰号入手，论证了这些传承如何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史诗韵律——长短格六音步——的技术性要求极高。
长短格六音步和所有其他希腊韵律一样，都是基于长音节(—)和短音节(∪)的特定组合。凭借这一体系，荷马运用名词和绰号的组合，为他的所有主要角色固定了各种类型的名称(如主格Hēctōr，宾格Hēct?r?)。更进一步，他在每个主要情节都用一种不同的名词绰号组合，这样就使句子得以分段。例如，每一诗行的最后六个或七个音节“∪∪—∪∪—∪”通常组成一个动词(如最常见的pr?s?phē，即“他/她说”)后面的一组词，需要一个名词绰号组合来填补；另外，尽管荷马早已列出了所有的可能性，但他也只能选取其中一种，即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因此，“pr?s?phē”后面的赫克托尔是“总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always k?rythāi?l?s Hēctōr)。就如帕里所称，这种“广泛”而“实用”的体系显得如此完善，必然是继承传统的产物。与之相应的宏大和精致必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也必然曾经是即兴口头创作的产物。遣词用句既是实践的也是美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老师到学生的代代相传。
这一口头传统一直在不断获取富有吸引力的、有益的新材料，而又不断扬弃过时的、令人不快的、冗余的旧材料——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超越姓名和名词的范围，拓展到动词和短语，甚至整个句子。例如，在一个句子中，动词“pr?s?phē”之前有一整套排列的规则，通常是用分词来表示动词的语气或态度，如“他说”之前可能会有“回答道”“站在附近”“忧心忡忡的”“面黑如土”等。这种体系更像一种化学元素的体系，能够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构成不同的分子。然而，曾经有这样一种倾向——一定程度上的分子式或积木式分析，即试图去计算这些组合的排列及其表达的可能性之数量。实际上，这种计算远不能穷尽实际情况。帕里和他的继承者可能太过依赖对现存口头创作韵律传统的类比，尤其是克罗地亚的传统。尽管这些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规律可循，但是比起荷马来还是相当有限，也相当粗糙。荷马的语言丰富得惊人，有充分的变化和弹性，词汇和固定短语的排列也有精确的区分。荷马似乎从来没有为表达准确的意义而发愁过。他那些固定的措辞不但没有限制，反而激发了其诗歌的创造性。
我们既不能轻视传统口头语言的流传广度和内容的丰富性，同样不能忽视其对荷马史诗创作的深远影响。史诗对已有元素的继承，不仅仅体现在短语和句子方面，甚至扩展到整个场景描述方面。这种继承，在那些描写准备进餐或船只下水的场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所知的一些“典型”场景，完全或者几乎完全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已有的材料。但是传统的“固定”场景模式常常有一定顺序，这种概述为口头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一套可行的路数。伯纳德·芬尼克(Bernard Fenik)对《伊利亚特》中大量战争场景的分析，充分证明了以上论点，人们往往认为描述这些战争场景的材料一定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同样的继承性塑造，也能在《奥德赛》中看到周期性的顺序。例如，英雄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时迷路了，他会遇到一个高贵的陌生人并指引他到达王室的宫殿。
再者，我们也不能认为，传统的范式就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这种期望，在得到满意答案的同时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或矛盾的答案。比如，当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好客之家时，描述的顺序可能会有些微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在《奥德赛》第4卷一开始特勒马库斯到达斯巴达时就能发现。通常来说，都是主人亲自招待客人——但是这里正好在举行婚宴，特勒马库斯遇到了墨涅拉奥斯的随从。当特勒马库斯站在门外时，随从不知该如何处理，就去请示墨涅拉奥斯。墨涅拉奥斯非常生气，他坚持认为，不管什么情形下，陌生的客人都应该得到妥当的招待。这种范式的变化，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贵族主人的榜样。一种“典型次序”的范式也能够被谨慎地坚持，从而创造出有序的正统场景。对这种可能性的运用，最好的体现就是《伊利亚特》的最后一卷。在荷马那里，对宴会的描述有一整套程序，这一程序包含了若干循环使用的固定句子，他之前的游吟诗人无疑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仪式或正式的场景能为日常社会生活提供一个公共交往的场合。然而，在《伊利亚特》第24卷第621行及以次的内容里，这种用寻常方式讲述固定的程序却有了一种别样的氛围和特殊的意义，因为对话的双方是阿喀琉斯和普里阿摩斯。这种场景的独特性以及其大胆创新，使之从典型性中得到了升华。
帕里的发现打开了一个解释荷马的“重复”及其意义的新窗口。这些发现也解决了我们对荷马的措辞中一些奇异的语言现象的疑问。他的语言与任何一个希腊本土的说话者都绝不相同。大多数词汇形式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种方言，但是这些方言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同时使用过。某些形式甚至似乎完全是人为创造的——尤其在韵律的框架下，诗人往往会创造新词汇。语言学者普遍认为，荷马的希腊语的基本方言是古风时代的爱奥尼方言——但是有许多特征与这一时代和地域全然不符。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所谓的“古阿卡迪-塞浦路斯语”(ArcadoCypriot)的出现。线形文字“B”泥板上的证据显示，这是荷马之前500年的迈锡尼和希腊大陆上使用的希腊语。口头传统适于这样的情况，即：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游吟诗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拾得一些习语而扬弃另外一些习语。于是，一种尤其适用于史诗的语言开始形成。一些习语有了数百年的传统，而另一些习语则是新近得来，有些甚至就是在演唱之日的新词。从这种意义上说，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游吟诗人都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做出了贡献，他们可能创造了某个习语、某个句子或者某个场景次序，这些都成了传统的一部分。
史诗语言的这种“人为创造性”，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多珍贵或多新奇。尽管可能对听众来说，有些词汇或形式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但是对诗人来说，仍然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也恰当地运用了这些内容。史诗语言主要是为了保持节奏并保证能够浓墨重彩地描述一个宏伟场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看到了这种特征，他说：“他是如此异乎寻常地迅捷，他的思想变化是如此清楚直接，对这种变化的表达也是如此……他是如此高贵。”科林·麦克劳德(Colin Macleod)是这样评价这种洞察力的：“阿诺德以一个评论家的敏锐看到了，那些从源头上是人为创造的内容，在效果上可不是虚假的(‘迅捷……清楚……’)，评价史诗的特征，如果不从其精神特质入手，那无疑是空洞无物的(‘简单……高贵……’)。”
许多无名的游吟诗人都为荷马史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无疑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史诗成为一个群体或一个行业的功绩。但是米尔曼·帕里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太过依赖这种“民间”传奇，以致执着于传统诗歌的观念而否认所有游吟诗人在其中的个人作用；并且认为这种传统没有创新的余地，也没有创新的价值。对他们来说，“荷马”就是传统，就是数百年传下来的传统。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因为传统必须以某种方式发展和达到成熟，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况且，除非认为所有荷马的竞争者，不管早期的还是同时代的，他们创作的诗歌都和荷马的作品一样好——实际上是没法区分的——否则一定有某种因素使得荷马的作品更胜一筹。这种因素就是他的创新之处。所以，不管他吸收了多少传统的因素，他一定对其做了改进。
现在的问题是，荷马在多大程度上承袭了传统，承袭的内容又有多少？他必须完全与传统一致或者在传统之内创作？抑或他也可以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诚然，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么长篇幅的史诗究竟是一个数世纪积淀的规范还是荷马的创造，在荷马之前的几代人是否已经听过某些类似《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品？
我们不知道任何有关荷马的前辈或竞争者的情况，因此我们对以上问题没有任何把握。荷马作品中哪些部分有创新或反传统之处，仍然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宣称，帕特洛克罗斯是荷马的创造，还有欧迈俄斯以及《奥德赛》中的田园因素也都是荷马的创造。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渴望，是摆在荷马研究者面前的重要挑战。
我个人认为，荷马的作品无疑有着双重的源头，既有与传统一致之处也有反传统之处。一个极好的例证就是《伊利亚特》中对待特洛伊的态度。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希腊人一方，因此也为荷马提供了更多关于希腊人胜利的素材而不是相反的素材。尽管在史诗的第8卷到第17卷，特洛伊人的战况比希腊人好，但是阵亡的特洛伊人还是比希腊人多，并且希腊人持续不断地补充。还有一个描述上的细节，对战场上方位的描述总是以希腊人的营地为视角。在一部创造性的史诗中，相对希腊人，特洛伊人在战场上的多数时候都更具优势，从特洛伊一方来描述史诗范围内的战斗，丝毫不比从希腊人一方描述得少——看起来荷马似乎站在了传统的对面。如此挑战本质上似乎正是史诗的一种催化剂。
长于明喻是荷马的独特风格之一，也是他为后来欧洲文学的整体风格所做的贡献之一。这也许是在传统的张力下创新和发展的又一例证。人们普遍认为，明喻是长篇史诗的产物，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里程碑式”作品，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另外，我们不难发现，用野兽尤其是狮子的捕食作为明喻，完全能够追溯到英雄史诗的传统。文献学者认为，明喻的语言有显著的非公式化和晚近的特点，这一特点似乎可以通过许多明喻中的非英雄主题来证明。我个人认为，最能说明荷马的明喻之非传统性的就是：明喻与其上下文关系的诸多变化。每个变化似乎都能让听众弄清楚其中的关联之处。有时是明喻，有时是对比，有时集中于物质的比较，有时集中于气氛和情感的比较。
我们从每部史诗中找出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伊利亚特》第21章第342行及以次，赫淮斯托斯帮助阿喀琉斯对抗河神斯卡曼德(Scamander)，在河岸焚烧植物和尸体：
有如秋日的北风把刚刚被淋湿的打谷场
迅速吹干，给劳作的农人带来喜悦。
当他也这样把平原烤干，焚尽尸体……
这炙热的气息令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欣喜不已；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斯卡曼德河保持了特洛伊的植物繁茂，为田园提供了养料。当大火烤干河水之时，这里的明喻提示了这种逆自然而行的破坏。《奥德赛》第5卷第388行及以次，奥德修斯站在浪尖，看见了远处腓埃基亚的海岸：
有如儿子们如愿地看见父亲康复，
父亲疾病缠身，忍受剧烈的痛苦，
长久难愈，可怕的死亡之神降临于他；
但后来神灵赐恩惠，让他摆脱苦难，
奥德修斯看见大陆和森林也这样欢喜……
毕竟这是奥德修斯第一次有希望生还的时刻，最终他会活着看见自己的家园。当他最后安宁地躺在珀涅罗珀怀抱里——这里也用了一个明喻，提醒我们奥德修斯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过去了：
有如海上漂游人望见渴求的土地，
波塞冬把他们坚固的船只击碎在海里，
被强烈的风暴和险恶的巨浪猛烈冲击，
只有很少漂游人逃脱灰色的大海，
游向陆地，浑身饱浸咸涩的海水，
兴奋地登上陆岸，逃脱了毁灭，
她看见自己的丈夫，也这样欢欣。(23. 233ff)
忽视这里各个明喻的主题之间的交互作用，无疑是荒谬的；将这种处理方式归结于传统，似乎也很难自圆其说。
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针对米尔曼·帕里和他开启的通过传统研究荷马的方法的反对声音。人们认为，这种方法并没有像其宣称的那样展现出真正高人一筹的洞察力。对于我已经阐述过的荷马在传统之内还是在传统对立面的位置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方法确实无能为力。当然，这种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固定习语的研究方面，这是帕里研究的起点。其理由仅是分解论者所说的，口头创作的即兴性和急迫性导致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和矛盾之处。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人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应该能够获得更深邃的洞察力。荷马史诗那无可比拟的明快和率直，可能正是得益于口头传统。对一个写作“虔诚的埃涅阿斯”或“大胆的贝德维尔”的诗人来说，这种特性可能会陷入一种过于精致的危险之中；然而，对荷马来说，这种特性的适度重复，看起来是那么自然。由于这些重复的习语和场景次序，我们得以进入一个非常熟悉的世界，对每一个事物的位置都了若指掌。这是一个固定的已知世界，然而同时又因其特有的高贵的史诗语言而彰显出多姿多彩来。长袍、床笫、绵羊、大山——这些事物的恒久不变，通过传统语言得以展现。太阳每天按照固定的轨迹升起；阿喀琉斯敏捷如昔但是又任性怠惰——一旦这些固定的背景发生变化，就会发生独特的、可怕的事件。太阳照常下山了，但是赫克托尔死了。在荷马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静态与动态、永恒与短暂的对应。这些都得益于诗歌的本质风格。
荷马与历史
荷马是一个诗人还是很多诗人的老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荷马与其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新问题所取代。还有一个关于荷马的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沃尔夫之前，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解决。事实上，比起学者们对荷马史诗作者问题的疑惑，这一问题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荷马史诗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与某些真实历史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希腊人围攻特洛伊是否真实发生过？腓埃基亚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又在哪里？等等。荷马的真实性问题，常常与《旧约》(Old Testament)的历史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后者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必须是恰当的、有可操作性的。不恰当的提问可能就会导致荒谬的答案。
尽管总是有一些人乐于认为，史诗中发生的事件都是虚构的、史诗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诗人的想象创造的；然而，更多的人热情地相信，荷马史诗有或多或少的历史依据。他们的主要证据就是18世纪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的报告，该报告运用土耳其的地形学和自然历史确证了荷马史诗的准确性。更能支持他们想法的是19世纪后期考古发现确实存在一个大型的迈锡尼文明。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浪漫构想，明显满足了人们“确证”荷马的热情。
为荷马的真实性辩护的大多数人都宣称，他是公元前1400—前1100年迈锡尼时代的准确记录者。也有少数人认为他是他自己所处时代(即公元前9—前8世纪)的记录者。然而，第二种观点受到的挑战在于，一个遥远世界的英雄们需要一种与听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每天都吃烤肉)，并且我们还要容忍新近发现的大量“时代错误”，比如，诗歌中的粗野气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荷马真实性的是芬利(M.I. Finley)的《奥德修斯的世界》(World of Odysseus)。他的关注点既不在过去的迈锡尼也不在当世的荷马，而是约公元前1050—前900年的希腊“黑暗时代”(Dark-Age)。他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荷马记载了这个世界的社会和血族关系结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以及普遍的世界观。
尽管考古学家们总是争论不休，但是对荷马的物质世界中的许多元素来自不同时代这一点，现在是普遍认同的。比如，战斗武器和装备都是青铜的，因为那时铁尚属于一种稀有金属，这还是迈锡尼(青铜)时代的冶金术。另外，死者多用火葬而非土葬，这又是后迈锡尼(铁器)时代的习俗。在某些地方，英雄们使用巨型迈锡尼盾牌，另一些地方又使用较小的“现代”型盾牌。物质世界有时候来自不同时代，跨越了若干世纪，但似乎又来自同一地方。
从这个角度说，这种情形与史诗的语言问题非常类似，其解释理由也应该相同。通过长时间的增添与扬弃，口头史诗传统创造了一种新的合体。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前述武器、墓葬等事物不可能成为一个合体；然而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却显得如此和谐，如此令人心悦诚服。对世人而言，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精确，凭什么需要精确呢？他们所需要的恰好是似是而非的魅力，是创造一个可以想象并且符合英雄形象的过去。
就像荷马的语言包含了一种任何人都没有用过的史诗用语元素一样，在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的世界里一定也有大量虚构的元素。要从地形上寻找《伊利亚特》和特洛伊的真实地点，《伊利亚特》第22章第145—156行斯卡曼德河的两条泉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不少地质调查也确实集中到这里。此地有两条泉水，一条冰冷严寒，另一条热气腾腾，紧挨着它们的是特洛伊妇女用来洗衣服的石槽。正是在这里，赫克托尔逃跑时绕着特洛伊城墙跑了三圈以后，最终停下来反击阿喀琉斯。不用说，没有任何一个探险者曾经试图在任何一个古代城市的城墙外面去寻找这样一个水文上的奇观，尽管在土耳其西北部山脉里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温度不同的泉水。特洛伊这里没有这样的泉水，其原因并不是描述的准确性问题，而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戏剧性和应景性的内容。在此前不久的第21卷，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在特洛伊的斯卡曼德河击败对手，现在，特洛伊的保卫者赫克托尔在斯卡曼德河的泉水边失去了生命。这里的河水代表着特洛伊从前的幸福与繁荣，一旦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尔，特洛伊人便再也不知和平的滋味了，他们光鲜的衣饰将成为别人的战利品，妇女也将在远离泉水之地遭受奴役。
荷马的物质世界来自不同时期，通过创造性的处理融合为一体，那么，这个世界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是否有可能来自真实的世界呢？尤其是，会不会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本体？芬利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荷马的世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融合。他举了四个例子加以说明：阿伽门农的法定职位、伊塔卡的传统习俗、妻子的地位与一夫一妻制、对杀人犯的法律和社会制裁。笔者认为，史诗中的这四个例子都是不一致的，在不同的文本背景中对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对阿凯亚人来说，在他们争议或协商的时候，没有必要在每个特定场合都用一套固定的法律程序或详细的等级层次来划分国王、长老和集体等，以此来使诗人的听众信服。实际上，阿伽门农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律地位，对于《伊利亚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