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条防御线可以考虑：在温泉关狭窄的海岸线上，舰队守住临近的北优卑亚海峡；或者科林斯地峡的陆军配合萨拉米斯的海军守住通往萨拉米斯的道路。反对第二防线是因为这意味着放弃阿提卡，反对第一防线是因为这反映了伯罗奔尼撒人只为自己战斗的本性。这时的情形显然进退两难，最后还是选择了温泉关。继承自杀兄长王位的李奥尼达(Leonidas)，带着一小队伯罗奔尼撒武装来到北部，其中包括360名“平等人”——带着全力增援的空口许诺，以及从一些邻邦召集来的志愿部队，还有400名更像是人质的忒拜武装，据守狭窄的通道。舰队则驻扎在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
希罗多德没能说清楚波斯军队到达后，希腊军队在陆上和海上的整体运转情况，我们也说不清。但是陆军和海军是相互依存的。海军主要是雅典人，只承担保护军队的责任，或许还有测试新舰船的任务。他们的统帅必定已经知道，对手来自腓尼基和亚洲地区，舰船更快、海员更熟练。带着几分混乱和些许慌张，据说还得到了“神灵”的大力相助，这两个目的都得以实现。虽然大规模的海军战斗对战局没有决定性影响，但仍然鼓舞人心。同时，风暴使得波斯人在南进的途中减员不少，当薛西斯派遣一支约200艘战舰的分队去包围优卑亚并从后面袭击希腊人时，又因遭遇风暴损失更多。因此希罗多德说，“神灵”正在做最好的事情，将交战双方的力量扯平了。
李奥尼达的部队在温泉关进行了两天激烈的战斗，抵抗了薛西斯所能派出的最好的军队。但是第三天，波斯人发现了一条防守薄弱的山道，绕到了李奥尼达背后。大部分希腊人被撤回，但是李奥尼达和他著名的300勇士，以及拥有同样声誉的特斯派亚人(Thespiae)留下来了，忒拜人也留下了——但这并非他们所愿。除了投降的忒拜人，所有人都壮烈战死。这几乎算得上一场胜利。
这场战斗获得了两条经验，那就是希腊的战船和士兵是优秀的，希腊的重装步兵是最优秀的兵种。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借鉴这些经验。第二条并没有立即产生效果。当薛西斯占领了希腊人早已疏散、撤离后的阿提卡，他首要关注的就是大海，这是非常必要的。对他自己来说，遗憾的是未能设身处地以海员的身份思考狄米斯托克利——创造并指挥雅典海军的狄米斯托克利——的行动。狄米斯托克利看出来了，唯一有希望的战斗不是在开放海域的任何地方——科林斯地峡南边或其他地方，而是在萨拉米斯的狭窄水道。希腊舰队已撤退至此处，陆地上的地形不便波斯人发挥数量优势，而且对波斯人不利。问题是他要说服他的同盟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并且还要让波斯人相信，这正是他们所想看到的。他用外交和恐吓(“要么你们留下，要么我们去西方建立一个新的城市”)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用一个诡计——一封送往波斯的密信——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一天清晨，波斯人推进到混乱的海峡，下午时分，残存的波斯舰队挣扎着逃出来。勇敢的希腊人——主要是埃吉纳人和雅典人，还有科林斯人和其他人——运用狄米斯托克利的战术，大破薛西斯的海军，也摧毁了他的信心。波斯海军被迫撤回本土，薛西斯和他的大部分将士痛苦地折向几个月前还雄心勃勃进军的路程。
那天晚上在萨拉米斯肯定会有某种庆祝活动，西西里也会有庆祝活动。据说就在萨拉米斯战役这一天，叙拉古人在西美拉(Himera)打败了迦太基人。这样看来，似乎东西两边的压力都得到缓解。但是薛西斯还留下了他的将军马多尼乌斯(Mardonius)主持战局。马多尼乌斯率领了超过35,000人的最精锐的部队，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希腊人所能召集的全部兵力。面对这一形势，萨拉米斯联军开始出现分歧。很简单，雅典人希望他们的家园得到安全保障，而伯罗奔尼撒人觉得在屏障后面更妥当。一个想要进攻性的战争，另一个不同意。在雅典人的威胁整个冬季没有奏效(史料没提到狄米斯托克利，充当先锋的是亚里斯提德)之前，双方一直争吵不休，直到为李奥尼达的儿子摄政的斯巴达人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在波奥提亚南部边界的普拉提亚(Plataea)与马多尼乌斯遭遇。
普拉提亚战役打响了。与萨拉米斯战役相比，这是一场更为典型的战役——一场无序的大混战。两边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其是希腊人。但是希腊重装步兵——主要是斯巴达人，他们首先摆脱了这种混乱的困境，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据说在同一天，冒险穿过爱琴海的海军在爱奥尼的米卡里(Mycale)登陆，赶走了抵抗的波斯人，毁坏了许多他们留下的战船，从而清除了波斯对爱琴海的威胁，开始解放亚洲的希腊人。
关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绝不止一种解释。重装步兵方阵在兵种方面的优越性；波斯人比希腊人犯错更多(希腊人没有犯多少错误)；波斯人劳师远征而希腊人在家门口为保卫家园而战；为自由而战的人们的战斗勇气，就如逃亡的德玛拉图斯对波斯国王所说：“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薛西斯)的畏惧。”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当然还有运气或者“神灵”的相助。
更进一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希腊人与蛮族人(外国人)的区别开始成为希腊人与特定的“蛮人”(国家的敌人)的区别，“姑息”变成“背叛”。斯巴达赢得了陆上，雅典人赢得了海面。这两种势力不断膨胀，他们会遭遇冲突吗？雅典取胜伴随着正在成长的民主制，斯巴达得胜伴随着君主寡头制。这种政体差异，只是把二者区别开来，还是对区分其他希腊人也有效用？格局就是这样确定了下来。
进一步阅读
A. Andrewes，Greek Society（Harmondsworth，1975）是最好的关于希腊历史的一般性介绍；O. Murray，Early Greece（London，1980）是关于这一时期的一本很好的现代作品。更详细的记述能够在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二版第3卷第3分册（1982）中找到。该书涉及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世界的扩张。C.W. Fornara，Archa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Cambridge，1983）是一本颇有用处的译文资料集。
关于希腊黑暗时代，参见A.M. Snodgrass，The Dark Age of Greece（Edinburgh，1971）；V. R. D’A. Desborough，The Greek Dark Ages（London，1972）；J.N. 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London，1979）。关于荷马的历史价值，其讨论开始于M. I. 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Cambridge，1954）。1980年发现于拉法坎狄（优卑亚）的英雄墓冢，其叙述见M.R. Popham，E. Touloupa，and L.H. Sackett in Antiquity 56（1982），169—74。
关于希腊古风时代，参见W.G.Forrest，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London，1966）；L.H. Jeffery，Archaic Greece（London，1976）；A.M. Snodgrass，Archaic Greece（London，1980）。 A.R. Burn写的两本书提供了更长篇幅的精辟论述：The Lyric Age of Greece（London，1960）；Persia and the Greeks（London，1962；2nd edn.，with an appendix by D.M. Lewis，1984）。关于单独主题的重要作品有：J. Boardman，The Greeks Overseas（3rd edn.，London，1980）；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London，1956）；CM. Kraay，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Coins（London，1976）；H.W. Parke，Greek Oracles（London，1967）；W.G. Forrest，A History of Sparta（2nd edn. London，1980）；P. A. Cartledge，Sparta and Laconia（London，1979）；J.B. Salmon，Wealthy Corinth（Oxford，1984）；R. A. Tomlmson，Argos and the Argolid（London，1972）；T.J. Dunbabin，The Western Greeks（Oxford，1948）。
[1] 指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译注
[2] 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