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督教的“和平主义”，或者如吉本的著名论断所称，“基督教关于忍耐与懦弱的说教”，有一个似乎比这更合理的答案，即教会提供了一个替代社会，该社会包含着与现实社会相反的职业架构以及相异的忠诚取向。禁欲文本中的警告性内容透露出某些信息，即主教人选的确定并不仅仅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教会争夺可用的人才，它会将有野心者吸纳入自身权力体系中。对这些人而言，加入教会并非必须；但对他们为之效力的教会而言，他们的才干却是必需的。如果不加入教会，这些人很可能成为有用的战士、管理人、生意人或者制造商，致力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而非将财富转入救济穷人或营建拉文那宏伟大教堂之类的事业。不过对于该问题，即便是这样的答案也明显建立在隐含的价值判断之上。公元2世纪时塞尔苏斯认为教会中能够接受公职的受教育者太少。那么在公元4世纪与公元5世纪教会雇用的受教育者是否太多呢？
这一时期的证据显示，古代后期的教堂严重缺乏人手。北非的教会理事会不断哀叹神职人员的短缺。而奥古斯丁的通信内容则表明，那些已有的神职人员似乎全部才识平庸。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安布罗斯就辞去了行省总督职位成为米兰的主教。在米兰，安布罗斯利用布道指导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如何履行自己职责，他以特殊的使节身份为军国大事效力。当时的主教们往往发挥如此作用，人们臆想主教们有神力相助，因此有他们参与的谈判更容易成功。大富翁保利努斯(Paulinus)卖掉大部分自己的地产，然后隐退到诺拉(Nola)去创作纪念圣费利克斯(St Felix)的宗教诗篇。不过并非所有基督徒都看好保利努斯放弃世俗财富的举动，他宣布这一好消息时曾请求教皇惠临，但遭到断然拒绝。
一个人可能遗弃世间高位成为主教，但从社会角度看，相反的身份变动就不甚妥当。晚期古代世界的主教们不同于中世纪后期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教，他们将精神职位与重要的世俗行政集于一身。公元641年，主教居鲁士向阿拉伯入侵者投降，交出了亚历山大里亚城。这位居鲁士就身兼主教与埃及长官之职，这在时人眼中极为平常。居鲁士穿的一只鞋上有主教徽章，另一只鞋上则有长官徽章。在古代，这相当于戴双冠。[25]
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改宗基督教给帝国的行政带来了难以应对的复杂性。基督徒们喜欢对教条中提炼出的观点进行永无休止的争吵，而且观点上的分歧还会波及其他，涉及是否终止“圣体圣事的共融”(Eucharistic Communion)这样的关键性问题。[26]这就是说，如果拒绝跟某些人一起领圣餐，就意味着不承认这些人是神之联合体的一部分，他们将被看作陌路人与局外人。从公元311年开始直至公元7世纪末伊斯兰教的到来，北非的大教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两派之间相互怨恨且禁止通婚，一方完全不承认另一方训令与圣礼的有效性，所有这些因素皆加剧了双方神学上的分歧。在东部，分裂派别同样层出不穷，这类派别有的比较小，有的则追随者极众。涅斯托里乌斯(Nestorius)的追随者(即景教信徒)在帝国之外繁荣兴旺，他们不仅存在于波斯，还越过中亚进入中国。在神学谱系上与涅斯托里教派截然对立的是一性论教派(Monophysites)，该教派拒不接受公元451年卡尔西顿(Chalcedon)第四届大公会(General Council)的决议。一性论信徒建立起敌对教会组织，与站在正教主教组织一方的信众分庭抗礼。政府在埃及和叙利亚骚扰迫害一性论教派信众，其结果是：从公元634年开始，当这些行省首度遭到阿拉伯军队入侵时，拜占庭军队及政府的抵抗能力因众多一性论教派市民的极度疏远而遭严重削弱。一性论教派市民们很快发现，阿拉伯人尽管并不总是很宽容，但较之君士坦丁堡的严厉政策，这些新统治者还是容易相处得多。在埃及，背离基督教加入伊斯兰教的规模如此之大，一位西奈的修士对此深感悲哀，最终，他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如此背景下，连自杀行为都无人指责。[27]
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埃及和北非，随后又征服了西班牙南部和西西里。在终结古罗马世界的统一方面，阿拉伯征服活动所起的作用超过任何其他因素。地中海从此再也不是罗马的内湖了。
延伸阅读：
研究“古代世界终结”的经典研究成果仍是爱德华·吉本的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66-88, 最好阅读J.B. Bury的注本, London, 1909-14）；该书叙述6世纪之前历史的各部分都十分出色，但吉本缺乏发展的历史观，并且他对女性和基督教的观点掺杂着复杂的个人偏见。（正如理查德·波尔松评价的那样：“吉本先生的人道主义情怀从未泯灭，仅有的例外是当他看到女子遭到强暴或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还可参见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的前几卷。关于4世纪的重要著作有：N. H. Baynes,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2nd edn., London, 1973）；D. Bowder, The Age of Constantine and Julian（London, 1978）；T.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Cambridge, Mass., 1981）。关于尤里安，专门的研究有R. Browning, The Emperor Julian（London, 1975）；G.W. Bowersock, Julian the Apostate（London, 1978）；以及可作为A. Momiliano编订的会议论文集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Oxford, 1963）补充的P. Athanassiadi-Fowden, Julian and Hellenism（Oxford, 1963）。关于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官僚制度，见A.H.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Oxford, 1964）。关于蛮族，见J.B. Bury,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London, 1928）；J.M. Wallace-Hadrill, The Barbarian West（3rd edn. London, 1967）；The Frankish Church（Oxford, 1983）；E.A. Thompson, The Visigoths in the Time of Ulfila（Oxford, 1966）；The Goths in Spain（Oxford, 1969）。C.E. Stevens撰写了Sidonius Apollinaris and his Age（Oxford, 1933）。关于西班牙，见Chadwick, Priscillian of Avila（Oxford, 1976）。
关于奥古斯丁，Peter Brown的Augustine of Hippo（London, 1967）勾画了一幅引人入胜的肖像。关于他的思想，参见John Burnaby, Amor Dei（London, 1938, 后重印）；é. Gilson,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t. Augustine（ET London, 1961）；H.A. Dean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St Augustine（New York-London, 1963）。关于6世纪，见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London, 1971）；A.M. Honoré, Tribonian（平装本, London, 1981）。重要著作还有：Averil Cameron, Agathias,（Oxford, 1970）；H. Chadwick,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Oxford, 1981）；M. Gibson编，Boethius（Oxford, 1981）。
关于语言的演变，见E. L?fstedt, Late Latin（ET Oslo, 1959）；R. Browning, Medieval and Modern Greek（2nd edn. Cambridge, 1983）。
关于教士研究，见Owen Chadwick, John Cassian（2nd edn. Cambridge, 1968）；D.J. Chitty, The Desert a City（London, 1966）；P. Rousseau, Ascetics, Authority and the Church（Oxford, 1978）。关于古代社会中的教会，见H. Chadwick, The Early Church（Harmondsworth, 1967）；History and Thought of the Early Church（London, Variorum, 1982）。
[1]即教宗格列高列一世。——译注
[2]此职位在帝国后期已变为内政官职，主要负责财务和行政。——译注
[3]即狄奥多里克(Theodoric)。——译注
[4]在位时间为公元491年—518年。——译注
[5]在位时间为公元518年—527年。——译注
[6]在位时间为公元527年—565年。——译注
[7]统治时间为公元493年—526年。——译注
[8]公爵(Dux，边防军统帅)与伯爵(Comes，野战军统帅)本来都是罗马帝国的官职，其中伯爵的地位原本高于公爵。——译注
[9]在位时间为公元376年—383年。——译注
[10]在位时间为公元355年—363年。——译注
[11]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 1478—1535)英格兰政治家、作家、社会哲学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作者。——译者
[12]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le， 1494？—1536)16世纪著名基督教学者，宗教改革的先驱。——译注
[13]意为“多”。——译注
[14]前者意为“界限”，后者意为“门槛”。——译注
[15]指长年生活在柱头上的苦行修士，在当时享有崇高声望并有巨大影响。——译注
[16]早期基督教著名神学家、哲学家。——译注
[17]原文似有误，普罗提诺与奥利金曾是同学，两人为同时代人。
[18]开创了保加利亚王国的突厥民族。——译注
[19]该职位此时不是军职。——译注
[20]国外学界基本取得共识，即Huns(匈人)并非中国史书中的匈奴。——译注
[21]指罗马城。——译注
[22]圣经里预言的末日大战中的民族。——译注
[23]西哥特国王。——译注
[24]出自耶稣为百夫长仆人治病的典故。见《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译注
[25]指教皇戴双冠，双冠分别代表世界天主教首领和梵蒂冈元首。——译注
[26]当时基督教认为圣餐是基督的血肉，信徒通过吃圣餐可以与神融合。——译注
[27]基督教禁止自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