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艺术界还是科学界，人们都会偶尔将天才与一种能够实现突破的惊人顿悟联系起来，这种顿悟即“尤里卡经验”。它促成了DNA指纹技术的发明。亚历克·杰弗里斯（Alec Jeffreys）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遗传学家，他开展实验，以探究囊肿性纤维化等遗传疾病如何在家族中传播，却意外发现DNA指纹技术的潜在原理。为追踪家族世系基因，杰弗里斯在男女试验者细胞的不同染色体中找出一个重复的DNA片段。接着，他用一个放射性分子标记选中的DNA片段，以便在X光胶片上数清不同个人及其亲属的重复部分数量。实验在周末进行，当他周一（1984年9月10日）早晨再次回到实验室时，发现胶片上出现了排列怪异的斑点和线条。杰弗里斯的第一反应是：“天哪，真是乱七八糟。”但他又盯了一会儿，突然“灵光一闪”。胶片上的每个条形序列代表着不同数量的DNA重复片段，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条形码，而且这个条形码还是其父母DNA的合成物。“那绝对是个尤里卡瞬间。”杰弗里斯后来说道。

眼前一亮，在那金子般的五分钟之内，我的研究事业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在那个瞬间到来前，我正盘算着，这一发现是否能运用于DNA鉴定或生父确认诉讼。不过，要是没想到指纹技术，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了。

当然，尤里卡经验应追溯到阿基米德身上。传说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在洗澡时明白了排水量与浮力的原理，他跳出浴盆，赤身**地跑上街头，大喊“尤里卡！”（大致可以译为：我懂了！）在科技界，15世纪的约翰·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提供了另一个实例。据说在一个丰收季，他无所事事地看着葡萄压榨机，就萌发了制造印刷机的念头。17世纪，艾萨克·牛顿见到一颗苹果从树上掉落，便想出了万有引力法则。1869年，传闻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在撰写一本化学教科书时打了个盹儿，他做了一个梦，梦醒之后就写下了元素周期表。1953年，詹姆斯·沃森在摆弄硬板纸做的生物分子模型时，突然察觉到DNA结构中两个半部的组合方式，随即揭示了生物分子的遗传机制。“我感到士气大振。”沃森在《双螺旋》中写道。

在艺术界，尤里卡经验的形式更加多样，但同样使人茅塞顿开。豪斯曼（A. E. Housman）在演讲集《诗歌的名义和本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Poetry）中描述了自己的创作过程。“午餐时喝下一品脱啤酒，”他写道：

我会出门散步两三个小时。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不过是环顾身边的事物，跟随季节变换的脚步，伴着骤然而至、毫无缘由的情感，一两个诗句、一整个诗节就浮上心头，它们注定汇成一首诗歌，而眼下只是与一个模糊的概念并肩前行。接着，通常有一个小时左右，我的思绪归于平

静，而后再次文思泉涌。

柯勒律治的经历则更富有戏剧性。1816年，他宣称自己在18世纪后期翻开一本关于忽必烈汗的书，读了一段之后，因服用鸦片酊陷入睡眠中，醒来后立即写下了《忽必烈汗：梦中的幻象》（“忽必烈汗建立‘上都’，修起富丽的逍遥宫……”[1]）。离我们更近一些的1932年，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巴黎碰巧看见了一张照片，上面是几个奔跑的非洲男孩，出自体育摄影师马丁·芒卡西之手，他便决定从事摄影业。“我忽然明白了，摄影能将永恒固定在一个瞬间中。这是唯一影响了我的照片。”卡蒂埃-布列松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道，“就像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把，说：去吧，试试无妨！”1950年，萨蒂亚吉特·雷伊在伦敦观看刚上映的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Bicycle Thieves）时，即刻弄懂了怎么在印度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大地之歌》（Pather Panchali）。“那个念头就这么刺穿了我。”雷伊在1982年写道。

越往早先回溯，尤里卡经验的实在证据就越少。阿基米德的故事没有任何证据，有的只有道听途说；古腾堡的经历只出现在一封疑点重重的信件中；牛顿和苹果的奇闻没有书面记录，仅仅来自几位老人的叙述；门捷列夫的梦也玄而又玄，由一位同事公之于世。至于柯勒律治，他于1797年就已完成《忽必烈汗》， 1816年才出版面世，时光荏苒近20年，不禁让人怀疑，诗人对当年创作经历的再回首到底真实与否。学者伊丽莎白·施耐德（Elisabeth Schneider）通读了柯勒律治所有现存的手稿和信件，做出以下总结：柯勒律治写《忽必烈汗》时，非常循规蹈矩，并非靠一场梦就能创作，而是有意识地打了多次草稿后才完成的。同是研究柯勒律治的学者，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虽然没有完全否认梦的作用，但指出：“《忽必烈汗》的语言抑扬顿挫、似梦似真、精于雕琢，要说其中每字每句都是柯勒律治梦到的，人们很难接受。”

然而，我们不能将此类逸事简单地视为谣传，因为关于灵光一现的时刻，有不少科学家、艺术家都提供了可靠的描述。此外，这与我们自己的经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所有人都明白，好主意会毫无征兆地蹦出来，不经意间的对话、偶然的交际、夸张的想象和做梦等非理性输入都是灵感源泉。

另外，尤里卡经验绝非实现突破的唯一因素。一个伟大的想法可能会从天而降，但在此之前，人们似乎得用长时间的学习研究武装好头脑。体验过尤里卡经验、最终做出突破的人，多年以来都在为各自领域中的难题绞尽脑汁。发明DNA指纹技术的杰弗里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无意中发现青霉菌具有杀菌功效，最终将青霉素用作药物，那时他已经在伦敦一所医院的细菌室里工作了20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莱明致力于为军人受伤引发的败血症寻找抗生素。战后，他便按计划进行研究探索。1922年，他在鼻涕、眼泪和唾液中发现抗生素溶菌酶。路易斯·巴斯德有句名言：“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就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典例。

有一个尤里卡经验享誉科学界，我们不妨仔细考察一番。那是19世纪60年代，德国化学家F. A. 凯库勒发现，苯分子中的6个碳原子呈正六边形的环状结构，为有机化学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便能知道，真正的尤里卡经验是复杂的。

1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张邮票上印着F. A. 凯库勒，1979年。左边是由碳原子组成、呈正六边形的苯环，这位化学家声称在梦中首次见到这一结构

1890年，自凯库勒发现苯的结构起，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回忆当初的经过。第一次灵感闪光发生在1855年左右，那是一个夏夜，凯库勒与一个朋友做完学术探讨后，坐双层巴士回家，他坐在巴士上层，陷入沉思——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舞动的原子，它们有大有小、三两成队，还有四价原子，连接成链——直到售票员喊出“克拉珀姆路”。然而，突破在7年后才得以实现，彼时的凯库勒正在壁炉前打盹儿，他说：

那时我在比利时的根特市（Ghent），住进了主干道上一间典雅的单身公寓里。但是，我的研究室位于一条狭窄的小巷中，白天晒不到阳光。对一个整天埋头做实验的化学家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一天晚上，）我坐在那里编写教科书，但进展并不顺利，我在想些其他事情。我把椅子转向壁炉，半睡半醒间，那些原子又在我眼前跳动了。这一次较小的组合退居幕后。这类幻象我见过不止一次，所以心里知道，目前要在各种组合中看清那些较大的。密密匝匝的原子组合成长链，一切都运动着，像蛇一样左右扭动。但是，看哪，那是什么？！其中一条蛇衔住了自己的尾巴，嘲讽般地在我眼前打转。我一下子醒了。这次也一样，我一刻不停地工作到天亮，尝试证明这个假设。

凯库勒总结道：

先生们，让我们学会做梦吧，也许这样就将找到真理……但是也得注意，只有经过清醒的头脑审视的梦才能公之于众。

不愧是科学史上最著名的梦，的确耐人寻味，而实情果真如此吗？有不少化学史学者怀疑，这种白日做梦的好事根本没发生过。然而有证据证明，在1890年正式发表之前，凯库勒就曾多次对亲友讲起此事。他的儿子为此做证。1886年，一个受它启发的讽刺作品闻名于世，意味着此事早前已得到广泛传播。另外，凯库勒在学术上谨言慎行，而不像他的一些同代人，所以如果这么一个古怪的梦是子虚乌有的，凯库勒也不会公开了。假定它确实发生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称之为一种尤里卡经验？

凯库勒早在1858年就发表了结构理论的文章，阐释四价碳原子如何连接形成开链分子（脂肪族），接着，他在1859年到1861年间出版了第一卷教科书，但那时他并未在任何出版物中提及苯等闭链分子（芳香族）的结构，只在一处十分隐晦地表示自己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凯库勒应该在1862年上半年做了那个梦，至少是在6月结婚之前（因为演讲中提到了“单身公寓”）。1865年至1866年间，也就是约3年后，他才发表了苯环结构理论。

19世纪50年代晚期、60年代早期，恰逢焦油染料工业、石油工业繁荣兴盛。大量的实验使有机化学知识迅速扩张，最新发现中有不少芳香化合物显然与苯相似（法拉第于1825年在压缩油气中发现苯）。但是能够囊括新发现的结构理论仍未应运而生。除去凯库勒，还有不少化学家尝试解开苯分子结构的难题。例如，约瑟夫·劳施密特（Josef Loschmidt）1861年提出苯的三种分子式，其中虽没有环状结构，但他选择用一个大圈代表苯，以表明其结构仍未确定。1858年，阿奇博尔德·库珀（Archibald Couper）猜想两种其他化合物为环状结构，但没有涉及苯。对此，凯库勒并不认同，但无论在出版物还是在私人信件中，他几乎没有透露个中缘由，似乎有意保密自己对苯分子结构的思考，同时又紧跟学界动态，关注各种矛盾的观点。也许，当凯库勒试图撰写第二卷有机化学教科书时，劳施密特、库珀等人的推论和其他许多观点在他头脑里互相碰撞着，于是在1862年的一个晚上，他在壁炉旁打起了瞌睡。

凯库勒之所以延迟发表理论，有一部分个人原因。1863年，妻子难产去世，留下襁褓中的小儿，他不免感到沮丧和迷茫。不过，他还在盼着学界出现实验数据，证明从苯环结构基础上推测出的新化合物确实存在。到了1864年，两位化学家合成了乙基苯和戊基苯，这些苯类化合物拥有凯库勒期望的结构和性质，可支撑他未发表的理论。新的实验结果让凯库勒行动起来，论文最终在1865年1月面世。

奇怪的是，凯库勒在这篇突破性论文的开头指出，闭链理论在1858年就已“完全成形”——远早于根特公寓的那个梦——另外，他也并未突出强调苯环及其潜在衍生物的结构。但是，文中确实提及了苯环。后来，凯库勒越想越觉得，这一理论典雅极了。1865年4月，他告诉一名学生，它是个“取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经过几个月的实验，他和学生们合成了更多新的化合物（多溴苯和多碘苯），验证了理论的正确性。1866年，他发表了苯的三维透视图。很快，几乎每个有机化学家都大体接受了苯环结构，因其理论猜想有了大量实验数据做支撑。

凯库勒对苯分子结构的探索长达五年多，不舍昼夜，所以他的梦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一个孤立的洞见。凯库勒显然大受此梦鼓舞，但它不是他暗示的那种尤里卡经验（他没有用“尤里卡”这个词）。事情很可能是这样：早在这个梦发生前的19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思考环状结构；1862年以后，他用“清醒的头脑”尝试给以证明；但是由于信心不足，没有公之于众，直到1864年见到有能支撑其理论的实验数据，才最终发表。艾伦·J. 洛克（Alan J. Rocke）对史料进行详尽考虑后写道：“事实与大多数解释相反，也与脱离具体语境的揣测相反，现在真相大白了：凯库勒在半梦半醒中见到的，不是完全成形的苯环理论，甚至也不是部分成形的。”

在这种半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中产生的，充其量是环的概念，这种概念不是没有先例。理论本身的发展很慢，甚至可以说很折磨人，历经多年，1866年才上升至公认地位。

我们仔细考察创造性突破的历史，就会发现滴水穿石才是常态。一个创造性突破的实现，无论是否得益于明显的尤里卡经验，往往都需要长期思考劳作、反复检验、不断改进。以下是两个例子，第一个来自远古，第二个来自20世纪后期。

文字的出现可谓人类最早的突破，而谁发明了文字，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没有文字，只靠口口相传，就不会有今天的历史、科学、文学。如此关键的发明是怎样诞生的？距今约两万年前，在上一个冰河期内，神秘的壁画、石刻画、骨刻画等“前文字”存留下来，“前文字”能表达有限范围内的意义，却不囊括全部口语。（至今仍到处可见，如：机场中的国际交通标志、数学符号、五线谱音符。）约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不断扩张的城市中，能表达任何思想的符号系统——“成熟文字”问世，并很快从象形符号演化为篆刻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最早的楔形文字出现后不久，埃及象形文字也随之面世，可能因为埃及毗邻美索不达米亚，但两者关系仍未得到证实。

前文字转型为成熟文字的重大突破要归功于谜画文字。英文“rebus”一词源自拉丁语，意为“通过事物”（by things）。元音、辅音、音节等口语词汇的组成部分无法通过象形手段描绘，却可以由谜画文字书写。借助谜画文字的法则，人们能够以系统的方式将一门语言的声音视觉化，将声音的抽象概念象征化。如今，我们仍能在画图猜谜和短信中看到谜画文字的痕迹：由一只蜜蜂（bee）和一个托盘（tray）组成的画谜，谜底是“背叛”（betray）；短信中的缩写“b4”代表“之前”（before）。埃及象形文字中充满了谜画字，“太阳”一词原是象形字（一个圈中一个点），读作r（a）或r（e），指太阳神拉（Ra），同时也是法老名字中的第一个符号，这位法老就是我们熟知的拉美西斯大帝（Ramesses the Great）。

谜画文字是怎么来的？有学者指出，在公元前3300年的乌鲁克〔Uruk，《圣经》中的埃雷克（Erech）〕，一个无名的苏美尔“天才”通过有意识的探索，最终创造出谜画文字——与最早记录成熟文字的泥版出现的地点和时间一致。也有人假设，谜画文字是由一些聪明的官吏和商人发明的。更有人认为谜画文字是个意外的发现，而非人为的发明。不少学者将其视作前文字长期演进的结果，而非诞生于某个发明家的尤里卡经验。上述假设均是合理的，因为相关证据极其有限，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断定哪一个是历史真相。

从考古证据看来，可以确定的是：前文字存在了很长时间，才转型为成熟文字；楔形文字经历几千年的发展，才能记录诗歌等先进思想。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存文献是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可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但由于这些早期泥版文字仍未完全成形，其破译工作极为艰难。换句话说，五千多年前必定发生过一次重大突破，即谜画文字诞生，而从现代视角看去，文字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逐渐发展，不存在任何尤里卡瞬间。

时间来到20世纪后期。1980年，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写了一个实验性的网状计算机程序，取名为探询，为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物理学家组建“内部网络”。经过十年研究，万维网在1990年至1991年面世。1999年，伯纳斯-李回忆道：“发明网络，我受到许多影响，包括尚未成形的想法、不同主题的谈话、看似毫无关联的实验。”他有意避开了“尤里卡”一词。“记者总是问我，让网络诞生的那个关键理念、那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是怎样的。他们大失所望，因为我告诉他们，网络的发明并不存在‘尤里卡’瞬间。”伯纳斯-李在回忆录《织网》（Weaving the Web）中写道。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突破包含尤里卡经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利昂·莱德曼（Leon Lederman）爱用另一个称号：“顿悟”。1665年至1666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时，1822年9月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时，1838年9月达尔文发现自然选择时，1905年5月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时，1953年2月沃森发现遗传的生物分子机制时，尤里卡经验确实降临在他们身上。无论人们把它称作什么，这些天才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后，都体验到了一种突然的洞见。

[1]　此句采用了飞白先生的译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