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人格适合天才？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不可能。即使我们把范围缩小至同一时期、同一领域的天才，最显著的也是他们人格上的不同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艺术界有：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和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莫扎特和约瑟夫·海顿、凡·高和高更、T. S. 艾略特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科学界有：牛顿和埃德蒙·哈雷、达尔文和赫胥黎、居里夫人和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爱因斯坦和玻尔、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

罗伯特·韦斯伯格谨慎地评论道：

拥有创造力的人形形色色，种种人格可能还不足以涵盖到各个方面。换句话说，也许不是每个拥有创造力的人都能分配到一个独特的人格。然而，我们至少有理由相信，创造型人格有许多种，并且有一点可能是正确的：艺术、科学两界中，即使是那些从事同一分支领域的人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各自的工作，这意味着他们的人格可能是不同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人格的科学研究作为心理学的分支之一，始终没能实现长足发展。大约一个世纪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本我、自我和精神分析等概念为基础，发起了人格研究。但那时，精神分析究竟能不能算一门科学，连弗洛伊德自己都起了疑心。“外倾”和“内倾”这一对概念，早在1921年就由卡尔·荣格（Carl Jung）提出，仍是当下人格研究的基础。然而在20世纪，当评估智力水平的智商测试获得了一致认可时，人格评估领域仍众声喧哗，没有任何特别的进展。

不过，从事人格研究的心理学家人数众多，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数不胜数。例如，艾森克从20世纪50年代起主张将人格分析建立在外倾性、神经质和精神质三个维度上。在这段令人困惑的时间内，丹尼尔·内特尔（Daniel Nettle）在《人格》（Personality）一书中写道：“一位心理学家可能在奖赏依赖、躲避伤害这两项上给你加分，另一位则可能认为你是思维型、情感型、感觉型或直觉型中的一种。”如果人格心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而不是和大众杂志上的娱乐向性格问卷混同，那么研究人员必须要能确定，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和不同社交场合的流转中，确实具有历时长久、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变的稳定人格。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评估和定性又需要用哪些维度呢？心理学家如何判断人格的稳定性，又怎样才能找出其中与创造力相关的维度呢？

最近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了眉目。因此，虽然超凡创造者的人格依旧充满争议，但领域内至少对普通人的人格多了一些共识。

首先，“人格五因素模型”似乎能与针对个人和团体的种种研究结果相匹配。内特尔称，这个模型是“史上最全面、最可靠、最有用的人格分析框架”。目前，人格的测试与因素分析主要以五个维度为标准，分别是外倾性、神经质、认真性、宜人性和经验开放性这五种特质（这是内特尔的分类，与其他心理学家使用的相差不大）。内特尔称，外倾性高分者是“爱社交、热情的”，而低分者是“冷漠、喜静的”。神经质高分者“容易紧张、烦恼”，低分者“情绪稳定”。认真性高分者“有条理、能自制”，低分者“心血**、粗心大意”。宜人性高分者“值得信任、有同理心”，低分者“拒不合作、怀有敌意”。最后，经验开放性应是与创造力相关性最高的一项，高分者“有创造力、富于想象、精灵古怪”，低分者“务实、传统”。研究发现，不管是过十年再测，还是过一周再测，普通人的五因素分数都保持不变。

其次，达成共识的其他原因来自神经科学、基因学和进化心理学。脑成像扫描于20世纪90年代问世，检测脑部结构和运作状况的差异成为可能，其结果也许能够反映在五因素模型中的不同维度上。换句话说，当人格测试显示“X的外倾性得分高”，那么此人的脑部扫描必须提供相关的生理论据，这个论据可能在中脑的多巴胺奖赏机制中，尽管其位置还没能完全确定下来。接着，2001年完成的人类基因组序列图谱也提供了证据。个人基因变体对人格起着部分决定作用。举例来说，人类通过遗传获得血清素转运基因，其正常形式是一长一短或两长，而一项长时间以新西兰成人为对象的研究显示，具有严重抑郁倾向的人，也就是说神经质高分者，他们的血清素转运基因形式是两短。最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化心理学也开始为人格分析添柴加薪。为什么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种种人格特质？依照进化论，神经质高分者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在人类历史早期，神经质者在预测危险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如被大型捕食者攻击），尽管他们备感焦虑，还有抑郁的风险。经验开放性高分者想必是善于适应新环境，在应对陌生的问题时，能找到全新的、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容易产生怪异的想法，患上精神病（就像《美丽心灵》中的约翰·纳什）。

不幸的是，对任何一种假定的“创造型人格”而言，经验开放性的研究都远没有达到理想水平。内特尔认为经验开放性“神秘莫测，难以厘清”，并承认其他心理学家为其贴上“文化修养”“思维能力”等标签，给出的定义多少有些差异。此外，要判定人格特质和创造表现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只有像特曼的智力研究那样，以一组年轻人为对象，从他们还未显现出任何杰出能力时开始，对他们的人格和创造力进行历时长久的研究，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针对经验开放性的长期研究。

要探求超凡创造者的人格更是难上加难。弗洛伊德称，“在创造力面前，精神分析学家禁止指手画脚”，“精神分析无法为我们揭示艺术造诣的本质”。如今，人格心理学对天才研究的帮助不大。例如，内特尔的《人格》就对这一话题保持沉默。针对创造者（而非超凡创造者）人格特质的经验研究至今只有一项，就出自特曼学生考克斯之手，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说明，她的研究并不完美，而且时间上早于五因素模型。为离世已久的天才编纂人格侧写似乎大费周章，而科学价值甚微。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考克斯研究的大约300位天才中，能够进行人格特质评估的只有100人。

然而，缺乏证据不是最大的阻碍。五因素模型建立在稳定的人格上，而在我看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超凡创造者不具有此类稳定的人格。创造力水平越高，人格就越趋向多样化。文森特·凡·高的弟弟提奥曾在愤怒中写道：“他的身体里好像住着两个不同的人，一个天赋异禀、心思细腻，另一个则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因此，在超凡创造者身上寻找稳定的人格毫无意义，因为那根本不存在。他们拥有变色龙人格，也就是说，他们能对自己的人格进行改造，以适应周遭环境。

莫扎特发妻康斯坦泽（Constanze）关于丈夫的作曲过程有一段精辟的评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变色龙人格：

当他在头脑中酝酿某种宏大的构想时，他会全神贯注，在公寓里不停徘徊，对周遭事物置若罔闻。而一旦想法成形，他用不着钢琴，只需几张乐谱纸，还边写边说……“现在，我亲爱的妻子，行行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对话从来不会打扰他。

爱因斯坦的人格同样变幻莫测。他享有独特的名望，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心直口快的行事风格：他从不回避激烈的辩论，不管对方是朋友还是同事（与尼尔斯·玻尔、马克斯·玻恩关于量子理论的争论闻名于世），从不拒绝单刀直入、妙趣横生的媒体采访，也从不否认自己的名气。然而，爱因斯坦却是在私底下与自己独处时，才完成那最具创造性的科学成就。班诺什·霍夫曼（Banesh Hoffmann）和列奥波德·英菲尔德（Leopold Infeld）是两位物理学家，曾在20世纪30年代与爱因斯坦合作，他们作为见证者，为世人提供了一份生动的实录。霍夫曼回忆道：

我们三人一旦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就会进行激烈的讨论——用的是英语，因为我的德语不太流利——但当讨论的内容变得十分复杂后，爱因斯坦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讲德语。他说母语时便不用为措辞费神。英菲尔德也说起了德语，而我为了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已经费尽了全力，在讨论的**平息前，几乎没有容我插话的间隙。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感觉到，连说德语也解决不了问题，讨论便停了下来，接着爱因斯坦站起来，操着浓重的口音用英语说：“我再稍微想想。”话音刚落，他就开始左右踱步，或是不停转圈，始终把一缕灰白的长发绕在手指间。在这种极具戏剧性的时刻，英菲尔德和我则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一动不敢动，大气不敢出，怕惊扰他那飞速运转的头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英菲尔德和我互相交换着眼神，沉默不语，爱因斯坦仍在踱步，仍在用手指缠绕头发。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副恍惚、出神的表情，又好似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点也不像在集中精力思考。又过了几分钟，突然，爱因斯坦看起来轻松了不少，笑容浮上了脸颊。他停止踱步，也不再玩弄头发，好像回到了身体所在的环境中，重新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接着他便把解决方法告诉我们。他的方法几乎每次都能行得通。

通过以上几则趣闻，我们看到莫扎特和爱因斯坦具有多种人格，五因素模型的简单分类已不再适用。当莫扎特为一席观众举办音乐演奏会，或是指挥他创作的歌剧时，他是外倾性高分者（“爱社交、热情的”），但在家作曲时，他又是外倾性低分者（“冷漠、喜静的”）。同样，爱因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各处巡游时是外倾性高分者，居家钻研物理时又是外倾性低分者。人们常说爱因斯坦似乎“游离”在世界之外，他自己更是这样认为。“我是一名真正的‘独行侠’，祖国、家园、朋友，甚至是直系亲属，都没有让我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他在50岁左右时写道。因此，莫扎特和爱因斯坦既是外向者，也是内向者。尝试评估他们的外倾性程度，必然只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人格并不恒常稳定，而是变化多端的。

在莫扎特和爱因斯坦身上，人格模型中的其他四个因素也会随着境况的流转而发生巨变。论及认真性（高分者“有条理、能自制”，低分者“心血**、粗心大意”）与经验开放性（高分者“有创造力、富于想象、精灵古怪”，低分者“务实、传统”），二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高分者。然而，莫扎特在演奏时偏爱即兴发挥，父亲经常斥责他缺乏条理、挥霍金钱。二人中，只有爱因斯坦称得上是古怪的。

他们大概都是神经质低分者（“情绪稳定”，而不是“容易紧张、烦恼”），不曾受过抑郁症、狂躁症的折磨，生性也不杞人忧天，否则他们就无法独立完成创造性成就。尤其是莫扎特，他没有宫廷乐师的生活保障，却仍铸就不朽。他们对自己的才华有着压倒一切的信心，因此乐于接受那些吓退常人的挑战。然而，爱因斯坦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写道：

多年以来，那种在黑暗中摸索的焦虑，混合着强烈的求知欲，自信与倦怠轮番上演，直到最终曙光乍现——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宜人性则相对复杂一些。初出茅庐时，莫扎特在宜人性上得分相对较高（“值得信任、有同理心”），他是个顺从的少年演奏家，一心只想取悦他的赞助人——这必定是厌世的利奥波德带有偏见的观点——但他对雇主萨尔茨堡大主教科洛雷多（Colloredo）出言不逊，且拒绝退让，后者毫不讲理地辞退了他。相比之下，爱因斯坦的宜人性得分特别低，几乎垫底（“拒不合作、怀有敌意”）。虽然平常客客气气，但是在他的性格中，独立自足、不顾他人是主旋律，因此他用一副冰冷无情的铁石心肠对待至亲之人：第一场婚姻以破碎告终，两个儿子与他关系紧张，第二场婚姻也濒临消亡。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与原配育有二女，她的大女儿惨死后，她对一个女性朋友坦白道：“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感染他，他总是能高高兴兴地把悲伤甩在脑后。这也使他能如此投入地工作。”在超凡创造者中，宜人性低分者比比皆是。关于宜人性，内特尔总结道：“一个人必须做到残酷无情，把自己和事业放在第一位，才能铸就伟大。”他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在《自深深处》（De Profundis）中的表述：“在我人生的任何阶段，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除了艺术。”

爱因斯坦必然也是这样看待科学的。他勤勉工作，一丝不苟，紧绷的心弦从未松懈，后半生为建立引力和电磁的统一场理论，付出数十年心血，去世前一天，他躺在医院的病榻上，仍在进行数学计算。居里夫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她深知放射性元素对眼睛和皮肤的危害极大，却依旧在没有防护设备的情况下继续研究，直至死神降临。达尔文将科学工作视为“人生中唯一的乐趣”，尽管工作让他焦虑不堪、疾病缠身，他仍称自己“不曾体验过工作之外的幸福”。艺术界的天才们也尽可能多地投入创作。莫扎特去世当晚，仍在坚持谱写《安魂曲》K626。凡·高中弹身亡那天才放下画笔。弗吉尼亚·伍尔夫清楚地知道，那可怖的心理疾病会再次找上门来阻止她写作，因此她选择一了百了。

达尔文的一生尤其清晰地展现出，超凡创造者的人格是多么富于变化，不同领域的天才人格差距有多大。人们难以相信，19世纪30年代，那个踏上冒险征途、并用浪漫笔触将亲身经历写成《“贝格尔号”航行日记》（Voyage of the Beagle）的年轻人，竟然就是达尔文。他于19世纪40年代定居达温宅，并于1859年出版毫无浪漫气质可言的论著《物种起源》。

1835年5月，达尔文骑驴坐马穿越安第斯山脉，他将彼时见闻记录在《“贝格尔号”航行日记》中，可谓颇具代表性：

夜里，菲茨罗伊船长、我，还有爱德华兹先生，三人共进晚餐。爱德华兹先生是个长住科金博（Coquimbo）的英国人，以热情好客闻名，只要来过此地，便会对他印象深刻。那时，一场大地震突然来袭。我听见隆隆的地声，但由于女士的尖叫此起彼伏，慌乱的侍者四处逃窜，几位绅士起身往门口冲去，我感觉不到地表的震动。等一切平息后，几位女士仍在惊惶中哭泣。有一个人说，这一整夜，他都无法入眠，即使睡着了，梦里也全充斥着行将倒塌的房子。不久前，因塔尔库哈诺（Talcuhano）发生地震，这位绅士的父亲失去了所有财产，1822年在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他自己险些葬身于坍塌的屋顶下。他说，那时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巧合：他正在玩牌，身边有一个德国人忽然站起来，说自己在南美这几个国家中，再也不愿坐在一个关着门的房间里了，他差点因此在科皮亚波（Copiapó）的地震中丢了性命，所以他去打开了门，紧接着喊道：“又来了！”灾难便在刹那间降临。在场所有人逃过一劫。地震之所以危险，不是因为打开一扇门浪费了时间，而是因为四面墙壁摇摇欲坠，人们可能你拥我挤，却仍找不到出路。

10.乔治·瑞奇蒙为查尔斯·达尔文画的肖像，1840年，大约在达尔文发现自然选择法则前后

不过几年之后，对久居达温宅的达尔文来说，如此动**喧闹的社交场合已经变得不可想象。19世纪40年代，他像上了发条似的，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独自工作上，不是在家人止步的书房里，就是在自己的花园中，过上了规律的生活。工作之外，他照食三餐，涉猎群书，一人久久地散步，接待有预约的访客，偶尔才去伦敦和英国其他一些地方短途旅行。诚然，达尔文安顿下来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控制1840年左右患上的慢性疾病，但是这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好将尽可能多的时间投入研究中。在乘坐“贝格尔号”环游世界时，达尔文心态开放，乐于迎接各种全新的邂逅与经历，有的促进科学、人类学研究，有的让他与普通人打交道。总之，命运抛来的一切，他都照单全收。相比之下，在达温宅内，他的创造力在一种缺乏经验开放性的氛围中迸发出来。天长日久，他便成了隐士。当然，达尔文广泛阅读，与许多科学家有大量书信往来，对研究和学界有不同意见仍保持开放心态，但是，他告别读大学和周游世界的岁月后，就开始刻意回避形形色色的邂逅，不再广交朋友。

达尔文的神经质得分有明显变化。在读者的印象中，年轻的达尔文性格平和，无忧无虑，情绪波动不大。（也许正因如此，他父亲指责道：“你除了打猎、逗狗、抓老鼠之外，对其他事物都不感兴趣，这样下去，你不仅会给自己丢脸，还会让整个家族蒙羞。”）然而，人到中年，达尔文变得极端焦虑，诸如赶火车之类的生活琐事都使他困扰不已。原因何在？人们会想到，他的孩子们体弱多病，其中两人早早夭折，达尔文因此而受到打击，不难理解。但达尔文还为金钱忧心，这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因为他的个人收入极高。不过，令他最难以承受的焦虑来自进化论理论，他担心公众接受程度可能会很糟，这种焦虑显然演化为无药可救的疾病。因此，达尔文怕自己会早早死去，便于1844年将理论写成一篇论文，交给妻子爱玛，并把出版事宜托付给她。此后直到1859年，正是神经质驱使达尔文坚持开展研究调查，为极具争议的理论提供了更多的科学证据。

总体上，结论很清晰：超凡创造者没有特定的人格特质，他们拥有的人格特质也没有特定的比重，换句话说，不存在“创造型人格”。所有的天才对工作都有极高的**，并决心要在领域内获得成功。然而，这种**和决心的来源却无法按照某个简单的模型加以分析。天才需要某种程度的外倾性、神经质、认真性、宜人性和经验开放性，以及另外一些因素，如智力水平和才华。但是比起普通人，天才身上所有这些因素的互动似乎更加复杂多变，而且对周遭环境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