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与超常智力之间的关系尚不能确定，而天才与心理疾病的纠葛更是充满悖论，有时一目了然，有时暧昧不清。患有心理疾病的天才中，文森特·凡·高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在重度抑郁症的长期折磨下，于1888年亲手割下自己一只耳朵，而后住进精神病院，1890年，他开枪自杀，年仅37岁。事实上，正是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凡·高的创作力量达到顶峰，孕育出了最伟大的作品。凡·高生前，他的画作几乎无人问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逐步认识到这些画作极高的艺术价值，如今它们已是世界艺坛的瑰宝了。凡·高的疯病会周期性发作，这一点他的家人、同行和他自己都没有质疑过。但是同样无可否认的还有凡·高的理智，他笔下内容详细、逻辑清晰的大量信件就是证据。这些信有的寄给帮他卖画的弟弟提奥，有的寄给同行艺术家埃米尔·伯纳德（émile Bernard）、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大量的信件和画作展现出凡·高内心强大的凝聚力，”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的三名研究者于2010年写道，“仅仅将其视作病态的产物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些信件和画作就是文化遗产，属于一位真正伟大的智者：真实的凡·高。”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法医鉴定，人们还是无法清楚地解释心理疾病和超凡创造力在凡·高身上共存的原因，而这种令人着迷的共存不断激发着当代人的想象力。

8.《割掉耳朵后的自画像》，文森特·凡·高，1889年

心理疾病和超凡创造力之间的联系可谓历史悠久，一言难尽。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问：“为什么所有在哲学、诗歌、艺术领域出类拔萃的人都是忧郁的？”〔一说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他的学生提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他以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戏剧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为例，其中包括埃阿斯（Ajax）、柏勒洛丰（Bellerophon）；以历史上的哲学家为例，包括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传说，恩培多克勒为了化身为神，跳进埃特纳火山口身亡。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诺尔·布兰（Noel Brann）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天才起源的辩论》（The Debate over the Origin of Genius during the Italian Renaissance）中写道：15世纪时，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认为忧郁“可以说是肉身付出的代价，因为灵魂费尽周折，‘英雄般’地穿过理性无法弥合的鸿沟，从有限、短暂的自然出发，到那无限、永恒的超自然中去”。莎士比亚的直觉也与此相似。《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国王忒修斯说：“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情人，同样是那么疯狂，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1]

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拜伦、舒曼二人都有自毁倾向。他们的生平和作品十分具有代表性，显示出心理疾病和天才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后来，凡·高的事迹增强了这种联系。20世纪，美国三位艺术界领袖——厄内斯特·海明威、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因抑郁症自杀，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是如此。

罹患心理疾病的科学家相对较少。然而，20世纪90年代，精神科医生费利克斯·波斯特（Felix Post）以291位具有超凡创造力的个人为对象，基于他们的传记开展调查，得出以下结论：依据现代诊断标准，爱因斯坦和法拉第患有“轻度”精神障碍，达尔文和巴斯德患有“中度”精神障碍，玻尔和高尔顿患有“重度”精神障碍，其他一些知名科学家也榜上有名。以达尔文为例，他忍受怪病几十年，也许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公众接受程度感到焦虑导致的。

有关天才的坊间传闻极具戏剧性，可能会歪曲心理疾病和创造力的关系。逸事趣闻能够轻而易举地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心理状况不稳定是超凡创造力的必要条件。此类印象之所以会存在，大概是因为资质平庸之人不愿直面天才的成就，便拿心理疾病为借口敷衍了事。然而，这个观点不攻自破，因为针对上述的每个例子，我们都能轻易地找出在相似领域中同样具有超凡创造力却没有任何精神障碍症状的艺术家、科学家。

心理学家只有以样本数量可观的群体为单位，研究天才的心理状况，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判断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对是错。我们将考察三项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艺术领域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分别是14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家、18至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20世纪下半叶美国作家。

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彰显出登峰造极的创造力，在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过在人们印象中，患有精神障碍的艺术家在文艺复兴时期极为鲜见，而在同样关键的浪漫主义时期却显得不足为奇。也许除了米开朗琪罗之外，波提切利（Botticelli）、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达·芬奇、拉斐尔、提香等主要文艺复兴艺术家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个性强势、顶天立地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孤立无援、饱受煎熬的天才，也没有自毁倾向。实际上，只有一位名气不如前几位的画家——罗素·菲伦蒂诺（Rosso Fiorentino）——早前被曝自杀，而这一消息并不属实。

乔尔乔·瓦萨里的杰作《艺苑名人传》于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首次出版，心理学家安德鲁·斯特普托通过分析书中的人物事迹，研究文艺复兴艺术家的人格特征。斯特普托自问：“在瓦萨里眼中，最具创造力的人是精神紊乱、郁郁寡欢、离群出世的吗？还是他另有看法？”

《艺苑名人传》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介绍早期、中期、后期艺术家。学界已经认定早期部分的信息并不可靠，因为瓦萨里缺乏1400年之前的材料。因此，斯特普托将书中的早期部分排除在外，转而研究中后期的123位艺术家，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也名列其中，包括83位画家、38位雕塑家、22位建筑家（许多艺术家跨界创作）。

我们还须考虑瓦萨里的个人判断是否可靠。大家都知道瓦萨里常常在事情的真实性上犯错，但在一项关于人格的研究中，立场比真实性来得更加重要：他是否对信息来源进行鉴别、筛选，通过信息的完善、重组，完成该书的潜在任务，即说明艺术家不是区区工匠，而是专业人士，他们与从事法律、医药等崇高事业的人一样值得尊敬。有证据证明他确实做到了。另外，该书记载的事迹中包含了足够多的反常行为和负面特征，这意味着读者大体上可以相信其真实性。斯特普托称，就算是瓦萨里最爱的艺术家，“也与其他艺术家一样，可能被贴上傲慢自大、软弱无能等负面标签”。同样重要的是，瓦萨里的同代人对书中描述的艺术家非常了解，他们认可该书的价值，没有产生任何质疑。

斯特普托梳理传记内容，将其作为42种不同特征的参考标准，其中包括诚实、自负等一般特征，也包括忧郁、古怪等构成所谓“艺术家气质”的特征。无法避免的是，斯特普托手头的材料不总是为他制定的条目行方便，所以他最终从瓦萨里的评价中选取了13个更加宽泛的特征予以采用，分别是：能力高强、勤奋好学、吃苦耐劳、负面评价、善于交际、谦恭有礼、精明老练、张弛有度、超然物外、郁郁寡欢、行为古怪、妄自菲薄、自命清高。

其中，勤奋好学最为常见，123位艺术家中有48人具有该特征，占比39%。谦恭有礼排第二，占31%。相比之下，郁郁寡欢、行为古怪、超然物外的艺术家并不常见。斯特普托写道：“气质忧郁、过分敏感、离群索居等现代遐想，在这里找不到一点根据。”不过也许这些特征属于少数精英分子，属于那些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也就是说，瓦萨里选择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力超常者才具有这些特征？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斯特普托将其中的精英筛选出来，重新进行分析后发现，原来的结果更加明显：他们比大多数艺术家更加勤奋好学、谦恭有礼、善于社交、张弛有度，仍没有抑郁、古怪的倾向。斯特普托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缩小至瓦萨里最爱的11位艺术家——马萨乔（Masaccio）、布鲁内列斯基、多纳泰罗（Donatello）、达·芬奇、拉斐尔、安德烈·德尔·萨托（Andrea del Sarto）、罗素·菲伦蒂诺（Rosso Fiorentino）、朱里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佩里诺·德尔·瓦加（Perino del Vaga）、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 Salviati）、米开朗琪罗——再次重复分析，结果比上一次还要明显。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家既没有过分离群出世，也没有过分喜怒无常，而是勤奋好学、脚踏实地、谦恭有礼、善于社交、精明老练的。据艺术史学家观察，且不论达·芬奇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半成品，在15世纪最后20年中，他确实拥有上述所有品质，那时他正为米兰公爵效劳，画着《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

斯特普托总结道：“要是事实当真如此，那么患有心理障碍、离群出世等‘艺术家人格’特征就不是拥有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这些特质大概不能给艺术家带来足够养家糊口的收入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自18世纪后期开始，社会对艺术家的期待转变了，这些特质便一直激发着公众对艺术的兴趣。第二项研究的对象是36位在1705年至1805年之间出生的英国、爱尔兰诗人，同样是考察精神障碍与创造力的关系，结果却与前一项研究截然相反。开展这项研究的精神科医生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疯狂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Touched with Fire: Manic-Depressive Illness and the Artistic Temperament）中写道：“结果显示，这些诗人及其亲属中，患有心境障碍、自杀、因心理疾病被医院收治的比例极高。”杰米森的研究对象包括浪漫主义时期最权威的人物，包括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乔治·戈登·拜伦、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约翰·济慈、沃尔特·司各特、珀西·比希·雪莱、威廉·华兹华斯等，还有利·亨特（Leigh Hunt）、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James Clarence Mangan）、乔安娜·贝利（Joanna Baillie）等不太知名的诗人。虽然样本数量比斯特普托的少，但是该研究的信息来源却丰富多样，不仅有传记，还有信件、病历、家族史，当然还包括诗人已出版的诗作。杰米森以上述材料作为参考，从中找出抑郁、狂躁、严重狂躁等症状及其规律，还包括容易导致误诊的其他身体或心理疾病，比如济慈的肺结核。

经杰米森诊断，司各特可能患有间歇性抑郁症。她写道：

多次提到自己“无故恐慌，身疲乏力，活力下降，思维迟缓”，可能得了文人病，沮丧抑郁。

她几乎能确认拜伦患有躁郁症（双相情感障碍）：

反复无常、时而焦躁的忧郁症。性情多变，偶尔“突然暴怒”。情绪大起大落，抑郁发作时越发严重。有明显心理疾病、自杀的家族史。

她引用了司各特的信件，在信中，司各特这样描述密友拜伦：

如此天赋异禀之人，竟然饱受心中怪病折磨。即使那天才的火焰无法扑灭，他也无缘享受内心的平静与幸福。想想吧，那有多恐怖。

36位诗人中自杀身亡的有2人，分别是托马斯·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和托马斯·罗威·贝多斯（Thomas Lovell Beddoes）。6人进过精神病院，包括克莱尔和柯珀。有明显心境障碍的人超过半数，比如拜伦。杰米森将这一组诗人罹患心理疾病的概率与同时期总人口相比，结果显示诗人的自杀比例是常人的5倍多，进过精神病院的比例是常人的至少20倍，罹患躁郁症的比例是常人的30倍。除了拜伦之外，患有躁郁症的还有布莱克、柯勒律治和雪莱。36位诗人中只有7人没有任何明显的心境障碍症状，占比少于四分之一，而且这些人的知名度相对较低。

第三项研究以20世纪的作家为对象，是史上第一次针对在世作家探究创造力和精神障碍关系的科学尝试。20世纪70年代早期，原文艺复兴文学教授、精神科医生南希·安德瑞森（Nancy Andreasen）基于系统的精神科诊断标准，在几年的时间里开展了多次精心组织的采访，采访对象来自赫赫有名、受人敬仰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是该机构的常驻作家。她还设置了一个控制组，教育背景和年龄与作家相仿，但其成员的工作不需要高水平的创造力。采访时不以小组为单位，而是每个人单独进行。一开始，作家组和控制组各有15人，但后来人数增加到各30人，比杰米森研究的过世诗人只少6人。无须多言，安德瑞森采访的作家（发表的研究中采取匿名形式）没有杰米森研究中的诗人那么出类拔萃。不过，其中有人在美国获得了国家级荣誉，有人是工作坊的研究生或助教。从1947年起，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毕业的研究生赢得了16次普利策奖，教职人员包括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约翰·契佛（John Cheever）、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一开始，安德瑞森提出了一个工作假说，即这些作家大部分都是心理健康的，但是相比控制组，家族中患有精神分裂的比例较高。她从一些可靠的研究中获晓，精神分裂的遗传性是学界公认的。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被收养儿童，一组的生母患有精神分裂，另一组的生母没有心理问题。生母患有精神分裂的儿童中，有10%患上精神分裂，即使他们是在正常环境中长大的，相比而言，总人口的精神分裂患病率小于1%。此外，安德瑞森认为爱因斯坦、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家族中也有明显的精神分裂遗传史。一位冰岛精神科医生在研究冰岛名人录中成功人士的亲属后，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早期，精神科医生之间流行着一种观点：精神分裂的遗传有轻重两种形式，被遗传者重则患上精神分裂，轻则获得异于常人的创造力。

然而，安德瑞森的采访结果显示，30位爱荷华工作坊的作家都没有任何精神分裂症状。按照正规诊断标准，他们大多数（80%）患有心境障碍，即单相或双相情感障碍，而相对应的控制组比例是30%（控制组的比例高得出乎意料，总人口患病率通常在5%~8%）。其中大部分作家都经过医疗诊治，有的住院，有的定期在门诊部拿药，有的接受心理疗法。她还发现，作家的一级亲属（父母与亲兄弟姐妹）中，患有心境障碍和拥有创造力的比例比控制组的一级亲属高出许多。

2005年，安德瑞森回顾这项开拓性研究时指出，该研究“探索了创造力的本质，以及创造力与心理疾病的关系，证明了两个非常普遍但表面对立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有天赋的人实际上是“超乎寻常的”。特曼针对天才儿童的研究支持该观点，斯特普托关于文艺复兴艺术家的研究结果可能也是如此（虽然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创造力更高）。安德瑞森写道：“我采访的作家无疑是……魅力四射、风趣幽默、能说会道、严于律己的。”

他们通常遵循着十分相似的日程安排，早早起床，日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他们很少一整天不写作，让日子白白溜走。总的来说，他们与亲友的关系很近。

但是在另一方面，正如杰米森关于过世诗人的研究那样，这些作家还展现出疯癫与创造力的联系，与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所写的相似。

许多人绝对被严重心境障碍困扰过一段时间。重要的是，虽然心理障碍发作时会阻碍创造力的发展，但其发作期不是永久的，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另外，心境障碍可能会提升创作量。

有时，心境障碍甚至可能为作家日后的创作提供强有力的素材，就像华兹华斯所说的“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

对于这一观点，拥有创造力的人通常不置可否。没有人声称在严重抑郁症的发病期能够创作出具有持久价值的作品，但由于害怕才思枯竭，也没有人希望完全摆脱自己的梦魇。他们对心理疾病的态度是复杂的，这不奇怪。他们虽不妄想患病后能激发更多创造力，但把疾病看作是形影不离的伴侣，对它，就算不是热情欢迎，也必须得虚心接受。

20世纪早期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有一句名言：“如果我的魔鬼离开了我，只怕我的天使也会飘然远去。”当画家爱德华·蒙克（代表作《呐喊》）被告知精神治疗会让许多病痛消散时，他答道：“那是我和我的艺术的一部分。病痛与我不分彼此，接受治疗会毁了我的艺术。我想让这些病痛留下。”数学家、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John Nash）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传记《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和同名电影都讲述了他的传奇经历。一个同行数学家对他的言行感到难以置信，便问道：“你怎么能相信自己是应外星人的要求来拯救地球的呢？”他回答：“因为这些关于超自然生物的想法就像我的数学观点一样，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得相信它们。”爱因斯坦在尝试构建广义相对论时，也承认接受心潮起伏的必要性，那时他病得很重。

科学家于20世纪50年代发现利血平、盐酸氯丙嗪等药物可以控制精神分裂，于1948年意外发现锂盐可以抗狂躁，在此之前，患者无药可服，只能向疾病妥协。起到缓解作用的药物一经面世，拥有创造力的人就不得不考虑服药带来的利弊。

罗伯特·洛威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服用锂盐，他发现服药后，自己不再情绪崩溃，诗歌创作数量也增加了。但是他告诉神经学家奥利弗·赛克斯（Oliver Sacks）：“我的诗歌失去了许多力量。”确实，在评论家眼中，洛威尔早期的作品地位很高，而他服药后写出的诗却大不如前。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1979年，精神科医生摩根·斯高（Mogens Schou）以患有躁郁症且服用碳酸锂的艺术家为研究对象，结果证明服药确实是以质量换取数量。服用锂盐能赋予人重新工作的能力，但前提是以牺牲狂躁期的深刻洞见为代价。获“威尔士民族诗人”荣誉的第一人格温妮丝·刘易斯（Gwyneth Lewis）有一篇散文，名为《黑暗的馈赠》（Dark Gifts），收录在《服用百忧解的诗人们》（Poets on Prozac）中，她写道：

我的八本书中，在服用抗抑郁药期间完成的只有两本，因此我很难辨别清楚，自己是受到药物影响，还是诗风从绮丽发展到了简约（在所有的文学效果中，需要最多技巧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简约）。即使抗抑郁药物被证明能削弱我作诗的能力，我仍然会服药。行尸走肉一般苟活了几个月后，能够提笔书写就是奇迹，我的底线是参与创作，不是写出客观标准下的杰作。

数量和质量的角逐揭示了天才的本质，对心理学家而言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狂躁期确实会提升创作数量，但是否有时也能改善创作质量？如果一个拥有创造力的人始终精力旺盛、信心十足，那么他的创作应该会受到积极影响，这似乎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批判能力是超凡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凭借这种能力，才能带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修改**四溢的作品，但狂躁期可能会对此产生阻碍作用。

简单来说：疯癫给天才头脑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心理学家罗伯特·韦斯伯格（Robert Weisberg）针对这个问题，在两个独立的研究中分析了两位伟大艺术家的作品，分别是罗伯特·舒曼的曲和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两人后来都被诊断为患有躁郁症，舒曼的病症比狄金森更明显一些。舒曼多次自杀未遂，1856年在精神病院中拒绝进食，以此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相比之下，狄金森的生活比较寻常，活得也久一些，但是她将近20年闭门不出，直到1886年死去，她的诗作几乎都是在死后发表的。

从舒曼的病历、来往信件和其他历史文件来看，1829年至1851年，他或多或少都在被极度狂躁和抑郁轮流折磨。对于舒曼每时每刻的心境，或是一个特殊的、但持续时长不超过一年的心境，我们自然无法判断，然而，我们可以确定他创作时期的主导心境。虽然每年的作曲数量与心境的关联不太密切，但1840年和1849年是两个高峰，这两年属于狂躁年，舒曼谱曲超过25首，比其他年份多出许多。首个高峰是舒曼的“歌曲之年”，那时舒曼与克拉拉·威克（Clara Wieck）刚结为夫妻。极度狂躁时期的平均作曲量是抑郁时期的约5倍。

9.艾米莉·狄金森，1848年。心理疾病有助于她的诗歌创作吗？

为了评估舒曼作曲的质量而非数量，韦斯伯格找来了每首曲目的唱片，录制的唱片数量越多，作曲的质量也就越高。他本可以选择其他的评估方法，比如参考每首曲目在音乐会节目单上出现的次数，或是借鉴指挥家、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的专家评估。但是以每首曲目的唱片数量为标准的好处是方便计算，而且结果与其他评估手段的相关度很高，比如每首曲目在音乐批判分析中出现的频次。因此，计算唱片数量评估的不只是流行程度。

韦斯伯格写道：“如果舒曼的狂躁期提高了他的思维处理能力，那么相比抑郁期，狂躁期谱成的曲目被录制成唱片的平均频次应该更高。”但是他的分析证明不了这一假设。实际上，狂躁期与抑郁期的曲目平均唱片数量大体相当。唱片数量的高峰确实出现在一个抑郁年，而不是狂躁年。研究结果背后的含义是：虽然狂躁期给舒曼带来了高昂的创作动力，他也因此谱成了许多曲目，但是这种动力没能改善作品的质量。

韦斯伯格研究狄金森及其诗歌的质量、数量关系时，也采取了相似的方法，根据书信等外界物证，将狄金森的创作生涯分为狂躁期、抑郁期和无倾向期。狄金森的大多数诗作都完成于1858年至1965年这8年间（那时她28~35岁），以一次情绪危机为界分为两个4年。这一次，质量评估标准不再是唱片数量了，而是每首诗在20世纪出版的十多部诗集中出现的次数。与舒曼一样，狄金森在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数量相差很大，狂躁期的作品数量极多。但不同于舒曼的是，有证据证明狄金森狂躁期的作品质量相对更高。因此，两项研究结果相异，狄金森研究的结果指向狂躁能够激发创造力，但是相比舒曼长达20多年的创作期，狄金森的集中创作时长只有短短8年，因此该分析相对不那么严谨、可信。

目前，心理疾病和创造力之间的联系未能确定。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的评估方法区别很大，但是所有人都同意莎士比亚的说法，即疯癫能丰富我们对天才的理解，尤其是对天才诗人的理解。R. 奥赫赛在研究中写道：“即使有些解释站不住脚，古老的天才概念与疯癫存在联系，这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许多人认同这种联系源于自然选择，因为创造力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必定是有利的进化特点。但是，创造力和疯癫的联系到底如何，仍然众说纷纭。

[1] 本句采用了朱生豪先生的译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