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培训总是与超凡创造力、天才失之交臂，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学校忽视了动机、性格等种种因素的重要性，注重培养的只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智力。智力测试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而智力究竟包括了哪些要素，仍未有共识，但无论如何，它与创造力也不是一回事。心智技能（语言表达、数学运算、逻辑推理等）和艺术创造力必定不是互相排斥的，但两者也不一定相伴而行。事实上，正如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在《创造力手册》（Handbook of Creativity）中所说，不同的研究人员根据现有证据提出不同观点，以说明智力和创造力之间可能发生的关系，分别是以下5种：创造力是智力的子集；智力是创造力的子集；创造力和智力部分相交；创造力和智力内部元素相等（也就是说，是同一种事物）；创造力和智力完全不相交（彼此毫无关联）。

过去和当下的天才都有一段默默无闻的少年时期，如果能获知他们那时的智商，采集大量样本，那一定十分有趣。尖子生玛丽·居里相比差生达尔文，智商会高出很多吗？那么相比充满好奇心的爱因斯坦呢？达·芬奇没上过学，却博学多才，莫扎特天资聪颖，而术业有专攻，他们的智商是高是低？弗吉尼亚·伍尔夫表达能力一流，却没有科学头脑，她的智商又会是多少？当然，这些人的智商数据是无从考证的，因为智商测试在20世纪头10年才逐渐兴起，但一些心理学家仍对他们的智商做出了估计。

受弗朗西斯·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启发，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于1917年尝试计算高尔顿本人的智商。1911年，高尔顿去世，享年89岁，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为他撰写了四卷传记，第一卷于1914年出版，其中囊括了高尔顿的童年、青年，到高尔顿1853年结婚为止，因此特曼掌握了足够的信息。

小高尔顿于1827年2月15日，也就是在他5岁生日的前一天，给他年约17岁的姐姐阿黛尔写了一封信——阿黛尔教他认字识数，孜孜不倦。这封信让特曼大吃一惊。

亲爱的阿黛尔：

我现在四岁，我能读任何一本英语书。除了52行拉丁语诗歌之外，我还可以说出所有的拉丁语名词、形容词和主动语态动词。我能做任何数字的加法，能算出任何数字与2、3、4、5、6、7、8、（9）、10、（11）相乘的积数。我还会把便士换算成先令或镑。我能看懂一点法语，我还会认时间。

弗朗西斯·高尔顿

1827年2月15日

“唯一的拼写错误是日期（他错把2月‘February’拼成了‘Febuary’）。”特曼写道，“9和11被打了括号，因为一个用小刀划去了，一个用纸片贴掉了，小高尔顿显然是觉得自己应该谦虚一点！”

皮尔森的传记中还包括如下相关信息。小高尔顿在12个月大的时候学会了大写字母，6个月后学会了整张字母表；2岁半就能读一本名叫《捉苍蝇的蜘蛛网》（Cobwebs to Catch Flies）的童书；3岁前就会签自己的名字。据高尔顿母亲回忆，他4岁时就能正确拼写，无须大人帮助，他还给一位叔叔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皮尔森将其重制）。他的阅读绝不是死板僵化的，这一点在他5岁时就展现出来：一个同学的父亲因卷入了某场政治风波，很有可能被处决。同学问小高尔顿，在寄给母亲的信中该写点什么。小高尔顿立刻以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诗作为答复——如果我是个大男人，就该为父亲报仇。6岁时，他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了如指掌，把阅读莎士比亚剧作当成消遣，一页书读两遍就能复述出来。7岁时，他收集昆虫、贝壳、矿石，然后进行分类研究，这种研究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反倒更像他成人之后从事的工作。13岁时，他画了几幅图，并将其称作“弗朗西斯·高尔顿的空气静力学项目”，那是他创作的载客飞行器，拥有上下扇动的巨大机翼，依靠某种蒸汽引擎驱动。

普通人6岁识字读书，而3岁就能做到的人智商高达200，也就是相当于6除以3再乘以100（智商的定义中将100作为平均值或基准）。普通人在12~13岁学会分类和分析，高尔顿7岁就能对昆虫和矿石进行分类、分析，因此可以估计他那时的智商在180左右。将高尔顿所有早熟行为出现的年龄段与普通人的心理年龄相比后，特曼“相当肯定”自己能估算出高尔顿智商的最小值，为皮尔森传记中的事迹提供解释：“毫无疑问，他的智商在200左右，5万个普通的孩子中不会超过1个人有这么高的智商。”

1921年，特曼在斯坦福大学发起了对天才儿童的研究，这一项研究历时长久、十分著名。他在指导博士学生凯瑟琳·考克斯（Catharine Cox）时，将最初针对历史上天才的研究与1921年的研究合并起来。1926年，考克斯出版了共850页的《300位天才的早期心理特征》（The Early Mental Traits of Three Hundred Geniuses），其中不仅包括科学界、艺术界人物，还有来自哲学、政治、军事等各领域的佼佼者，他们都具有超常的智力水平。

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迪安·基斯·西蒙顿、凯斯琳·泰勒（Kathleen Taylor）、文森特·卡桑德罗（Vincent Cassandro）将考克斯的研究称作是“一次经典的历史测量调查”，汉斯·艾森克赞颂它为“学界内唯一像样的研究”，“是一部经典之作，被引用次数可能比任何一本关于天才的书都要多”。然而，在心理学领域之外，有学者提出了批评，例如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关于智力测试的研究《人类的误测》（The Mismeasure of Man）中，将考克斯的书戏称为“混在一堆荒诞不堪的文献中的幼稚的好奇心”。

相比特曼针对高尔顿一人的研究，考克斯和她的同事面临着更多的障碍。考克斯选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高尔顿那么完整的生平记录。她无法得知莎士比亚的事迹，不得不将他排除在外。她还有意排除仍在世的个人，所以研究中没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萧伯纳、叶芝等人。此外，考克斯没有选择那些在1450年之前诞生的人，以及所有的贵族，还有那些所获成就存在争议的人。以上提到的都可以理解，但是省略以下人物却很可疑：科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卡尔·高斯、罗伯特·胡克、弗里德利希·A. 凯库勒（Friedrich A. Kekul敧）、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imitri Mendeleev）、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克里斯托弗·雷恩；艺术家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保罗·塞尚、安东·契诃夫、弗朗西斯科·戈雅、弗朗茨·舒伯特、珀西·比希·雪莱、列夫·托尔斯泰、奥斯卡·王尔德。

剩下的近300名研究对象分成以下几组：39位科学家（包括牛顿），13位视觉艺术家（包括达·芬奇），11位作曲家（包括莫扎特），22位哲学家（包括康德），95位文人（包括拜伦），27位军人（包括克伦威尔），43位政治家（包括林肯），9位革命政治家（包括罗伯斯比尔），23位宗教领袖（包括马丁·路德）。

考克斯通过梳理传记和其他文献资料，打印出6000页档案。她和同事用这些材料作为智力和人格特征的评分标准，并在不同组别之间做对比。每个人都有两个智力分数：从出生到17岁的智商为A1，从17岁到26岁的智商为A2。判定研究对象的A1智商，基于他对说话、阅读、写作等一般任务的掌握情况、在校表现和特殊童年成就（所谓特殊童年成就，要与高尔顿传记中的事迹相近）。A2智商的评判以学术记录和早期职业生涯为依据。人格侧写主要由67个特点的评分组成，7分为满分。

包括特曼在内的五名研究者通过独立阅读档案材料，给每个人打分，得出最终的智商评分。但是考克斯对比五份分数时发现，只有三名研究者给出的分数大体相同，相比而言，其他两人的给分不是太高，就是太低。考克斯表示极端的高分和低分会互相抵消，便决定完全依靠三份分数，将其他两人的给分忽略不计，而这一决定是充满争议的。她整合出每组人的平均智商，其中军人最低（A1智商：115，A2智商：125），哲学家最高（147/156），视觉艺术家（122/135）和科学家（135/152）排在中间。以此为基础，除了军人外，所有人都被评为“有天赋的”（A2智商高于130）。达尔文的智商为135/140，达·芬奇为135/150，米开朗琪罗为145/160，莫扎特为150/155，牛顿为130/170，最高的分数给了约翰·穆勒，为190/170。

当下，就算是最支持这项研究的人也会强调，不该将焦点放在个人智商和群体平均值上。“毫无疑问，考克斯和她的团队谨慎、认真地完成了研究，这项研究对学习该科目的每一位学生都至关重要，”艾森克写道，“但是不该把实际数字看得太重，必须要抵制这一**。”他中立地评价道：“掌握的数据越多，评估出的智商也就越高。”这就是每一组、每个人的A2智商都比A1智商高的原因。牛顿的A2智商比A1智商高出整整40分，那是因为他的童年鲜为人知。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能掌握关于天才生活的信息中，后期的总是比早期的多。

法拉第的A1智商被评为105（两人给了110分，一人给了100分），因为他出身贫寒，受过的正规教育有限，只有零星的传闻说他跑腿时“不耍滑头”，是个“会提好问题”的男孩。但是法拉第成人后，A2智商却激增到150，仅仅因为他21岁时被汉弗里·戴维聘入英国皇家研究院后，留下了更多记录在案的信息。考克斯公开承认，法拉第及其他许多人的数据有缺陷——如拿破仑·波拿巴的大将军让-安德烈·马塞纳（Jean-Andr敧 Mass敧na），他的A1智商只有100，而拿破仑有135——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代表她的评分可信度就能提高。人们一定会认为，考克斯将莎士比亚排除在研究之外，主要是因为这种评估方法会逼迫她给这位大诗人一个低于平均的分数（小于100）。

在考克斯的评估方法中，这一根本的缺陷是无法弥补的。她自己也心知肚明：“也许所有的智商评分都太低了……每一组人的真实智商……会比本次研究中的评分高出很多，因为作为评分标准的数据并不可靠，这种不可靠性使智商评分低于实际值。”考克斯考虑到某些研究对象的信息不完整，便尝试“更正”三名同事的给分，上调了整体分值。经过更正，A1智商总体平均值从135上升到152， A2智商总体平均值从145上升到166。但是对此她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些调高的分数就像加上了“经验系数”的结果：把高智商和超凡创造力硬扯在一起，不是通过科学的论证，而是运用了有些绝望的策略。

事实上，由于流传至今的信息不足，人们一直把历史上的天才与高智商捆绑起来。现在看来，1986年的《美国心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对考克斯研究的评价绝对是不准确的：“其最终结果清晰地展示了，无论还有什么其他影响因素，在政治、文学、哲学、艺术、科学领域获得成就的人总是高智商的，虽然在军事领域并非如此。”如果以论证的目的，我们将“高智商”定义为智商高于135（特曼选择的门槛），那么考克斯的研究就表明，17岁以前，智商在135以下的人数与135以上的人数大体相同，因为A1智商平均值（未经更正）是135。即使以上结论假设：（1）考克斯的智商评分是可靠的；（2）她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有理有据的，这两点假设也没有正当依据。

更加准确的说法是，考克斯收集了规模可观的数据，经过分析得出最终结论，即除了军人之外，几乎所有的天才的智商都远高于平均值（100），但是智商远高于平均值并不是成为天才的必然保证。虽然这个结论并不是特别令人惊喜，但它确实揭穿了人们对天才最常见的误判：天才嘛，智力一定极度发达。毕竟，众所周知，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是20世纪后期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天才，他的名气响遍全球物理界。然而，费曼在校期间测出的智商只有125，并不是特别高（比考克斯的A1智商平均值135低10）。相比之下，特曼认为，他最敬爱的心理学家高尔顿有着令人惊讶的高智商（200）。不过，无论是考克斯、特曼、高尔顿的同代人，还是高尔顿最近的传记作家尼古拉斯·吉勒姆（Nicholas Gillham），都不认为高尔顿是天才。

7.理查德·费曼在讲课，1965年。虽然费曼是众所周知的物理学天才，但是他的智商水平一般

如果说在智力测试中拿高分，并不意味着必定能成为天才，那么用创造力测试的高分来预测一个人是否具有超凡创造力，就更加不可靠了。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美国，心理学家设计出许多创造力测试，目的是检验发散性思维和横向思维，与智力测试检验的收敛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相对立。在收敛性思维测试中，人们通常认为解题需要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而在发散性思维测试中，一道题目总是有很多“正确”答案。收敛性思维测试会提出一个问题，要求受试者得出同一个答案，比如在一组多项选择中选出正确的词语、数字或图片，而发散性思维测试则可能提出如下要求：说出一枚回形针有哪些用处，越多越好；为一个故事取一系列标题；一根抽象的线条能解读为哪些数字；等等。换句话说，创造力测试意在发掘受试者的原创性和想象力，当然，什么是原创性和想象力，得由出题人决定。如果一位受试者面对每道题都能够给出一系列发散性回答，而且这些回答中有一部分与其他受试者的回答显然不同，那么在这项测试中他就会被评为“有创造力的”。但是，答案又不能太与众不同，不然会被视为不符合题目要求。

创造力测试的对象一般是学院和大学里的学生志愿者，经过三四十年的测试，研究者得出了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结论。测试是可靠的，这是个好消息。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把同一种发散性思维测试做了两遍，通常会得到相似的成绩；而且在不同种类的发散性思维测试中，同一个人的成绩水平也非常相似。这一点在收敛性思维测试中也成立。然而，令设计创造力测试的学者沮丧的是，收敛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的测试结果相关性不大。196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格评估研究所研究员弗兰克·巴伦（Frank Barron）写道：

于整个范围而言，智力和创造力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高，系数在0.4左右；智商在约120以上时，智力对创造力起到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本次研究的重点——动机变量和风格变量——是创造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最糟的是，发散性思维测试的分数与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力毫无相关性可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敛性智力测试，长期的分数记录不仅能预测受试者在校的学业成就，还能预测受试者在学术界、政府、警察局和军队等专业领域的职业生涯。

巴伦的结论中暗示着智商存在一个“能力门槛”，一旦跨过它，能力就与创造力无关了，许多心理学家对此并不赞同。其中包括大卫·鲁宾斯基（David Lubinski）和卡米拉·本伯（Camilla Benbow），他们是“数学能力早熟青年研究”（**PY）的共同负责人。该项目创始于1971年，计划在50年内观察由5000多名“智力高超的个人”组成的5个群体，仅仅是筛选这些青年就花费了超过25年的时间（1972—1997）。从研究对象的职业生涯来看，他们12岁时的标准化智力测试成绩与后来获得的博士学位、高收入、专利、美国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等个人成就有着很强的相关性。鲁宾斯基和本伯在2006年指出：“一场两个小时的测试能在一群12岁的孩子中找出未来的最高学历获得者（博士），其概率是基础概率的50倍，这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总结道：“无可否认，除了能力水平以外，其他因素是同样重要的，然而，当其他因素相同时，能力越强越好。”特曼早期对于天才儿童的长期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上述研究中，随着智力的升高而增加的是个人成就，而不是超凡创造力或天才头脑。各种奖学金、受人敬仰的学术职位、专利、奖项——可能除了诺贝尔奖和一些其他极负盛名的国际奖项之外——都不是评估超凡创造力的恰当标准。“数学能力早熟青年研究”中的对象相对还年轻，但是从研究发表的结论来看，他们未来获得伟大成就的迹象并不明显。特曼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也没有提供令人乐观的证据。获普利策奖的记者乔尔·舒尔金（Joel Shurkin）在他的研究《特曼的孩子》（Terman?s Kids）中阐明，特曼所选的那些有天赋的学生虽然都名利双收，但没有一个人在任何领域称得上是“天才”。举例来说，没有一个人得过普利策奖或诺贝尔奖。此外，特曼以最初的智商测试为凭据，拒绝了两次参加测试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y），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晶体管发明者之一，还拒绝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路易斯·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

但是，把智力和创造力、天才联结起来的主要问题出在理论层面上，而非实验层面上。心理学家也许可以评估智力，但从高尔顿那时起，他们就连大致的概念定义都无法达成共识。

回到1921年，特曼刚发起天才儿童的研究时，考克斯刚开始研究历史上的天才，智商测试将要席卷美国的学校，那时《教育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发表了一篇名为《智力与智力评估》（Intelligence and Its Measurement）的研讨会报告，这一研讨会邀请了14名专家来定义智力。其中5名专家的回答没有直接讲明观点。在剩下的9人中，特曼脱颖而出，称智力是“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偏偏是如此热衷于把智力和天才联系起来的特曼，反而给出了一个相对狭窄的定义。另一位心理学家指出智力是“对已知与未知知识的理解能力”。其他7人的回答相差无几，包括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等。但是没有人提到智力与创造力的联系。除了特曼主张的抽象思维之外，所有专家都坚信智力是对外界产生反应的能力，而不是主动创造的能力。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关于智力的看法仍多种多样。1987年，斯腾伯格称：“评估智力的测试不计其数，但没人明确知道智力是什么，甚至没人知道测试到底在测些什么。”知名研究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也承认这一点，但在2007年出版的《智力是什么？》（What is Intelligence？）一书中，他却避重就轻，没有阐明其复杂性。弗林把关于智力本质的辩论与物理界关于光的本质的辩论相对比，后者因量子理论和波粒二象性的出现而告一段落。他写道：

人们浪费了许多时间，后来才发现，在一些特定的表现形式下，光是波动的，而在另一些表现形式下，光又具有粒子性。我们必须明白，在某个层面上，智力是一系列互相高度联结的能力，而在一些另外的层面上，智力又是一系列功能上各自独立的能力。

这些层面包括大脑的神经簇、个体表现差异，以及社会因素。这听起来充满希望，但弗林又添了一句，虽然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至少是诚实的：“把这三个层面的知识整合到一个理论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弗林的研究确实提供了一些思路，它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超凡创造力是什么，却为棘手的智商概念找到了新线索，揭示出智商问题困扰考克斯的原因，还解释了为什么费曼在1930年左右测出的智商比我们预想的低这么多。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弗林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颠覆了人们对智商平均值的认知，他的发现很快被广泛接受，后来的心理学家称其为“弗林效应”。战后几十年，智商平均值稳步上升，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一两个国家内，而是遍及所有能获取足够智商数据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以色列、阿根廷。20世纪下半叶，在两代人的见证下，美国和欧洲的智商平均值至少增长了20个点。其他数据（可信度并不高）显示，这种增长从1900年开始，如果按照当下的标准，1900年的智商平均值在50~70，也就是说那时的人基本属于弱智。

还需补充的是，智商测试有许多不同的组成部分，最终结果是所有部分的平均值，但事实是不同组成部分的结果增长情况不一，也就是说各种能力发生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基本上，不用细说，大家都明白，年轻人在概念比较、概念分类的能力评估测试中得分越来越高，不管题目出的是词语还是图片，但是他们在词汇、常识、运算能力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步。1947年至2002年间，美国人在比较与分类能力测试上提高了24分，词汇测试提高了4分，而常识与运算测试只提高了2分。

此类增长现象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因为智商测试出题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对一个同年龄群体进行测试，以此为依据及时更新题库，这样做是为了使不同代际的智商平均值保持大体平稳。没有这种标准化命题，一些受试者就会收到过时的考卷，他们就不再与同代人，而是与前一代人做比较。对于这种令人困惑的增长，弗林称其“不是因为今天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聪明很多，就是因为在某些状况下，智商测试不能正确地评估智力”。

弗林的发现诱发了许多讨论，但迄今为止，智商平均值上升的原因仍无定论。显然，20世纪里，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从中学毕业、接受高等教育，这和智商一定有着某种联系。另外，每一代年轻人都会学习新技能，比如使用电脑，对上一代人形成挑战。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普通人能获取到的信息一天比一天多，这也许会对组成部分智力的能力产生影响。神经科学家托克尔·克林贝里（Torkel Klingberg）在《超负荷的大脑》（The Over?owing Brain）中推测道：“全面理解弗林效应的关键，在于通过训练增强工作记忆的能力。”弗林自己则认为智商水平上升是常戴“科学眼镜”的结果，“科学眼镜”让我们轻松地进行概念比较与分类。

20世纪，人们运用智力解决了新的认知问题。正规教育是其直接原因，但是要找出其他原因，必须先理解工业革命的全部影响。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弗林的观点。费曼1930年在校测得的智商是125，但如果他按今天的标准来测，应该有150~155。至于考克斯研究中的天才，如生活在20世纪之前的达·芬奇和法拉第，他们的“化石级”智商理应得到更正，而不应只是因为考克斯缺乏他们早年的信息便被低估。2010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马丁·里斯（Martin Rees）说：“我们与亚里士多德一样愚蠢。”是技术进步使我们感觉自己比祖先更智慧。超常智力和超凡创造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辩论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