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对天才的影响复杂难解，相比之下，正规教育与天才的关系则可以简单概括为四个字：水火不容。只需对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那异于常人的一生稍加回顾，便能有所了解。拉马努金是20世纪早期的印度数学家，如今，学界已公认他为留名青史的伟人。贝尔在《数学精英》中将他与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卡尔·雅可比（Carl Jacobi）相提并论。

拉马努金生于1887年，家道中落，空有婆罗门之名。他笃信印度教，成人后就职马德拉斯港务信托处，虽穷困潦倒，没有大学文凭，却自学数学，称灵感源于印度神那马吉里（Namagiri）。他说：“一个等式对我来说没有意义，除非它代表了神的思想。”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数学家而言，拉马努金提出的定理一文不值。1913年，拉马努金在绝望中将部分未求证的定理寄给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家、坚定的无神论者哈代（G. H. Hardy）。哈代发现，虽然这些公式的来源既陌生又可疑，却有着超凡的独创性，便把当时籍籍无名的拉马努金请来剑桥三一学院——即使拉马努金对此并不乐意——与他密切合作，不但在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联名论文，还昭告世人，拉马努金是一名数学天才。1918年，拉马努金成为三一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位印度院士。但是，他无缘无故患上重病，于地铁站自杀未遂后，返回印度养病，在病榻上又写下许多重要的新定理。天妒英才，他年仅32岁便撒手人寰。

拉马努金死后，哈代叹道：

他的学问之渊博，认识之深刻，令人瞠目结舌……他关于数学证明的论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所有的定理，无论新旧、对错，都是质疑、直觉、归纳交织的成果，对此他却完全无法给出任何清晰的解释。

作家罗伯特·卡尼格尔（Robert Kanigel）为拉马努金立传，名为《知者无涯》（The Man Who Knew In?nity），他写道：“拉马努金的一生就像《圣经》，也像莎士比亚戏剧：事迹琳琅满目，意义却暧昧不清，如明镜一般映照着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时代。”卡尼格尔举了四个生动的例子。第一，十几岁的拉马努金没有通过印度学校制定的考试——但是有些人察觉到了他的才华，引荐他去信托处供职，这才让他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二，哈代从1913年的信中认识到拉马努金的天才之处——但是等他到了英国，哈代对他期望太高，步步紧逼，结果这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第三，要是拉马努金早年接受剑桥式数学教育，也许他能再上一层楼——但是也有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样的教育也许会扼杀他的独创性。最后，哈代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认为宗教与拉马努金的智力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说得通，即印度教对无限的概念有着历史悠久的、神秘莫测的迷恋，这种迷恋对拉马努金的独创性至关重要。“拉马努金的一生，是壮志未酬的悲剧吗？还是说，在剑桥的五年，才是他人生的救赎？”卡尼格尔问道，“无论真相如何，两种猜想都拥有足够的论据。”

5.数学天才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1919年，摄于返回印度、英年早逝前

拉马努金的正规教育经历并不典型，但也不是无关紧要的特例，不能剔除不看。所有天才的教育经历都或多或少与他相同。有些天才也许享受校园时光，且从中受益，但大多数天才并非如此。有几位从没进过学堂，而是在家接受严格教育，如莫扎特和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许多天才没上过大学，或是在读大学时表现平平，拿到博士学位的只有少数。虽然有些重要的创造性突破确实诞生于高等学府，科学界尤甚，但从整体上来看其实不然。马克·吐温一语中的：“我从不会让学校妨碍我接受教育。”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也抱有相同的想法，他没有通过毕业考核，几十年后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时，他婉拒道：“你们觉得我算什么教授？小拇指教授？”19世纪的医生、物理学家、埃及古物学家托马斯·杨曾在三所著名大学求学。博学多才、涉猎甚广的他这样说道：“教师引导学生找到兴趣所在，督促学生勤奋学习，扮演着非常必要的角色。但是想成就伟业，必须依靠自学。”对此达尔文、爱因斯坦等许多天才都完全同意。

2000年到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简称BBC）主持人兼艺术管理人约翰·图萨（John Tusa）通过广播就艺术创作过程采访了13位业界人士，并将所有对话编辑成册，收录在《论创造》（On Creativity）一书中。他采访的对象虽不是天才，但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佼佼者。他们是：建筑师尼古拉斯·格雷姆肖（Nicholas Grimshaw），画家弗兰克·奥尔巴赫（Frank Auerbach）、霍华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保拉·雷戈（Paula Rego），雕塑家安东尼·卡罗（Anthony Caro），摄影师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电影导演米洛斯·福尔曼（Milos Forman），作曲家哈里森·伯特威斯尔（Harrison Birtwhistle）、艾略特·卡特（Elliott Carter）、乔治·里盖蒂（Gyorgy Ligeti），作家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缪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艺术批评家兼艺术馆长大卫·西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他们的教育背景相差极大，阿诺德、西尔维斯特等人只有普通水平，而卡特拿到了音乐博士学位，并留在学术界发展。图萨总结如下：他们在采访中谈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没有一个人指出获得创造力的必由之路是接受基础教育，更别提那一纸大学文凭了。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对近百位具有超凡创造力的人物进行了采访（见第二章），相较于BBC样本数量更大。契克森米哈与图萨选择的对象不同，他采访的不仅有艺术界的佼佼者，还有许多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大多在高等院校任职，其中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几乎没有任何一位采访对象将校园时光看作是灵感源泉。有人偶尔提起学校的课外活动，如作家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提起他曾赢得过文学奖，物理学家约翰·巴丁提起他曾在一次数学竞赛中获奖等。一些科学家还记起了鼓舞人心的老师，不过其他领域的人很少提到。总体上来说，大多数采访对象在校期间与老师的关系都很普通，契克森米哈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契克森米哈在他的研究《创造力：心流与创新心理学》中写道：“十分古怪的是，学校——甚至是高中——似乎对创造者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们可以看到，通常情况下，学校要是真有什么作用，也是浇灭儿童在校外发现的兴趣和好奇心。”

爱因斯坦、毕加索、T. S. 艾略特等人的成就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他们的母校呢？我们往正规教育体制中投入了无穷的精力、无数的资源，满载着希望，而现实却令人沮丧。

然而，有些人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接受了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他们的体验则不尽相同。部分具有超凡创造力的成功人士在毕业后没有接受进一步的正规教育，但近几十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扩张，这种现象相比过去越来越少，对科学家来说尤其不可想象。图萨采访的13位20世纪创造者里（其中不包括科学家），有三位——阿诺德、斯帕克、西尔维斯特——没有接受过各自领域的院校培训，也没有接受过进一步的正规教育。只有三位——卡特、卡罗、哈里森——拥有大学文凭，其中卡特拿到了博士学位。奥尔巴赫、格雷姆肖、霍奇金、雷戈毕业于美术学院，伯特威斯尔、里盖蒂毕业于音乐学院，福尔曼毕业于电影学院。

在科学界，爱因斯坦争取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传奇故事揭露了院校培训与创造力的关系。1900年夏天，爱因斯坦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但他在校期间出勤率不高，对几位教授颇有微词，因此没能当上物理学院的助教，经济状况不稳，职业前景堪忧。1901年，由于其他院校的教授也不愿招聘无名小卒，爱因斯坦就决定攻读博士学位，踏上学术道路。他向苏黎世大学提交了一篇论文，却遭到拒绝，令他灰心丧气。接着，1902年夏天，爱因斯坦被位于伯尔尼（Bern）的瑞士专利局雇用，总算找到了第一份全职工作。攻读博士的想法便暂时被搁置了。1903年早些时候，爱因斯坦告诉一位密友，他已经放弃了这个计划，“读博并不会对我有很大帮助，这出滑稽戏我已经看厌了”。1905年是爱因斯坦的奇迹之年，这年夏天，他完成了狭义相对论的理论构建，便再次将读博的计划提上日程，原因还和以前一样——离开专利局，进大学任职。

爱因斯坦把阐述狭义相对论的论文交给苏黎世大学，却再次遭拒。至少与他关系亲密的妹妹认定事实就是如此。她写道：相对论“似乎对做决策的教授来说有点怪”。虽然没有证据，但爱因斯坦选择相对论作为申请材料，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对其价值表示怀疑，这两点似乎都是可能发生的。虽然狭义相对论显然是足够写成一篇论文的，但科研机构还未对这一理论进行过任何审查和发表（狭义相对论发表之后，仍争议不断，被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拒绝多年）。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爱因斯坦最后选择上交的成果，虽然也很重要，但不会引发太多争议。该文章于1905年4月完成，也就是在狭义相对论构建之前，论述如何确定液态物中分子的真实大小，以实验数据为基础，而非相对论那样属于纯理论研究。据爱因斯坦回忆，苏黎世大学的几位教授告诉他原稿太短了，这也许有玩笑的成分，所以他又加上了一些话。不久，他们就接受了这份更符合规范的论文。1905年7月末，爱因斯坦终于可以称自己为“爱因斯坦博士”了。后来才有人发现这篇论文中有一个微小但关键的错误，爱因斯坦在1906年的版本中予以更正，并在1910年运用新的实验数据再一次修正了该文。

当然，讲爱因斯坦的故事，是为了指出学术界的一种固有倾向，即忽视或拒绝那些不符合现行范式却极具独创性的成果。无论1905年的爱因斯坦是不是博士，他独特的创造力都已不言而喻，但在成为博士的路上，他的独创性似乎没有受到鼓励，反而被压制了。过多的培训和教育是否成了真正创造力的拦路虎？1984年，心理学家迪安·基斯·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以300多位具有超凡创造力的个人为研究对象。这些人在1450年到1850年间出生，那时现代高等教育体制还未成形，他们可谓是爱因斯坦的老前辈。西蒙顿研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发现贝多芬、伽利略、达·芬奇、莫扎特、伦勃朗等顶尖创造者的教育水平大约相当于现代体制下的本科二年级。教育水平更高（或更低）的人获得的创造性成就通常都不如他们。

我们应当审慎地对待西蒙顿的发现，因为对某些极具创造力的历史人物做教育水平评估，以及将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教育水平进行对比，是极其困难的。然而，这一发现也不无道理，因为许多创造者在修读本科课程时就对学术工作失去了兴趣，而着眼于自己迷恋的事物。其中有一些人甚至辍学不读，跟着感觉走，虽然他们没有成为未来的科学家，但也成就了一番不俗的事业。如20世纪40年代，萨蒂亚吉特·雷伊从印度一所美术院校辍学，成了一名商业艺术家；20世纪70年代，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辍学，建立了微软公司。

如果真如西蒙顿所推断的那样，即博士学位并非获得超凡创造力的必要教育条件，那么他的发现可能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战后博士数量骤增，而极具创造性的研究却仍保持先前的水平。20世纪的科学界，博士层面的高等教育发展壮大，崭新的研究专业以及相应的专门期刊大量涌现。科学社会学家J. 罗杰斯·霍林斯沃思（J. Rogers Hollingsworth）几十年来都在研究不同社会的创新情况。2008年他刊登在《自然》（Nature）杂志的文章写道：“自1945年起，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以美国为典例，从事研发的劳动者比例、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研发比例只是有所增长，而科学论文和期刊数量的增长几乎是呈指数型的”，“相较而言，真正的创造性成果的比例却没有变。为实现重大科学突破而投入的种种努力不可估量，但得到的回报却在减少”。

然而这一现象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当代社会与19世纪后期及以前的社会相比，科学事业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因此同样是具有超凡创造力，当代科学家和当代艺术家所需的培训时长却是不同的。现在的艺术家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攻读博士学位，科学家却需要掌握更多更广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摸索到学科的边界，发现新的突破口。

相比艺术家，科学家还要成为更优秀的学生，在校须表现良好，在大学考试中须拿到优异的成绩。西蒙顿写道：“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学术表现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似乎反映出两个领域存在不同的约束条件，在考察科学和艺术的创造过程时，必须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范围。”这种现象下的体制是否保住了那些只求学术成果数量的科学家，而容不下潜在的达尔文和爱因斯坦？——对这个问题，人们争论不休，却至今未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大家公认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高等教育规模大增，实力不容小觑，而具有超凡创造力的科学家倒是没有培养出几位。

1952年，麦克尔·文屈斯破译了米诺斯线性文字B，这是一项横跨艺术与科学两界的重要突破，被称为“希腊考古学的珠穆朗玛峰”。上文探讨的许多观点都能在文屈斯的成就中得到体现。文屈斯出人意料地发现，由线性文字B组成的语言是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语。就像拉马努金的数学定理那样，创造性成就需要的不是学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而是自我训练和超凡创造力，二者缺一不可。

6.麦克尔·文屈斯，1952年。他是一名专业建筑师，闲暇之余破译了欧洲最早的可读文字——米诺恩线性文字B

亚瑟·伊文思（Arthur Evans）于1900年在克诺索斯王宫废墟内发现米诺斯文明时期的泥版文字后，20世纪上半叶，有数十位学者自告奋勇，试图破译这种文字，其中的五位关键人物是：小埃米特·贝内特（Emmett Bennett Jr.）、爱丽丝·科贝尔（Alice Kober）、约翰·迈尔斯（John Myres）、约翰·查德威克、文屈斯。贝内特是一位铭文研究者，担任过战时密码员，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辛辛那提大学考古学家卡尔·布莱根（Carl Blegen）的指导下，发表了关于线性文字B的博士论文，不久后进入耶鲁大学。科贝尔是一位古希腊文学研究者，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希腊文学专业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线性文字B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年事已高的迈尔斯是牛津大学的古代史教授，1939年退休，是学界公认的古希腊研究权威，此外，在友人伊文思1941年去世后，迈尔斯担起了看管、审校线性文字B泥版的责任。查德威克于剑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本科毕业，没有攻读博士，“二战”时也曾任密码员，战后参与编纂《牛津拉丁语词典》（Oxford Latin Dictionary）， 1952年，他成为剑桥大学的古典文学讲师，同年开始与文屈斯合作。与其他四位不同，文屈斯的教育水平一般，没上过大学，也没有受过古典文学的专业培训，但自14岁起，他已爱上了线性文字B的破译工作。20世纪40年代，文屈斯在伦敦的建筑联盟学院接受培训，其间，因战时服役耽搁了一阵，后来成为建筑师。

贝内特、科贝尔、迈尔斯、查德威克都比文屈斯年长，在古希腊研究方面的学问都比他高，集中精力破解线性文字B之谜的机会也比他多。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只有文屈斯一人成功，这是为什么？

原因很多，我在《破译线性文字B的人》（The Man Who Deciphered Linear B）中对文屈斯的成功进行了分析。最重要的是如下几点：一是文屈斯对古典文学、现代语言、建筑学三个领域了如指掌；二是他身为建筑师，在研究线性文字B时，不会像专业学者那样囿于正统学术思维的怪圈。伊文思的影响力极大，而当他的理论被推翻时，迈尔斯就束手无策了。科贝尔虽逻辑清晰，但出于性格原因，不愿大胆猜测。1984年，科贝尔写道：“当我们掌握一些事实后，某些结论就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些事实，因此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贝内特虽绝顶聪明，但同样背负着学术的镣铐，他向文屈斯承认，自己在对外描述破译工作时用的是“一套小心谨慎、模棱两可的漂亮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屈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古典文学专业的任何学位。他在这方面接受了足够的培训，但没有多到阻碍他的好奇心和独创性。他的合作伙伴查德威克在《线性文字B的破译》（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一书中这样赞扬他：

在建筑师眼中，一栋建筑不是只有外观和一堆装饰上、结构上的特征，他能看见建筑表面之下的东西，辨认出这栋建筑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即使从表面上看，这些神秘多变的记号、式样和规律让其他人摸不着头脑，但文屈斯仍然能从中找出潜在的结构。这一品质，即这种从表面的混乱中看见秩序的力量，正是所有伟人所具备的特质。

除此之外，文屈斯对校园时光的态度与大多数天才一样。他成绩中上，但不拔尖，事实上，他还没完成学业就离开了学校。课堂没有给文屈斯多少灵感，但他确实挺喜欢教他古典文学的老师。学校组织参观伦敦市举办的米诺斯文明展时，那位老师偶然间向他介绍了线性文字B的基本情况。他对集体运动等组团活动不感兴趣，更喜欢一个人待着。

正规教育能够逐步培养这种超凡的创造力吗？从过去的天才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退休后，在他的研究《天才：创造力博物学》（Geniu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vity）中，对学术体制开了最后一枪：

对于创造力，我们唯一能够效劳的，就是移除所有障碍，让它不受任何阻挠地蓬勃发展，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好好珍惜它。我们也许不能培育创造力，但是我们可以保护它，防止规则、条例和眼红的平庸之辈把它压迫致死。

不幸的是，为培养精英、鼓励创新，教育机构和国家政府做出的保证、付出的努力不计其数，却没能做到把这一教训牢记于心，也就没能落实到各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