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古代的“分科”不如今天这么细，这已是不用加以说明的了。随着科学的发展，分科愈来愈多，这是有目共睹的。却又应了中国古代的一句格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随着分科的细密，又出现了一个逆向的趋势，边缘学科又相继出现，大有“合”的势头。 自然，这种“合”，则是“分”之上的合，不是重复过去的合，是一个更高的层次了。因此，今日的历史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等，绝不是向文、史、哲不分家的古代学术的回归或重复，而是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而今，美学，即艺术哲学可谓是个热门，新著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瞬刻间异军突起，争相为正宗，可谓热闹非凡。成了当今文化的一个“热门”。

但是，热闹之余，总觉得有点不可抗御的凄凉感凝结在内心。是一种直觉还是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个作家，对美学的兴趣是可想而知的，有书必读，但总觉得有点不满足，似乎当中有什么脱节或空虚。不错，对文学而言，它的审美功能可谓是最高层次的了。我在这方面倒是下了不少功夫，所以，评论中对我的长篇的审美价值总是倍加推崇。但是，至于作品的历史感，却很少有人提及。在这方面，由于我个人的阅历，我觉得更比其审美价值引人注目。可它为什么会被冷落呢？

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不具备历史感，那它又成了什么呢？

连唐三彩，那些豪放健壮的骏马，也无不反映了唐代的历史精神：自信、豁达、无羁的开拓与追求。今人如把它仅仅当做艺术品，那它就没了历史价值了。

文学作品竟连唐三彩都不如了么？

我接触一些著名的学者、当代文学的评论家，他们常常慨叹，如今，即便是“第一流”的当代作家，在其作品中都缺乏独到的哲学思考，不管这种思考是对是错、是正是偏，遗憾的是都没有，有的似乎有一点，可细细寻究，却是在故弄玄虚，到头来空空如也。缺乏哲理，是当代作家的致命伤，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了。没有哲理，作品的历史感便失去其凝重及升华，奢谈走向世界，重新树起一个文化的奇峰，就只能让人觉得浅薄与无知了。当然，作品的哲理及历史感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融会在作品的内核之中，是让人悟出及感受出的。作为一位作家，我是痛感这方面的贫乏。

毫无疑义，十年动乱之后，文学的反思，毕竟只是属于感性的批判，由浓郁的政治色彩进人到了文化的反思，这是登上了一个层次，政治本身就是文化（广义的文化）的一种表现，所以，这只是由局部至整体，还只是个平面上的扩展，还不是纵向及立体的。而这种扩展，分明又带来了一种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倾向，所谓的纯粹的审美本身就是割裂历史、否定历史的一种逃遁，这已是一种悖论了。也就是说，文化的反思导向的有两个可能，这是一种。另一种则应是对历史的反思，或说审己的反思，只有这种反思，才是升华、是前进，而不是前一种的沉没及逃遁。这同样也是一种审美，其审美价值恰巧是在包含功利内容之上的超越，而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由文学上自政治扩展到整个文化的反思，是属于感性批判向理性批判发展的进程，但它仍是感性的、直觉的为主。进人到历史的反思，理性的成分才显现出来。

人们之所以感到文化的反思中，出现某些脱节、某些空泛，以致不满，正是前一种导向的必然结果，为文化而空谈文化，高谈阔论而脱离历史的实际。“寻根”只是一阵热，寻到的无非是茫然与不着边际，再“深人”，恐怕只能寻到人的尾巴——类人猿的动物性上来了。

因此，关于文化的反思，需要一个新的阶梯，新的高度，既更要脚踏实地，又更要高瞻远瞩——这便是对历史的反思，对古代文化的历史的深刻洞悉，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由感性进入到理性。

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对历史的哲学的思考，或者说，更进一步迈入历史哲学的“神殿”。由文化而制约的各个社会阶段人们的历史观如何，从而看到当今现实当中显性的或隐性的遗传因子，才会对今天及未来有个清醒的认识及宏观的把握。

这里，我说了一个文化反思中的脱节——未能进行历史的反思。这是第一点。

同样，在文化反思中，作为哲学界，倒也是相当活跃的，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西方科学主义及人文主义的两大潮流的评介，均有了不同版本的专著。但是，正如一位研究西方史观史的学者所说的，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往往撇开了西方哲学家的史观史，这样一来，弄得问题迭出，显得相当的幼稚——因为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总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土壤，脱离历史现实的理论研究，往往是空洞的、虚幻的、玄而又玄，不堪一击。包括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唯物史观为何“选择”了中国，以及某些旧的史观如何假借唯物史观而死灰复燃等等，都缺乏科学的理解，很是空泛与肤浅，因此，才造成唯物史观在当前的危机。也就是说，哲学研究的本身与历史脱节，成为了空中楼阁。

由于这一脱节，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地看到，不仅在对外国哲学家史观的系统的整理介绍——这点，在西方及苏联倒是相当发达的，并已形成了专门学科——须下很大的功夫，尤其是对我国析学家、史学家们的史观，更需要进行全而、系统、认真、科学的整理、研究及阐明，以建立我们中国的历史哲学的系统或中国文化史观史。

这里谈到的是第二个脱节。如果说，第一个脱节是平面化与立体的脱节，那么，第二个脱节就是基础与空中楼阁式的脱节了。

还有第三个脱节。这个脱节是历史研究本身的脱节。

笔者在好几所名牌大学走过，叩访过这些大学的历史系，试图寻找几位搞历史理论的同志进行对话并请教。遗憾的是，断代史、专门史等等，不乏其人，但要讲到史学理论，尤其是讲到历史哲学，竞寥寥无几——也许是我没找中地方，别的非名牌大学或许会有人，也的确有人在这方面造诣颇深，但从整个中国来说，专门研究的实在太少，与我们这个史学传统很是久远的中国很不相称。当然，作为低层史学，还是相当发达的。不过，就我们所看到的当今可堪称巨著的历史小说，人们就不难发现，其史识未免太不够了，所以才有把历史人物写成当代人物之嫌，而且是浅薄的当代人物，农民起义成了民主主义革命……无法揭示他所描写的那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及规律。他可以称为某断代史的专家，但他绝不是有思想的文学家——低层史学也只能推出这号文学家来，这是可悲的，认识不清历史，也就无从认清当代了。以史为镜则成了一句空话，笔下只不过是一面哈哈镜，令当代人捧腹大笑而已。

所以，当前的历史研究，由于不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缺乏起码的哲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学习及熏陶，就无从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得到中肯的、正确的一般历史结论，更不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相反，则会把人引人歧途，无所适从，在支离破碎的史料中迷失方向，那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理论，所导致的也同样是这一结果。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虽说略感沉闷，一说便似在故纸堆里与世隔绝，但是，新的成果还是相继产生，不可忽略的。问题只在于这一步之差——把历史与哲学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的反思有新的突破。

这正是当今文化反思的现实给我们提出的迫切任务。

不前进，新时期文学作为“五四”运动之后又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扬弃的浪头，就很难超过原来的幅度，而对“五四”进行反动的逆流，就有可能再度吞没“五四”及新时期革新的成果。谁都知道传统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儒家正统文化从来也没出现过断裂，只有过**及低潮：显性与隐性时期。我这里不是指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而是指其作为历史惰力的一面。 自明、清以来，多少思想家想奋力打破“万马齐暗究可哀”的局面，可绵延了儿百年，可谓收效不大，动不动便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作为其恶劣及反动的一面。这是不乏先例的，明代有过，清代更不胜枚举，连辛亥革命成功后，也出现过两度称帝及复辟，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及（祝福）等名篇，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旧文化的凶残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十年“文革”，更集中地反映了旧文化对我们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虽然“文革”本身是打着反传统的、极端革命的口号——可怕的正是在这里，今后，难道不可能会有人再度以革命的招牌，行复辟封建专制、大搞法西斯政治之实么？“文革”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对它的探究须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任何历史的反常，都同样包含着更深刻的正常在内，也就是说，带有更值得人们探究的、又尚未让人所知的必然性。对反常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如同在科学当中，相对论的产生，恰巧是因为对牛顿经典力学的反常现象研究的结果，空间的弯曲，光的弯曲，这在经典力学中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反常，才能使研究延伸与扩展，达到新的高度与深度，抛弃过去自以为正常的框架，找出新的、更合乎科学的正常来。把反常的摄动描绘为正常与必然，这便是历史研究深化与前进的标志。如果只满足于说其是反常，或者孤立地去研究其反常的偶然性，哪怕再精确、细微，也只能导致悲剧，这如同用牛顿力学去说明弯曲空间一般。惟有反常，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出其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来。永远的正常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这就更需要我们对历史作出更加填密、科学的研究了。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在谈到黑格尔在历史研究中的贡献时，是这么说的：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紊，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是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这里的核心是“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凭此，黑格尔建立了他可以称之为体系的历史哲学。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虽然对中国怀有很深的偏见，却仍在东方世界一章内，专门阐释了中国人的历史观，这点，我们业已引用过了。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自己。

不能说，在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著述中，没有独特的历史观存在，有的而且比比皆是。至于是否称得上历史哲学，当然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正因为文、史、哲不分家，所以，在中国古代而言，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哲学著作，在文学与历史著作中，却充满了哲学精神的。所以，哲学思想总是寓于文论与史著当中，没有称得上历史哲学的，但也没有脱离历史的哲学存在。因此，发掘历史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创立一个中国的历史哲学的系统，也不见得是个难事。

从《老子》而言，老子本身是史官，但他的《道德经》里处处闪烁着历史的哲学思想。庄子就更不用说了，内篇与外篇，汪洋患肆，对历史的讥评中更充满了哲理。也由于其文字的优美，其历史观在文化人中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孔子呢，这位一脉贯古今的思想家，早在其言简意赅的语录体的作品中，给我们这个宗法社会的“得道者”的史观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研究好先秦诸子百家的历史观，也就为建立中国的史观史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史学专著，里面均包含有相当丰富的哲理性的论述，有时点拨几句，亦可谓画龙点睛，且不说其整部史著中本身蕴藏的深邃的历史精神了。

至于后期以哲理性见长的论著，如（论衡）及至近代李蛰、黄宗羲的著作，也无不立足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得出颇有见地的历史、哲学的结论。章士诚的“六经皆史”，换一种说法，不是史著也都有“经”么？细细想来，认真探究，这话无非说明了一个不可移易的事实，这就是，在中国古代的著述中，即整个文化典籍里，历史的内容与哲理的思考总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映生辉的。

所以，发掘史学家的哲学思考，考察哲学家的历史观，这均是巫须努力的工作。文、史、哲不分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同时，对于文学家的历史观，包括民俗中体现出的历史观，都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后者与哲学层次上的历史观不同，但它也是历史的积淀，是历史的土壤里的“根”，含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当然，这工作更需人去做了。

我们已经讲过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我们再也不能陷于故纸堆里的考据的“历史”之中了，必须用当代的意识——当代的哲学意识及历史意识去观照（这也是禅宗的用语）历史，把握历史，真正深人到历史的内核之中，使史学本身也富于当代鲜明、活跃的特征，一洗其沉闷的气息。

“条条道路通罗马”。为抵达真理的彼岸，在文化的反思中促进历史前进，我们都在探索不同的途径，作出新的努力，以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扬弃的目的。

事实上，不少同志已经在作这样的努力了。有的同志运用“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来考察中国历史，已经得到了相当可喜的成果。

中国宗法社会的周期性震动，即每隔两三百年一次短暂的调节——改朝换代，这从外观上提供了这个社会稳定、沉滞的依据。学过物理的同志都知道，平衡正是在周期性震动中获得的，螺旋如此，子弹的轨迹亦如此。外国很少这种两三百年一次农民起义的周期性震动，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可以作出比较及探究。

同时，就宗法社会内部的结构而言，它则是一个超稳态的、正常的系统。正是这个系统对宗法社会起到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使激烈的矛盾得到缓冲，最后归于平复与停滞，如同软垫一样，什么东西在上面弹几下便平静了，不会激化下去。那么，这“软垫”又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那么善于吸收反作用力呢？

人们找到了不少具体的，以及理论上的原因，诸如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家庭与国家的同构、历史的不虞作用及无组织力量，以及在恢复稳定中宗法同构体的作用，儒家国家学说一体化，儒生的依附作用等等。当然，这些均有很强的说服力。

但是，从根本上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从哲学的角度上对整个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对历史观的研究与揭示，这个工作还没有人认真、系统地去做。

也就是说，周期性的震**、超稳态系统等等，它们的哲学依据是什么？或者说，上升到哲学的意义上又将揭示出什么？我们怎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揭示这种“震**”“稳度”的根本原因？

这里，我们不想玩弄“新三论”，即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及突变论上面的有关术语，虽然新三论比老三论的层次又要高一些，我们研究中也需得益于新三论的启发，而新三论对于历史研究也有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历史本身应该有自身的语言。历史唯物论本身也涵盖了所有新的科学方法——梅林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排他的、达成最后真理的体系，它只是一个探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所以，它在哲学的高度上，是不排斥任何新方法的运用的。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决不否认对自身的超越。何况新三论或老三论，均只是研究中的具体方法呢。它本身是否认终极真理的，所以，它也决不会把自己当做终极真理，成为一个封闭的、保守的体系。既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目的，那也就允许有别的科学方法同时存在。

而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本身也是人类史观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不能包括全部人类史观。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的力量，生产力的因素便作为显性因子出现了——在经济落后之际，人们对生产力作用的认识是不会那么充分、那么明确的，这点，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先后指出过——这样，唯物史观才应运而生，可以说，早几百年，不会有唯物史观，也同样不会有马克思；同样，再过几百上千年，一定会有比马克思更高明的思想家出现，唯物史观也会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或被超越过去。

这么说的本身正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因为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对历史也同样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均是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对它的认识也同样是有机的，不会僵化的。历史的前进有规律可循，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相应来说，中国古代在经济与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建立的历史观，对社会发展带来的阻塞、凝滞作用，造成周期性震**及超稳态系统，同样是值得研究的，更不允许忽略，缺乏这方面的工作，正教我们愧对前人也愧对后人。人们在习惯的语言中，说某某朝代“气数已尽”，在现实中所抱的一种盲目的“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石头也有翻转之日”等带有朴素史观的态度，不正说明我们民族过去的历史观仍深刻地影响着今天，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么？由于“气数已尽”（当然，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是社会弊病已到了无法用和平方式根治的地步），中国人缺乏一种积极的、主动的研究精神，消极地听之任之，而不善于及时发现积弊，设法加以治疗，使社会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寄望于新的“真命天子”的降临。所以，周期性震**，与这种历史观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为何这种周期性震**在别的国家不这么显著或甚至没有，作一下比较与分析，则是发人深省的。

如果今天，我们还寄望于这种周期性震**从而在一场巨大的毁灭中再去寻找新的生机，我们就必定会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及先进国家。落后总是要挨打的，一个无论过去是怎么先进的民族，一旦落后，就难免被寂灭的危险。津津乐道古代的繁荣，只会加深今日落后与贫穷的危机，这往往成为一种鲜明的对比。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对中国过去已选择了的历史道路取否定的态度，不是这个意思，已有的是不可以改变了的，对于过去，这种选择一也是合乎历史要求的。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中国的历史道路与别的国家的不同的历史道路，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同民族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各自作出的选择与探索，都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彼此不可以掩盖的一部分。其实，欧洲对中世纪的选择，不是也应当被否定么？因为与此同时的参照物，则是东方的盛唐文化。他们相比之下，则是太黑暗、太野蛮了。但是，连唯物史观的创立者之一恩格斯也说：

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了。

恩格斯把这种“中断”的看法，视为“非历史的观点”。这一看法，我们不会接受不了。在近代的落后中，我们有其他国家工业化社会的参照物的同时，我们难道不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争取又一个盛唐文化么？这决不是要对传统作武断的否定——当然，在感性的批判开始时，这种矫枉正是难免的。而现在，则应进入历史的、理性的批判了。我们不再是“五四”时期的水平了。

所以，现在的要害不是指责谁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要把我们的反思推向更深人也更高级的阶段。

传统是一种惰力，但它既然是惰力，它则必定会被克服。“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正是意识形态里这样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所以必须认真对待才可能加以克服。它毕竟敌不过经济关系的变革，最终也会被取代的。而今，在华夏古国广交的土地上，一场深刻的经济改革方兴未艾，这也必定带来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变化。因此，我相信，由经济的变革、文化的反思向深层的进发，绝不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截断——即便被截断，无非也是提供一个更现实的批判对象，让人们感到前段的反思尚是无力、未针贬至要害罢了。历史的前进从来是不可阻遏的，我们已经付出了十年，乃至于一百年的代价，我们是不会容忍继续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的。

一个民族所有的历史，对未来总是具有意义的。所谓佛家的“法”，也就是从过去得到的或多或少支配现实的力量，当然，简单的因果关系是不足以说明这种力量的。历史作为一个活体，其因果链不如说是人身上的生物链一样，不到一定的气候，或者一定的代系，是不会显现出来的。“到处都可见死的拖住活的现象”，也不必看得那么可怕，死的不见得就是死的，活的也不见得就是活的。超越了生死，这或许便是老庄及禅宗的观念。纵然禅宗对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变化似乎无什么兴趣，但它作为一种哲学，也同样有其历史根底。何况我们也并不奢望“顿悟成佛”，三天进人共产主义的天堂，那么，就用不着畏俱那历史的惰力，不必担心死人真能拖死活人。

我们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上，必将出现灿烂的、伟大的文明。

而这一伟大文明到来的迟早，则在于我们自身作出的努力。

包括在对过去历史所作的研究，是否迅速地、有效地找到新的突破口。

我们应该有中国的历史哲学。

而这一历史哲学较于过去，它是当代的、全新的；对于西方，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它不是在故纸堆里造成的近视效应，也不是失足于历史泥泞里的挣扎与爬行，它应当搏动历史与哲学的双翼，在时代的风云中奋飞，闪耀出夺目的光彩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历史哲学，这对于我们是责无旁贷的。它正在向我们招手，我们的目光也再不会离开它了。

历史是一个醒了的梦，骤然间空旷和辽远，惟有追思才可能挽回那种失落之感——我们不是已失落了很多么，揉揉眼睛，在一片空旷中看出充实、看出真情吧！

这不是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