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稿的第一章，是我1986年于武汉大学动笔写下的，到今日全书付梓，业已整整八年了，当日指导我写下它的史学界泰斗吴于魔老先生业已作古。而我，则携它曾往北美、西欧去讲学，绕地球一圈又回来了。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八年时间的考验，这部书稿仍能问世，多少可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而今，“一次性消费”的商品何其之多，连书籍也躲不掉，而它居然还“叫卖”了这么些年，“销售”到了世界各地，“消费”了无数次，还能有“市场”——这大概该不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了吧。

但我却惟愿其“速朽”，会有更博大、更精深的理论能取而代之。

可惜，这么些年来，我尚未看到有同类的专著出现，虽然这应是一个“热点”了，我试图对整个中国史观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予以科学的阐释与宏观的把握这一工作，尚未见有人来做，我曾寄望于有人比我做得更好、更扎实。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都难以把持住自己，尤其在广东这改革开放的前沿更是这样。但在内地，应该有这种可能……也许，已经有人在做，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我以为，我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仅仅是：

一、对中国沿袭的“循环史观”、“气数史观”等提法，予以了科学的理论分析，重新建构了中国文化史观的演变框架，即由自然史观向伦理史观、再到本体论史观及实用理性史观，演进为唯物史观的有机联系——这是过去没有人做过的，后来，我在北美与一位著名的思维科学家提出的思维演变史的模式相比较（这将在我下一部专著（跨世纪的思维）中加以阐述），更觉别有意味，至少是独辟了一条蹊径。

二、作为整体的历史观，如吴于座老先生针对此书所点明的，历史是文化相互“激活”而交融并获得发展的。春秋战国，为中原各国文化的相互“激活”，才有思想史上伟大而独特的一章；魏晋南北朝，形成南北文化大的交流，从而推动了整个亚洲文化的相互“激活”，促成了盛唐文明；到了近代，则是东西文化的大交融与新的激活了，这才有了今天中国划时代的大开放、大变革，中国史就不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国别史了。

三、人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的一致性。也就是人摆脱对人的依附，走向在物的依附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最后走向全面、 自由的发展，或自由地创造历史——这与中国历史发展可以说是相一致的。同样，也是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点，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的手稿中曾概略地归纳过。而一部中国史观史，也同样是人摆脱依附，获得解放，走向自由的思想史，这部历史还没有完结。这一条与前面第一、第二条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是前两条的出发点。

以上三点，仅是我个人的见解，当然，在某些局部，·我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大都是从属于这三点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多少会对读者有所裨益。

很难说我的观点没有片面、偏颇之处，因此，亦盼同仁们予以指正。

末了，对在完稿过程中，曾多次与我交换过看法并作出过指导的王锐生、庞卓恒教授，以及在出版过程中予以部分资助的广州市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负责人，还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总编杨明新及关心这部书稿的众多友人们，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谭元亨

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