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不可逾越的此岸(1 / 1)

中国文化史观 谭元亨 2210 字 1个月前

人类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闪耀着最夺目的字眼:追求自由!不断地扩大人类活动的自由度——这从空间来说是如此,人类从原始森林中走出来,走向平原,走向整个大陆,走向世界,这才有了不同规模的人类文化的不断融合,而今,已走向了太空——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活动;另外,从心灵的角度而言,思想的解放、文化的升华、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也都是不可抗拒的。人类从神权到君权,由君权到人权,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解放、不断克服异化的过程,一个把人还原为人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历史的核心、也就是人的本质,便是自由。

也只有在美学的社会里,人,才可能获得这种自由。“物化”了的世界,则是一个必然的王国,在必然王国里只有权柄、物欲,不可能有真正的审美活动——“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自由的王国就开始了”。“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的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论述,也就是未来历史的论述,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某些实践,不也可以看到某种超前意识的呈现么?

历史是不可逾越的,此岸的物质生产的领域是不可逾越的,否则,就谈不上未来或彼岸世界。历史的不可逾越性正是唯物史观所揭示出来的。

现在,在全球文化大融合之际,孤立去讲古代东方的专制主义或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显然已缺乏历史精神了。尤其是以东方伦理色彩来津津乐道,来偷换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识,对历史更是一种反动。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接受的唯物史观,还没有完全挣脱伦理史观或实用理性史观的阴影,唯物史观远没走完自己的道路,还处于雏形状态。

“五七”指示,大庆、大寨的模式,在倡导者头脑中是视作未来社会的先声,但是,我们去比较一下中国古代已有的乌托邦空想,小而全的小生产社会,不就可以从这种“超前意识”中发现到历史的古老印记么?它与充分尊重人的白由发展的“未来的联合体”,恰巧在根本上是对抗的——。一个曾移山倒海的历史人物,也许更醉心于他诗意的历史艺术,而不在意千百万人所代表的历史趋向,于是,才有了悲壮的历史戏剧!

真正的先驱,从来不会、也不可能会对未来的模式加以先验的规定,更不会具体至门权窗户的设计。他只有宏观的把握、大气魄的挥洒,而在现实中才运用他续密的推导与设计……但人世间又儿何有这种完人呢,所以不必为此而遗憾。历史不会是完美的,未来也不会绝对完美,对于奴隶来说,我们的今天或许已在天堂里过日子了,可又有谁感到满足了呢?我们并不反对幻想,也不反对谁对乌托邦的憧憬,只是要求在今天现实一点,更现实一点,脚踏实地走在历史的大道上。梦,是会教人迷误的,让它永远属3i睡乡吧!它并不属于历史对我们的呼唤。

历史的梦境与历史真切的呼唤,正如同一株花树上的两种产物,前者是不结果的花,色彩绚丽,更引人注目;后者却是无花的果,实实在在并淌着蜜汁。

是从历史的梦中苏醒过来,去追随那个真切的、并不遥远的呼唤吧!

尤其对我们来说,更是这样。

我们已从梦中之梦醒过来了一次,而今,该有第二次了!

一个沉睡的民族是谈不上未来的。

再沉睡,便只有当彻底的植物人了——并不见得会有无痛苦的死亡。

我们面前,已有过古埃及悲壮的陨落、古巴比伦辉煌的沉没……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莫非要揭过最后一页,重蹈其覆辙么?

已经是人类的21世纪了!

我想起了20世纪初,在民主传统颇为悠久的法国所掀起的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德累斯福事件,为这一事件,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左拉,还发表了著名的“我抗议”,为此,被迫流亡国外。

可以说,这是以德累斯福命名的一次民主运动,它进一步增强了法国的民主。但是,在这一运动胜利之后,德累斯福获释,人们却发现,这位推动了民主运动的人物,恰巧是一位专制意识极强的人。

历史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么?

不,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名不副实”的。“文革”不就是以大民主的名义开展的运动么?

而且,它恐怕是最辉煌的“礼治”实践, 自中国历史始。

一个以打倒孔子为宗旨的“有为”的政治运动,却成为了孔子终生为之奔忙而未能实现“礼治”的尝试。

研究这一“文革”历史,发掘‘’礼治”的本质以及人类对美的追求,这恐怕是更高层次上的历史哲学的任务。

“文革”就是这样一部中国历史的全息摄影——一个美好的幻影及许诺,落到了历史沉淀下的最残酷、最可怕尘积之中。

“文革”终于给中国人敲响了最后的警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能带来的惨祸,同时也严肃地告诉了我们:

在打着新文化幌子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得其反恰巧是旧文化自身衍生出的菌种。

这就是我们的当代史的一个侧面。

不错,“五四”时期,很有一批猛将,将反传统的大旗高高擎起,对旧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当然,这是从19世纪开始的。

兽迅在最早的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便把过去的历史看成“人相食”的历史。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针针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也就是非正常的人——他对于那个封建伦理秩序井然的吃人社会当然是反常的,但对于未来呢?所以,惟有成了狂人,才能真正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吃人。

但这种“深广的忧愤”,已上升到了科学的、理性的以及唯物史观上的批判了么?文学的直觉,应该说还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历史的批判,以文艺为先声,也就是从直觉、感性出来,是合乎规律的。而文艺每梅在政治运动中首先催难,这又是势在必然——当然,这种“有为”的“政治”总是代表逆潮流而动的复辟势力,虽然它打着革命、激进的旗子。

新时期文学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及强烈的反响,也是历史的必然。但如今的相对冷落,正说明它已不足以完成历史的批判的任务。

显然,从理论上,尤其是历史哲学上的批判,出现了某种脱节,甚至新的、巨大的断裂。这种冷落,给予了守旧者的可乘之机,也向当代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至关紧要、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以反传统面目出现的“文革”,得其反成了维护与再造传统的历史的逆转,那么,在针对“文革”进行批判的思想及历史理论的新潮,从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反向流动来说,恰巧也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

当然,应当看到对商品经济的肯定,事实上进行的改革,也就是对真正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更新,意识形态的禁锢也有所打破,至少,不会为一两句话成为“反革命”——政治犯了。理论上研究的领域也广阔多了,闭关锁国的政治也在逐步为开放所代替。

但是,我们从某些文学作品中却不难看到,当然,这也是现实的曲折反射,那种对“文革”反传统的表象进行反向流动的作品,恰巧在鼓吹传统的道德观念,在重新肯定“礼”——旧的等级制度,在变着法子大谈“三从四德”,某些以“改革家”出现的典型人物,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专制意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观念;尤其是那种取道德批判角度的作品,更是全面地复活奴化政治、血缘宗法关系。“文革”不是“批孔”了么?于是,打出尊孔旗帜似乎便有了契机,又得到“正名”了。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对在中国近代已出现民主启蒙思潮之后,仍作为历史的惯性出现的、已失去历次农民起义进步意义的后期暴民起义,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讴歌与肯定,为何对人主中原、拒绝了民主启蒙思潮反而把后儒社会业已腐朽的程朱理学当做先进的统治思想加以巩固,从而造成中国历史大倒退的帝王大加捧场,把其说成是圣明天子——这一切,已说明历史意识的倒退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现实就更足以说明问题,某些地方宗法关系的强化、血缘意识的**、裙带风、后门风……凡此种种,均有目共睹,由于这些关系,造成的腐败、堕落、贪污受贿成倍增长,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由于“礼治”的遗患,不仅“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且闹到“刑不上大夫的五亲六戚”了……在“伤痕”之后的“反思文学”,某些作品竟从道德的自我完善出发,去感谢那种把人不当做人,把人变做了鬼的所谓“生活”。更令人优虑的是,一个民主思想、人道主义观念颇为清醒的人物,在把他打人十八层地狱,极端地剥夺了他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际,他竟可以把这当做是接受唯物主义观念的良机,这恰巧是把唯物史观完全降低到庸俗的、低下的机械唯物论,降低到自然史观与伦理史观的水平,把栓桔当做了自由,视禁锢为民主,这究竟是历史意识的前进还是倒退,岂不一目了然么?一个有民主、人道思想的人,只有对他进行彻底的剥夺,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对于某些自封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岂非莫大的嘲弄?对马克思主义本身,难道不也是某种裘读么?所以,人们将不难看到,写作这样作品的人,不仅很快要为专制极权思想所俘虏,为其大唱赞歌,而且本身也会成为其最后的殉葬品。

我们都在秘密的祭台上流血,我们都被烧烤以祭祀古老的众偶像。

可怕的是,被祭祀者本人成了祭司,以引诱更多的同类成为祭品。

表面上是控告那一段历史,实质上是对那段历史的感激、赞颂,甚至是热爱——这,不仅仅是“义”——即对那段历史充满怀旧的道德观念,而且已上升为宗教观念了,认为自己经受九灾八难是一种荣幸,是升上天国的必由之路。

道德的批判,在历史上是毫无出路的。继后儒社会断裂之后,有人在试图建立“儒家第三期文化”,这些作品,也许可以算做其开路的先锋——但这条路毕竟是走不下去的。

所谓“纪实文学”的兴起,正是人们对那种喋喋不休的道德批判感到厌恶,并觉察出其虚伪后的一种历史的进步。所谓“纪实”,也就是历史主义地或者客观、现实地对待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先验地加上道德的评价,让人们自己去认识与理解,也就是说,正在向历史的批判迈开了最初的步子。当然,这仍难免留有旧的残痕,尤其是作者的历史观问题没有得到认真的解决之际。在这方面,甚至可以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也是我对自己过去作品的自我清算及自我批判。

人们慨叹如今作品中缺乏历史意识以及哲学意识,这正代表了历史本身的呼唤,人们的进一步觉醒。他们已经不满足了,不能再被愚弄了。

不能用任何美丽的词藻去欺骗人民了。

人们期待着能深刻认识“文革”实质,并且彻底地否定、批判这一“浩劫’的理性文学的出现。反过来,在混不下去之际,也便会有人索性撕下假面具,跳出来,把这样的作品斥之为“丑化”什么的,采取种种手段阻挠其问世——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也只有在这不断的较量之中,人们才能更深切地认识那段灾难性的历史的本质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较量,正面的批判反而会深人不下去,变得浮浅并失去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