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匆匆地跨过了西方自神权社会及君权社会向当代工业社会的几百年的历程，但是，无论在物质财富上，还是在精神上，这几百年并非一下子全跨过去了。卫星可以上天，但山区仍得肩挑手拉；握纵自动化仪器的人，头脑中却仍可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巨大的反差，不仅在物质生产上，尤其在历史意识上。

超越人的功利意识的生产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奴化，一种是自觉，前者可以说是“道德”的，后者才是美学的。本应是唯物史观在起主导作用之际，否定功利，该怎么激发人们的生产热情呢？显然，美学的追求是不可能的，因为功利不是被包含而是被否定，那么，历史只能倒退到道德的“感召”，祈求于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行孔子的“有为”——接二连三、迭起不衰的政治运动，用以来强制或刺激群众，以超经济的力量去搞经济，这就不可避免地违反经济规律，也背离了唯物史观本身。

但是，领导者本身却又是一个激烈的反孔思想家，他决不会认为这是孔子的思想在起作用。他是以未来美好的蓝图来召唤人们的创造**——而客观事实上，则又不得不落人到道德批判的水准上，在一个没有民主监督与舆论监督，没有完养法制的超前的理想社会里，旧的腐败堕落、擅权、言僚、化公济私、裙带关系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就不得不诉诸道德的批判——所谓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之类，其性质不就是这个么？

由审美追求开始，落到道德批判——那是一种无力的、亦是无可奈何的手段，无论它表现得多么激烈——这却是历史注定了的。山反孔落到了实质上的儒化，这是说明了儒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是历史的错位？

津津乐道这种生命力强大的人，恰恰没看到这种错位，因此，他们口头上说“新文化”，但实际上连新文化为何物都没弄清。

对社会发展抱有理想主义的态度，在于执政者来说，就是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所取的现实的态度的否定，最后便倒退到伦理主义的结局，与历史产生无法调解的矛盾，最后惟有失败。

理想——审美的追求，在现实中化作了伦理的需要及极权，也就是说，化作了高高在上的权力者的意志。

理想——意志，作为一门艺术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历史，则不可能不带来灾难。艺木，可以教理想对象化，会充分表现出自由的美感来。历史，至少今天还不能作为艺术，作为艺术的对象，得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当以审美来排斥尚未发达的商品交换时，伦理的历史意识便会重新**。

本来，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总是从传统道德观念出发的。“重义贱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历来是古代社会的道德所在——小生产的中国旧文化特征：每当社会进步，都免不了有一批道德家在惊呼：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国将不国！

我们很难把中国已接受的理想社会说成是一种伦理上的需求，无疑的，它是美好的、是合乎美学的追求的，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史观所在。

但是，在现实中，它无一不化作了伦理的态度去对待社会，把一切化作了伦理的活动。

这里，不仅有传统的伦理史观的作用，也有我们社会现实的因素。在这么一个小生产传统相当广泛的国家里，大工业、现代文明的力最还不是很强，那么，它引起的对抗，不正是传统的伦理活动么？于是，商品交换便是邪恶的、不道德的，“无商不奸”。贫富的悬殊急速地拉开，“不患贫而患不均”，当然更不道德：流水线上严酷的纪律，使人服从机器，以致有捣毁机器现象出现；手工艺的“审美感”为大工业所淹没……田园牧歌变得冷峻了，最后消失了。

“破四旧，立四新”，可谓是“彻底”的反传统了吧，这里，可以是不给旧道德以任何立足之地，“新”则更在于创造上，在美上。因此，说是以道德的清规戒律来匡正现实社会，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应该是以“审美”为核心了，这是关学史观的超前反映。

但事实呢？

严峻的历史告诉我们，它导致的却是完全先验的道德观。社会纯洁的标志，则是“先进阶级”领导一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查”，一直查到祖宗八代。祖上有任何的污点，便可以认定你这个人绝对不可靠，必须予以“消灭”或“再教育”。于是，纯洁的血统便是道德的根据及保证，血统是纯的，那就是具备了道德的要求，可以胜任一切，·否则，你就丧失了起码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毫无疑义，那时甚嚣尘上的“忠”的标准，就是以血统来划分的，血统纯，哪怕有什么毛病，也是“忠”的；血统不纯，再表白、再肝脑涂地，也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忠”。

这样，一场“革命”，便又走向了祖宗崇拜，宗教狂热。祖宗崇拜可以说是道德的自律，宗教狂热便成了他律。由内至外，极为残酷地加强了对人们灵与肉的钳制。

审美价值与宗教价值的混淆或宗教价值对审美价值的取而代之，就如同伦理价值对审美价值的偷换一样。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现象”（马克思语），宗教价值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人的内容，往往会使对现实苦难的抗辩压倒这种苦难的表现，这样，它就同审美价值相互产生联系与影响了。宗教需要艺术，中国的佛教传人造成了盛唐的艺术高峰，这是有目共睹了的。但是，对于宗教价值来说，人的因素则是被异化了的；而审美价值中，人的因素恰恰被确证。前者，人是虚幻的、被融化了的，后者，人是实在的，并以实在的形式表现出其在社会里的白由发展。

这就不难解释一场“革命”，从审美人手，实质上搞的是道德的批判，而后又“上升”到了宗教的仪式——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短暂而又罕见的宗教狂热的**。

且引用一位神学家的名言吧：

宗教感情像审美感情一样，时自然界中的美、对人类精神的表现和显示中的崇高不会无动于衷，但是我们心中的宗教感情不是由对美和崇高的观点本身激起的，而是由关于一切美的无限的创造原因的最高观念和概念所激起，这种感情不表现在时美本身的皮敬中，而表现在对造物主的无限伟大的度诚中。

不是对美的本身所描绘出的美学社会蓝图的虔诚，而是对造物主（！）的无限伟大的虔诚。

“文革”中的所谓“四个伟大”，已是传统的“君师分离”的变革了，是“君”与“师”的合一。尤其是封建君权濒近崩溃之际，光强调“君”已不足以号召民众了，所以，必须甚至要把“币”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

“师”者，首先是思想上的先导，以此来禁锢思想，再好不过了，于是，这才有“统一的思想”，只允许一个头脑思考。

那样一场“革命”，其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从这也可管窥一斑了。

在历史的超前意识指导下，审美木身便被演化为道德与宗教的审判了。

历史的“似曾相识”，就可以从史观的研究中找到影踪。

那样一场“革命”，正是用虚妄、神秘的幻想来代替对现实的真正变革，把乌托邦强加于人类社会，对人类的认识加以了歪曲，从而强化了社会关系中种种保守、落后的因素。而这，只能算是宗教的“改造”，加剧了人的异化。

而真正的审美的历史活动，则应是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通过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从必然中求得自由，从联系中弘扬个性，以求得人的真正的自由发展，对人的价值的充分确认。

历史的逆向置换，往往以超前意识来作掩护——并不以哪位伟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作为20世纪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人物都曾经是、或者始终是“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分子，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仅在文字上，甚至以武器来批判了儒家文化。

然而，以感性为开始的历史批判，是必不可少的，但正如我们在前边已说过的，这种批判并未上升到理性的阶段、科学的阶段。于是，革命成功后，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认为“商品交换”等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试图把中国的经济引向摆脱商品经济的“美学”构想之际，在试图用运动——道德的批判来纯洁社会，强调自觉而否定法制之际，旧的传统反而得到了更有力的维系与重建，血缘宗法关系、祖先崇拜、等级特权等等，可以说是空前地复活起来，被批判的反而是现实生活中足以与儒家文化相抗衡的因素。在“评法批儒”之际，强化的恰巧是“四人帮”的专制与极权。

如同我们在前面几章所论述过的，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的“物化”，曾使得老庄直至章太炎等文学家、诗人、道德家们极为烦恼与愤慈。他们一方面对人的物化——异化——发出了正义的呼喊，但另一方面却无法也不可能提出解决这种异化的真正途径，这样，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构想。

历史中的道德“沦丧”，其实是巨大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然困扰了诗意的追求，自由发展机会的增多，当然对“均贫富”产生了冲击——道德的规范由此被突破，又需要重立新的道德了：原始社会，杀戮是英雄行为，弱肉强食，这可以是道德；宗法社会，以等级来占有，“名正言顺”，当然是道德；工业社会的竞争也有它的道德规范；还有宗教社会、行帮社会，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观，每个社会被取代，旧的道德观必定会“沦丧”，这便会引起了遗老遗少们的惊呼了。

我们当然不能无视这种力量，但绝不可为这种力量所左右。

说是这么说，可事实上又怎样呢？

人们往往并不以物质生产为前提来认识道德意识的演变，于是，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一遇到与道德观念及乌托邦思想相冲突的现象——而这是不可避免的，便会为之痛心疾首，热衷于并寄望于道德的说教，期待一种被认为是符合道德准则的“改革”，这就必然要陷人空想，而这种合乎道德的所谓改革必然只有败绩——我在《我的神女》等系列长篇中，已多多少少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失败，就败在“更道德”的传统复活上，改革便不复存在了。不可以道德批判对待历史中真正的改革，这并非危言耸听。寻找那种能避免“恶”的途径和政策，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荒唐的——过分合理才会荒唐，而太反常也才有正常。

人们已经谈到了官僚资本与自由资本形成的冲突了，前者是否是后者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也许不可以用道德来说明了，不过，一个封建传统很深的国度，权与钱的转换也许是某种必然，否则，毛泽东也就不会提出著名的“官僚资产者阶级”的沦断了，他是高度地清醒，又是极端的无奈——在面对历史“恶”的发展上。

人们常常感觉到，以“善”也就是以伦理的态度对待社会，将一切历史活动——包括经济的、文化的——纳人伦理活动的轨道，反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要求，有着深刻、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看上去又是那么“崇高”、那么“无私”，但实际上是与历史相悖的。

要解释它，如果不上升到史观的高度，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只有伦理史观的“反作用力”，才会使人们不断“认准”所谓“善的趋势”，去对抗现代文明的浪潮。

我们常常谈起某国“工业革命”的失败，一位使人均收入成十倍增长的君主，为何却败倒在宗教领袖的手里，从而将整个国家拉人了一场长达八年的宗教战争之中，使数十万生灵涂炭？

显然，伦理的力量再升级便是宗教了，事实上“文革”中的狂热，也是一种由伦理上升至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前面已引用过一位神学家的名言，宗教感情可以说是与审美感情一样，因此，我们不难看到由伦理向审美发展中正常的途径，该是唯物主义，在史观上则是唯物史观；而歧义的、空想的弯路，则是宗教了，或者说宗教感情介乎于道德情感与审美感情之间，其史观，恐怕则是“天国”——乌托邦的空想。因此，一个君权社会与神权社会相通之处，要比与人权社会相通之处多得多。

对于那个国家来说，现代化“邪恶”的力量，必然要引起这个宗教国度激烈的对抗，于是，中世纪便在那里回光返照了。如果我们从伦理的角度上看，那位君主似乎是要受到严厉的谴责的，可我们从历史后果上看，他的过错也许是在他人的所谓道德的批判下变得太软弱无力、从而不应该地屈服了。当然，他最根本的过错是，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未免太掉以轻心——对他的颠覆，可以说是从文化开始的。可见一个国家文化具备多大的历史力量。

自然，某些神权领袖带给他的子民们的乌托邦“天国”，恰巧是再严格意义上的反乌托邦不过了——战争、禁欲主义、极权、思想禁锢等等。

我们的“文革”——“刮十二级政治台风”、“一打三反”、“批林批孔”……不也是一幕幕反乌托邦的实景么？

以这个国家为历史的参照物，我们对中国的历史——自然是当代史，亦即思想史应当了解到什么呢？科林伍德说过：“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2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这里把历史的过程分了几个层面。表层便是事件的过程，中层是行动的过程，下层是思想的过程。如同今日脍炙人口的“冰山”理论一样，露出水面的仅仅是事件而不是思想。

同样，我们不妨把历史文化分做三个层面。

表层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是事件或现象的文化。那是浮泛于历史表象的事件演变，人们生活中的物质需求，诸如衣着、饮食、房屋、车旅之类。事件总是走马灯似地变换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也总是不断变幻着色彩、格局——这一切，变化起来是不难的。国工可以穿西装、着皮鞋、吃奶油面包、不住宫殿而住在现代化的建筑里、不用大轿而坐小车，等等；中国的建筑物，可以不要飞搪画廊大屋顶，变成盒式结构乃至于第三代建筑，引人抽象派艺术……

里层的历史文化，即被马林诺夫斯基视为文化的真正要素——那便是社会制度、政体结构、道德规范、法律形式等等，当然比表层的要稳固得多，要改变它，甚至得流血：这是历史的行动过程，势必有冲突。但它毕竟是在改变当中，人们不难看出它的变化。例如，前面所提到的王国在“工业革命”中，人均收人不是上升丫十多倍么？尽管这种文化的变换尚需力气。中国，不是经历了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么？推翻了帝制，也推翻了军阀的统治以及蒋家王朝。

但是，深层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为何那个王国的动乱从砸毁电影院开始：对国王盲目引进的西方文化——虽然是伴随着现代化的巨大利益——的激烈的抵制；同样，在高喊着批孔口号的“文革”中，异常神速复活的恰巧正是儒家的专制极权、血缘意识、封建等级、宗法关系……这，才是难以撼动的历史力量，用强制、乃至战争的力量也无以克服。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可谓不同矣，但是，在上述问题上，却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妙，互为呼应——这就不用过多地举出实例了。

所以，这一层文化的变化是最缓慢的、最艰难的。如同“冰山”在水下的根基部分，看不见，但却很稳固、很庞大。它渗透在人们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审美意识及宗教信仰之中，平时觉察不到它的存在，而在社会大变动中它便显示出了空前巨大的情力。因为它左右了历史的行动过程，深深扎根于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当中。王朝更迭的事件可谓不计其数，革命的冲天行动亦曾使神州板**，但是，儒家“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的“人道”，又在这片古老的国土上有多少改变呢？

因此，不在文化心理上来一次根本的变革，光只有经济上的改革是靠不住的。前面提到的那个王国在极权下搞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如何呢？借口救亡而摒弃启蒙，是必欠下历史一笔大债，而这笔债务弄不好就得用鲜血来偿还。

事实上，中国的历次救亡，如“五四运动”，国共第二次合作，都出现了启蒙的契机，救亡并不排斥启蒙，恰巧推进了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五四”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国共合作造成的开放言论、解除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等等。如今，为何偏偏有些国家的学者仍认为改革可以在文化的禁锢下进行呢？——自然，这种思想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有人甚至以韩国的经济起飞为实例，而他们也一直是儒家文化的领地。但现在其民主进程已有目共睹了。

针对大卫·李嘉图关于不顾一切去发展生产力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中曾这么说过：

他要为生产而生产，并且这种要求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时者一样，主张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我们就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外是指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外是指人类天性的财富以自身为目的的发展，如果我们像西斯蒙第一样把个人幸福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必须压制全体的发展，以保证个人的幸福，且不说这种充满热情的考察不会有任何实效，他也没有理解人类能力的发展，虽然首先要以多数个人和整个阶级作为栖牲，但最后终究会克服这种对杭，而与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栖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李嘉图的无所顾虑的性质，不只是科学上的诚实性，并且从他的观点来说，还是科学上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这里，阐明了唯物史观与伦理判断或历史与伦理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并上升到了美学阶段——人的自由发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