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一次谈到了历史的超前意识。
讲乌托邦,尤其是道德的乌托邦,这已比涉及伦理与历史之间巨大的矛盾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历史的判断或历史的价值,是高于道德判断与价值的,但是,历史的判断并不完全是功利性的,不完全是“重义贱利”的反题,例如,它对失败的先驱者的肯定。
我们在这里,就又必须引人审美判断了。审美不仅与伦理相连接,也与功利相连接。把审美判断引人历史评价的范畴,这便有了崭新的历史观的诞生。
对于伦理史观的否定,是历史的前进。毫无疑义,在伦理史观里,以善为美,以善取代了美,也就否定了美,但它首先是否定了功利,不要功利。在物质贫乏的古代社会里,正是“札”确保了统治者的权利——这也正是他们的道德基础, 口口声声的“善”、“里仁为美”,劝戒对统治者节制、忍辱负重,不越过任何等级的规范——这里多说一句话,一个争权夺利最甚的社会,往往是物质最贫乏的社会,是比经济社会、知识社会低很多的档次。在诉诸道德愈厉害的时候,社会的“不均”只是表象,骨子里是可怕的贫困。
孔子的“礼治”思想就是这么产生的。
所以,它的“善”——道德说教,就如同在柏拉图那里一样,具有相当反动的内容,迄今仍是“左”、是僵化的根源。它似乎道貌岸然,鄙夷人世间的一切功利,却要把人类社会拉向贫困与落后。
纵然美学史观不同整个道德相对立,但是,它毕竟是与道德家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作为统治用的思想体系完全对抗的。
所以,美学史观与道德伦理是相联系而又相对立的——多少伟大的作家都被斥作不道德,如曹雪芹等,但他们在作品中恰恰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庄子的“不道德”,也恰恰揭露了异化社会“诸侯之门仁义存焉”的真相;相反,凡是喋喋不休进行道德说教的作品,其审美价值又能有几何呢?试想想十年浩劫中的“遵命文学”、“帮派文学”吧。
问题不在于这种对立,而在于两者相联系之处。
审美与道德,有着相对的内在统一,人们常常看到其两极是相适应的:善与美,恶与丑,在相当的场合上又混为一谈,伦理的领域与审美的领域虽然不同,但又常常互相交织。因此,道德判断往往会“鱼目混珠”,取代了审美判断,尤其是在文化层次比较低的情况下。例如,审美判断总是超功利的,无私的,而道德判断也是无私的、否定功利的——乍一看,两者在这点上是统一的。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后者便会偷天换日,排斥、颠覆了前者的存在。
我们说的历史的超前意识,便是在于:
伦理史观对美学史观的偕夺——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是否定了伦理史观,将会发展到美学史观,这在前几章已说到了。但对于唯物史观来说,伦理史观与美学史观似乎都对功利价值取同样否定的态度。
高尔基还认为:
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论作家))
可见两者有多少相通之处。
的确,美学史观是对伦理史观的一个否定之否定,因此,不可避免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无疑是后者的巨大的发展,螺旋式的_七升。
但是,审美价值是对功利价值的包含与超越,没有包含便没有超越。而我国传统的道德价值,则是对功利的否定、鄙夷。举一个例子,很近的一个例子,提倡“穷过渡”,这似乎很有道德的价值,但“穷”只能过渡到原始共产主义。而决不能达到物质与精神财富空前高涨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成或我们所称的美学社会。
一个物质与精神生活上无忧无虑的人,他进人的审美境界,与一个极其贫困者所幻想的道德境界,可以有很多相似,但实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总是把后者幻想的道德境界用以取代前者的审美境界——两者都似乎摆脱了物质的直接需要。
这样,历史的超前意识——美学史观,便就逆否定之否定回到了伦理史观了,造成了滞后的效果。
这就不仅仅是乌托邦效应了。
正是力求尽快上升到美学社会——在美学史观左右下,违背了当今历史所要求的唯物史观,结果,却是陈旧、腐朽的伦理史观起了作用,造成了历史可悲的倒退。
这一事实难道不够触目惊心么?
为什么历史往往似曾相识?为什么循环论有那么大的市场?这些形而上的把握,都没有探究到历史的内核中去——自然史观讲春夏秋冬式的循环,伦理史观讲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圆心的循环,本体论史观讲轮回转世的循环,唯物史观讲否定之否定——也似乎是循环,连史观之间也有否定之否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历史毕竞得前进,毕竟在前进。
尼采说:“道德退化为美学”,从而落个“我们——高级美学家——没有罪孽和恶习不行。”(《悲剧的诞生》)
他把历史与伦理、历史与审美的关系这么划分。 自然,历史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价值判断。但道德的善恶判断,与审美的美丑判断是不可以完全相等与适应,在历史判断上则看得更明白了。
美具有永恒的意义,它是超时代的、是属于历史与未来;而道德,总是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集团相联系的;它往往成为维护旧的统治、旧的秩序的借口或工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道德和法)中认为,在消除了阶级对立以及消除了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前,没有什么真正的人的道德。也就是说,已有的道德都只是阶级的道德。
所以,美,有其积极性、进步性,乃至干激进的意义;而道德往往是消极的、保守的以及滞后的。
但在无数的美学及伦理学的论著中,往往把审美与道德评价混为一谈——这种界限不清的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问题,而是有深刻的、发人深省的历史背景——任何理论的高度都是与历史的要求相一致的。不可以过分地去责难我们的理论家们,因为历史提供的材料及历史造成的制约,总是对他们造成影响的。当然,这是就一般而言。
但是,也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某位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他的史观及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甚至在其后几十上百年的历史思潮(所谓思潮,就是为时代所接近、所承认、已形成必然趋势)也还达不到,例如李蛰与黄宗羲的某些观点。这也正是这些人的历史价值所在,他们超前地深刻把握了历史前进的脉搏,看到了包含在现实中未来的因素。未来学,不就是要使这种超前把握尽可能地科学化、逻辑化么?
审美要求,也就是对唯物史观一种超前意识的表现。
但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