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异化，我们就不能不讲到艺术了。

前面我们就讲到，艺术的使命，便是对异化的抗辩，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因此，乌托邦思想，在某些方面也是与艺术相通的，乌托邦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思想。

罗索甚至说过，历史也是一种艺术。当然，他是说，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那种凭借乌托邦思想去改造历史或创造历史的人，总是爱把历史当做艺术——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要推行的乌托邦，去与异化相抗衡，那么，这种抗衡发出的呼声，更多的便是道德的与审美的！

马基雅弗利则公开宣传“霸术”，认为阴谋也是一种领导艺术， 自然，一千多年前，中国韩非子也直言不讳地讲到了同样的观点——有人认为他们败坏了政治家的声誉，不过，罗素却认为，对于马幕雅弗利来说：

从来人们是惯于被他所震骇的，而他有时也确实惊世骇俗。不过，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地摆脱掉假仁假义，那末，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了。……附丽在他这个名字上面的习见的丑低，大多乃是由于伪善者们的愤怒——这些人是最恨将坏事坦白认作坏事的。（《西方哲学史》卷二第三章）

他甚至夸赞道：将政治上的不诚实，作如此诚实的在心智上的思考，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不能做到的。

也许，这正是基于他把历史当科学与艺术的考虑，才得出如此结论。

作为艺术，是不以善为判断准则的，极端的恶的形象，也可以是美——它该是真与美的统一，如人物形象而言，而不是善与美的统一。美与善，本是不可以在历史观中达到一致的。美总是要高于善的，美的力量要有力得多。

那么，对于历史而言，在什么范围内是艺术？在什么范围内又不是艺术呢？如说“法天贵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的话，历史该是什么呢？

在讲到一位领袖人物，或者说“英雄造时势”之际，我们满可以说，历史对于这位英雄而言，是他手中的艺术品——当历史赋予了他某种使命之际。但当历史“背弃”了他，要按自己的规律行事时，那它无论如何就不会是艺术品了，如果他还要视历史为他的艺术品的话，那他只会把历史变成反艺术的灾难，最后也就毁灭掉自己。

这也许是说得很平易、朴实、简单的话，但没必要故弄玄虚，神秘化或“高级化”，它却实在发人深省。

多少富于艺术家气质的君王、领袖，在历史上不是留下一个又一个悲剧么？那位“垂泪对宫娥”的李煌，那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唐玄宗……他们可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可在政治历史上，虽也有伟大的一笔，但也有不幸的一笔，甚至不幸的悲剧意义更为深远。

他们的艺术家气质，更趋向于乌托邦思想的实行。

浪漫主义的诗情，终于化作了残酷的现实、纷飞的血雨……

流水落花寿去也。

天上人间。

乌托邦的“天上”，落到了反乌托邦的人间。

艺术无疑是个人“独与天地精神来往”的领域，而历史则是各种因素的合力，有自然的、有人类的、有群体的、也有个人的……它在众多的反常与偶然中，呈现出必然的正常来。哲学的历史和政治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如同黑格尔所认为的，在哲学史里，无个人特性可言的思维自身才是历史的创造性的主体；而政治史则相反，个人的品格、天赋、气质的特性是行动和事件的主体。但两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它们同样都是历史。而政治的历史，在强调个人品格、天赋、气质上，要更接近于艺术。有人用过“政治艺术”这个词，更多则是对于政治家的领导艺术而言，也就是个人的才智的发挥。

但历史归根结底不是一种艺术的创造物，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过艺术的特征，但更多的是，在宏观上看，它是一种共时性的、必然的逻辑发展。在不同的民族与国度，我们都可以看到某种程度上接近的、可供比较的历史线索，这甚至包括已经消亡的民族在内。不同的文化处于不断融合、扬弃的过程，偶有逆转，可最终仍在前进，不可抗拒。

过多的浪漫主义诗情，恐怕对历史是有害的；当然，对历史理论而言，也同样如此，但历史本身是需要**的，连冷峻的黑格尔老头也这么说过。

“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西方则译作“伟大人物是公众的灾难”，并视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这句格言中包含了无数的经验和智慧，这自然是西方的理解。也许，正是中国“英雄的时代”延续得太久了，中华民族付出血的代价太大了。万里长城现在可以当做古迹、伟大的艺术品，运河也是如此，可秦始皇、隋场帝“暴君”之称是千古不易了。所以，强调历史是艺术，不仅让我们想起那些亡国之君，也想起这些既有辉煌功业、又罪恶滔天的历史的英雄人物——他们“假私以完成大公的事业”，这已是古代许多历史学家所作出的评价。

也许这样，传统的历史观念，就不要视广大百姓的生命为生命，只视为英雄人物的铺垫或工具，所以，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杀戮才那么多，暴君与暴民政治才那般相映生辉，至十年浩劫，竟有多少人付出了代价！

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期待英雄——这已经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了。早在一百年前西方便有人说过，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个可怜的民族，进一步说，是一个奴化的、蒙昧的、未曾觉醒的民族——当整个民族被玩弄于一位君王或英雄的股掌之上，历史倒满可以称为艺术了。

艺术气质的英雄，要么是暴君，要么就是悲剧人物——其实，英雄人物又有几个不是悲剧人物呢，连暴君也同样是悲剧人物。暴君在其个人而言，并不见得就绝对是人们头脑中已形成的模式，秦始皇不也千古争议不休么？

艺术产生乌托邦，所以，也只有在根除异化之后，乌托邦思想才会消失。

而乌托邦的推行，本身就在加剧异化——以个人的意志扭曲整个的群体。

这也许是悖论：一方面，乌托邦出于道德或审美观念的幻化，是对异化的一种杭辩；但另一方面，它却在造成更大的异化。

章太炎可以说是一个例证，他从道德批判人手，推崇的更是“他律”的宗教道德，最后则是乌托邦的幻灭，复古读经去矣，也异化成了故纸堆。

这还算好的，因为他前期的民主启蒙影响要远远大于他躲人斗室后的影响。

可是，假如他以他的道德批判来执政的话，结局会怎样呢？

自律的道德变成他律，尤其变成强加于社会的他律之后，我们所能得到的，只能是反乌托邦。

任何远离今天的历史的构想，总是会出现歧异，因为历史总归不断有新的因素掺人，不断有新的显性因子出现，于是，死硬按照旧的构想去办并急于求成，只能造成残酷的后果，这便是一切乌托邦的必然归宿，我想，人们愈来愈会看清这一点。

充分尊重现实的选择性、可行性，这才有清醒的认识，一切历史均在今天。历史不会纵容超前意识无制约地发挥。历史是再现实不过的了，来不得半点浪漫色彩——无论是古典的浪漫主义或是未来派的浪漫主义。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个人与艺术、历史，均在其中了。

但历史又是一门艺术。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远远不可能得到诸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雨果、曹雪芹、托尔斯泰、妥斯陀耶夫斯基所提供的历史意识及历史画面。形象大于逻辑、形象大于思维——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堪称历史的全息摄影。人们从上述艺术家的巨著中，得到的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要比他们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要高得多。因此，历史学家们往往更需要艺术的精神，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也不认为自己已对所描绘的时代作了科学的描绘，却毫不含糊地声称：历史学是一切科学中最不科学的学问，并说：

我在历史上所构筑的，并不是批判或沉思的结果，而是力图填补观察资料中的空白的想象的结果。对我来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一系列最美最生动的篇章。（转引自卡西尔：《人论》，第25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既然是艺术，它就不仅有认识价值而且应有审美价值了。因此，关于历史哲学与价值范畴之间内在的、紧密的关系，就得加以研究与发掘——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无疑地，它更是一个当代的课题。是当代史学这一美学发展中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从道德一功利一审美价值的嫂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个轨迹。可惜，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紧迫的篇幅中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了。历史学家受制于严格的求实规则中，也决不仅有枯燥的科学论证，而处处闪烁出诗人的精神来。

历史作为艺术这个命题，正如我们所知，是早已在古希腊时提出来的。那是一个史诗的时代，历史被当做艺术的一个分支。那个时代这么做， 自然有它的理由。历史是与诗相提并论的，历史就是诗。直到19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仍这么说：“历史，在它的圆满理想的境界，至少是一种诗和哲学的合成品，它通过特定人物和特定事件的生动描述将一般真相印人人心。”

而在中国，史官一直被置于很高的地位上，历史从一开始就带有浓烈的“官味”。因此，它是谈不上是艺术的，尽管文、史、哲不曾分家。可以说，那时，历史是被统摄于伦理之下的，是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服务的，有如一位板着脸的、毫无感情的老头子，要统治后世，决定后世；犹如一位正儿八经的大家长，被赋予一种很高的权利，因此，它不苟言笑，不为**所左右，永远那么冷漠、严峻、威慑着一切。历史不是诗，而是伦理学的奴仆，因而不会有诗情。当然，这个时代如此做，也有其充足的理由，何况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时代呢？一个没有温情的正统的大家庭呢？

对于西方而言，历史作为艺术，受到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独立运动”的否定，历史被描绘成“不折不扣的科学”，弄得枯燥乏味，思想苍白，丧失了正视生活、迎接现实挑战的能力。这时的历史，或多或少已与中国过去的历史接近了，实际上没了历史，只有考据学，只有史料的堆砌、数据的积累了。

于是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人们又重新检起了古典时代的论题：历史是一门艺术——但首先强调的是艺术的认识价值、实践功能，强调历史使人们回忆过去，教育与启迪人的心智，激发热情与志气，并以此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抗。

也只有超越出功利价值之后，历史才呈现出它的审美价值来。而对于中国而言，在以伦理否定审美、取消审美的可悲做法（如“文艺为政治服务”等论调）被怀疑之余，历史作为一门艺术的论题，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学的领域，并且引导我们真正从历史走向未来。

卡西尔在《人论》中说的是：

诗歌不是对自然的单纯幕仿；历史不是对僵死事实或事件的叙述。历史学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卡西尔：《人论》，第26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把历史与诗等同起来，势必引导向对审美价值的激赏或重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不带有艺术成分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不包含艺术的**更不可思议——尤其在人们不再为物质世界所累之际。因此，我们提出历史的审美价值之际，不正是反映了历史的伟大进步么？历史性的变化正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命运——那无论如何也应该是属于审美的世界。

只是，我们是否讲得太早了，太粗略了。这已经超出当今的历史了，它尚未、也不可能得到认真的验证。

那就说到这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