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反常中的必然

历史在我们的脚下延伸。昨天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立即就会成为历史，未来也将成为历史——一切，都会是历史！

这里可否有某种伤感的情调？

莫非，这只是中国人的“历史”这一词语中包含了感情色彩？

然而，对于古老的埃及文明来说，而今屹立于鲁克苏附近旷野的古建筑群，那宏伟的庙宇，那被称之为万古一世君王的石像，风雨剥蚀、岁月流逝，几千年过去了，一切都变得冷漠与陌生。

还有，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玛雅人留下的、独自对着浩瀚大海的、面容沉郁、悲枪的巨大的石像……

历史仿佛在借它们之口说：

早在古罗马诞生以前，那些古老的石头就似乎在说：“切记你们只是尘土，世代生而又死，城市建而复废， 国家兴而再衰，而我们却永远屹立。” 当罗马终于化为一片尘土时，金字塔仍在这样说。

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一个又一个地兴起，一个又一个地走向寂灭，惟留下一块块石头无语地对着寥廓的苍天。这些石头什么也没对我们说，可又永远不倦地在告诉我们什么。

也许，只有巍然耸立在丛山峻岭、戈壁大漠上的万里长城，较之金字塔、空中花园要庆幸得多，它可以骄傲地说：建筑它的那个古老的民族，迄今不曾从文明史上消失，仍在顽强地……生存着，维系着自己的血统。

在一个史学最为发达的国度里，本该是为历史而感到自豪的。

但在一个迄今仍未摆脱祖先崇拜的古老的民族，祟拜过去——历史，却又是一件极为可哀的事情。

也难怪在中国人的辞典里，“历史”一语，竟包含有那么多复杂的情感。

中国人只有通过中国人的历史认识自己。

而这部历史又怎么刻画了中国人的形象呢？

孔夫子或许是其一，喋喋不休的道德教化，明知不可而为之，严酷的宗法伦理纲常、行为规范、礼仪制度，以至于到“三年之丧”——“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丧也。”何止为“怀中三年”付出了“三年之丧”呢？我们这个民族——礼义之邦，早已服了这位老先生近三千年之丧了！把一切，无论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统统纳人了其政教中心——政治挂帅、为政治服务等等。而今，我们仍处处看到他的存在。

当日，庄子便愤然陈词，斥责其“仁义”了：

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骄拇》）

屈折礼乐， 句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庄子·骄拇》）

那时，庄子便活画出了这一形象，两三千年后对比一下，岂不依然故我？！

再调换个角度，19世纪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形象呢？我们恐怕最早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到这么个字眼“中国苦力”。也在同一个时代，一位英国驻南洋的专员亦断言，“做19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苦难。”

到了20世纪，“中国苦力”这一代名词是否消失了呢？没有。出现在异邦的中国人形象，虽然已有所变化，但仍旧是顺从、能吃苦、能下大力气等等。其实，“中国苦力”也正是从孔夫子的教化中出来的。两者只是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表现的不同罢了。用不着再就这个名词发掘了，但愿它不会被继续使用下去。

“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在历史中，我们把人的一切工作、一切业绩都看成是他的生命力的沉淀，并且想要把它们重组成这种原初的状态——我们想要理解和感受产生它们的那种生命力。”卡西尔在《人论》中这么说。

只是，“中国苦力”莫非也可视之为生命力顽强的表现？

这对于历史来说，是颂扬还是讽嘲，岂不一目了然么？

我们通过这种历史来认识自己，来告诉“中国人是什么”……

也许，笔端流泻的情感大多了，学问则不成为其学问。但史学毕竟是一部关于**世界——政治斗争、宗教狂热、经济竞争，社会发展——的重现，不可以不染上感情色彩——无论它多么隐蔽，多么显得“客观”，如同艺术一样。

很不幸，笔者又恰巧正是一位文学艺术家，更逃不出**的暴风雨。因此，这也构成了这部史著有别于他人的独特风格。他只能这么做，也只能做到这样。

事实上，一切学问，尤其是抽象思维，都不可能不伴随有**。

人们不是正在呼唤哲学上的**么？

我们的无数史著、哲学著作等等，都似乎得了一种孔夫子病，老是板着一副面孔在喋喋不休地说教，不让感情有丝毫的外泄。但是，没有**，便没有思想火花的进发，就不可能有所发现，并感染人们一同前进。现在，是重新强调历史是一门艺术的时候了，并以它来启迪人们的心智，激发人们的热情，恢复它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传统——作为一门艺术的传统。让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只属于埋在故纸堆中的老夫子——他们是创造不了历史的。

也许，对于我来说，一位已从事文学创作上十年，著述数百万言的年龄匪轻的作家来说，突然冒出这么一部历史专著，人们会感到非常的吃惊。连我自己也一下子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是沉重的历史如同梦魔一样紧紧地压在我的心坎，我想挣开，想解脱。

而这本不像样的作品，就是这种挣脱的产物。

可我挣脱了么？

我完成了它，可我却被束缚得更紧了。

现在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明白了……

某些数百万言的著作中，流露出的是那么浅薄、僵化的历史意识，却又偏偏没有自知之明， 自诩比过去的名著什么的还要高，殊不知道，某些名著表现出来的启蒙主义意识，比儿百年后他们在数百万言著作中的历史意识，还要深刻得多、新得多、进步得多。

我们丝毫不想贬低历史文学上已有的成就，但是，一位历史观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作家，他能奉献给读者多少进步的东西呢？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三突出”式的农民义军领袖人物淡出，帝王将相却又再度粉墨登场，他们纷纷成了“明君”、“大帝”、“清官”、“廉吏”，等等，不仅仅在多卷体长篇小说、连续剧中，包括文化散文、杂文乃至论文均如此。尤其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更被吹到了天上。

那果真是足以炫耀的盛世，而非中国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么？

只要打开一部历史，有起码的历史知识的人就不难知道，中国恰巧就在这一百多年间，远远被抛在先进国家的后面。

查一下编年史便一目了然。

康熙登基至乾隆退位， 当中加一个短命的雍正，是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结束，即1662年至1796年。正是这一个半世纪中，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盛世”相形之下，不仅仅是停滞不前，而且是在倒退速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正是17世纪中叶发生的，革命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1649年），后又历经王朝复辟。纵然这样，复辟的王朝仍不得不制定了一部公民自由的最重要的（人身保护法》，并由于发生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即推翻王朝的政变，以确认国会权力。及至18世纪中叶，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扫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终于发生了有名的“工业革命”，从棉纺业（60年代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开始，逐渐发展到采掘、冶金、机械、’运输部门，80年代因瓦特联动蒸汽机的发明和采用推进到了**。至19世纪初，工业革命在英国基本完成。这既是生产技术的巨大革命，又是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

与此同时，美国也发生了独立战争，发表了（独立宣言）。法国更爆发了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监狱。法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美国的《人权法案》公布于18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则公布于1892年。

这一个半世纪中，出了牛顿、富兰克林等一大批大科学家，也出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大经济学家，更有洛克、维科、贝克莱、孟德斯鸿、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一批大思想家……

可以说，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借助工业革命，是以加速度发展的。康熙开始还愿了解西方学者的科学技术，到了雍正、乾隆，则狂妄到耳目塞听， 自以为大了。清初本已有了“红衣大炮”（由“红夷大炮”更名），可又曾几何时，便被人家的炮舰打了个落花流水？

1793年，在中西交流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马戛尔尼率一个浩大的使团来中国为乾隆祝寿。可他们得到的结论则是，这已经是一个腐朽了的泥足巨人，中央政府已对地方失去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已不再具备国家的形态，只是一个需开拓的市场而已，是他们推行殖民主义的下一个目标——这便是康乾盛世的本来面目，人家已蔑视到不把你当做一个国家看待了。果然，不久，鸦片大批人侵，不到半个世纪，便爆发了鸦片战争。

其实，从“三突出”到今日的帝王将相热，似乎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可事实上，还是万变不离其宗。

他们的悲剧正在于，在研究断代史中失去了宏观的把握，对明中、末叶的民主启蒙思潮一无所知，把历史的惯性当做了历史的动力，把倒退视若前进，把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视为“盛世”——一句话，他们没有来得及、也不可能在历史观上来个转变，完全一让故纸堆给淹没、从中脱不了身。他们只是用一些马克思主义词藻，把骨子里的封建史观、伦理意识一一打扮起来。

极“左”与封建僵化观念，从来就是不可分的，他们从“历史”走来，走向极“左”，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也是历史那位老夫子的奴仆。

年轻的，走这条路的也不乏其人。纵观我们的历史文学创作，由于缺乏进步的历史观的指导，一堕人其中，便迷失了方向，不自觉地为“历史”所束缚。

很多启蒙先行者，最后走上复古主义，恐怕其根本原因就在此。

写到这，我甚至害怕了起来，我也会这样么？

我们的历史太有力量了，太无所不在了。许多伟大的造反者、革命家，他们到最后也没摆脱得了“历史”。或惟我独尊，动不动就“矛头是对准我的”——一个国家的命运，竟仍维系于一两个人的清醒或昏耽之上。

中国，你太古老了。

在你的腹地，深藏有怎样一个生存了几十万年的古老民族的顽强的记忆，深藏有一种怎样左右着今天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力量，又深藏有多少朝代兴亡更替的秘密……太漫长的历史，其拥有的无形的力量，与之也许是成正比，否则便只有切断！

但切断是不可能的。

我们摒弃了那种形而上的因果论、循环论，可我们也不能不深切地意识到，因果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说不像佛教那样稍作变化再表现出来那么简单而又神秘，却又似生物学中的遗传基因一样，总要通过复杂的途径，呈现出其显性与隐性的反应——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一下子来个集中的表现，让历史本身也目瞪口呆！

研究在反常背后隐藏的巨大的必然性，探索在表象之下沉隐的历史的潜意识，这是我给这部也许还算得上较早的中国历史哲学史的作品规定的自不量力的任务。

我远未完成这一任务。

但我不能不去做——一个历史的召唤，始终响彻在我的脑际，这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小夜曲，它比进行曲更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