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唯物史观可以说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历史观了。然而，它所经历及正面临的命运，是否就那么美妙呢？

它是靠血与火、靠武器的批判在中国开辟其前进的道路的，这点，历史有如铁铸，众目所睹。纵然有郭沫若、范文澜等大师们在理论上作了不竭的努力，扩大其影响，但在思想上的深化，最后还是靠武器的批判。然而，后一种批判往往是匆忙的、粗线条的，带有强制性的，所以，真正让人们完全接受、对其充分明晰、心悦诚服，从而自觉地抵制旧史观的复萌，是有一个过程的。

因此，唯物史观仍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战斗任务，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

有人把“**”单纯解释为政治权力的斗争，把它当做政治或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反常”——包括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进行了破坏的“反常”，并且已有了把“文革史”编为几个阴谋集团的兴亡史。这，也证明了唯物史观并不是那么自觉地被运用。政治权力的斗争足以促成“文革”的**么？权力斗争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和党派中都迭起不衰，过去有，今后也会有，这只是低层史学研究的任务。但作为这么一场“文革”的兴衰，如果没有从历史上、文化上宏观的把握，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那么，我们永远也解不开“文革”的历史之谜。因为任何政治上的需要及社会的需要，非导致或依赖这么一场“文革”才能得以实现吗？

这里，远不是我们所能圆满解答的：一场以彻底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大革命”，为何却以传统的惊人的复活为注脚？对此，我们可以提出数以百计这样的问题。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这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一场“大革命”么？

我们该怎么分析这场“大革命”的经济土壤及思想基础，其文化特征和现实基因？以及它所具备的真正的而非虚构的、将长久地表现出来的而非暂时显现的历史意义？

唯物史观在中国并不曾获得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史观，对于历史的发展，正如李大钊所说的，是有其相适应性的，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

由于我们在短短的百年间，在思想上力图越过西方儿百年的历史阶段，那么，无论是启蒙主义、实证主义时期的史观，无论是狭义的历史哲学，都不曾完全成熟便成了过眼烟云，那么，怎么能指望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的唯物史观，能有完备的、成熟的形态？怎么能相信，旧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史观就寿终正寝，不会改头换面，来阉割它、取代它，从而从内部颠覆它呢？

我们不也可以从一些现象中看到伦理史观、实用理性史观的亡魂在活动么？

也还是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早半个多世纪便如此教诲我们：

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列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

“拾级而升”，借过去的历史经验，去开创未来美好的历史，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忘却脚下的土地，一下子想登峰造极——这种超前的历史意识，恐怕只会造成“空中楼阁”，不切实际，所以才导致惨重的结局。

史观史的研究，但愿对此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