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完成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演变的，当首推李大钊先生——他也以鲜血来完成了自己。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举出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瞿秋白、李达以及毛泽东等名字。不过，较早地完成这一转变，并较早确立现代史学的，并有系统论著的，也还是李大钊，他的《史学要论》内，包含有丰富而深邃的历史思想，后来，他又专门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史学论文，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现代史学之先。所以，我们在此仅以他一人为对象，对现代史观的源头加以评析，以飨读者。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五四”时期声震神州的《新青年》一刊的主笔者中的一员，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中流砒柱，代表了这个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最激进的方向，最后英勇捐躯。
在他还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之际，就已经猛烈地抨击了历史循环论，对怀念“三代之治”的“怀古派”，他斥之为“丧失未来”的可怜虫。历史是往前发展的，哪怕说是循环，“这个循环亦是顺进的，不是逆退的，只是螺旋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时》）！他高擎“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指出孔子不过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与宪法》）， 自从尊孔以来，一部中国史只是大盗与乡愿相勾结、狼狈为奸的专制制度的历史。
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反对一切专制政治，实行人民民主政治的主张。彝指彝器，是古代帝王统治权威的象征，他提出的“民彝”思想，则是要树立民主的、大众的统治权威：
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弃，彰其民弃。吾民于此，其当鼓勇奋力，以趋从此时代之精神，而求此适宜之政治也，亦奚容疑。民弃的实质，“则帷民主主义为其精神”。
从反对君主专制出发，他要扫除个人迷信、英雄崇拜。他认为“离开众庶，则无英雄”，所谓英雄，“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把英雄无限提高，足以使人民“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
然而，他却认为，“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并在上述（民彝与政治》中说：“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其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把“民彝”当做“理”，以胜制度之“法”：
群演之道，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图其进步。前者法之事，后者理之事。必以理之力著为法之力，而后袄序为可安；心以理之力摧其法之力，而后进步乃可图。是秩序者，法力之所守；进步者，理力之所摧也。
所以，他把历史的推动力仍视之为“心理”、为“理”，是“理”与“法”的冲突——这同民主启蒙主义者反对封建专制所依据的理论可谓差不离。但在反英雄史观上迈出了一大步。
十月革命之后，他完成了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在他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寂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当然，他还讲到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由此，他在《史观》一文中指出，过去的历史观只是“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相依的关系”。只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
后来出版的《史学要论》，则对历史观作了科学的解释。他指出，历史不是陈篇故纸，不是印刷呆板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的行程”，“社会的变革”。过去的史籍，只是“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历史学要全部、真实地反映历史，则在于治史学者的历史观：
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认事实的价值，寻蜂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 实为必要的主观的要因。
他认为史观也是要发展的：
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而史观的形成，则“半由于学问知识的陶养，半由于其人的环境与气质的趋倾”。
在其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历史的“重作”与“改作”，他说：
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做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做一个整个的、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
这已提出了治史的根本原则。
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首次在中国历史哲学史上，完成了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其贡献是突出的。他未能整理出版的《史学思想史》中，更从16世纪法国的鲍丹、鲁雷、意大利的维科、法国的孟德斯鸿到圣西门的历史思想讲起，一直讲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是颇有史学价值的。
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中国古代、近代历史的分析，也很是中肯与精辟，亦可谓“为天下之先”。可惜，他未能完成自己庞大的历史理论计划，“出师未捷身先死”，竞牺牲于北洋军阀的绞架之下，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大损失。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
唯物史观为中国所接受，正是以李大钊的血为标志、为开端的。像是早已预言自己的捐躯一样，他曾在《牺牲》一文中就说过：
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与光华。绝美的风景， 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 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栖牲中。
唯物史观的接受与发展，也同样与他的生涯一样，在现代的中国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血与火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