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君主立宪在中国此路不通。戊戌变法的参加者，有的慷慨悲歌，从容赴义；有的落荒而逃，遁人空门；有的变节屈服，沉溺于故纸堆中……这时，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转折关头崛起了，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自由和解放，奔走呼号、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地发动并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打倒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建立了共和国，这一伟大的勋业，是前无古人可比的。他倡立的孙文学说，更给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开拓了广阔的、全新的领域，迄今仍值得当代人认真研究与吸取。

他对封建君主专制的猛烈批判，一直到武器的批判，都是没有人能与之匹比的。关于这点，从他最终结束了皇帝在中国的统治以及禁止人们称他“万岁”这两方面而言，就足以说服人了，用不着再一一复述了。何况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万岁”一语还那么盛行，在他，这已是去世有半个世纪了。

在历史观上，他的理论贡献，则是著名的民生史观。

这是我国走向唯物史观之际一架高大的桥梁。

他的民生史观，与康、梁等借古托制、以“公羊三世说”来宣扬神秘进化思想不同，而是以自然科学的、直接的、朴素的形式出现的。“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类产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渐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民权主义第一讲》）。

由此，他把社会历史也看做了自然历史的过程，其模式是：洪荒时代一神权时代一君权时代一民权时代

这比章太炎的俱分进化、严复的图腾～宗法～国家论以及封建史学的“一治一乱，一质一文”循环论，都要进步得多，揭示了其间的质变及上升过程。

他说：“民权之萌芽，虽在二千年以前的罗马希腊时代，但是确立不摇，只有150年，前此仍是君权时代，君权之前便是神权时代，而神权之前便是洪荒时代。”（（民权主义第一讲））

他这是讲的政治形态的进化，并进一步作了论述：“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民权主义第一讲》）

在经济形态上，他又提出了自己的新模式，这就是：

原始共产制～商业资本制～工业资本制～新共产制

他承认人类的原始时代实行过共产制，只是由于“金钱发生”了，“共产制度便渐渐消灭了”。他说：

由于有了金钱，可以自由买卖，便逐渐生出了大商家。 当时工业还没有发达，商人便是资本家。后来工业发达，靠机器来生产，有机器的人便成为资本家。所以从前的资本家是有金钱，现在的资本家是有机器。那些极聪明的人，把世界物资都垄断起来， 图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要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争极剧烈时代。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呢？必须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民生主义））

他的民生史观就是由此产生的，自然是包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在这点上，他是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的，只是他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他说，马克思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民生主义》）。

在中国这一特定环境下，数亿人口，民生问题自然摆在首位，他坚持“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耍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这显然是了不起的。他说：

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是丰衣足食。（（民生主义》）

试比较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可以说，孙中山只不过讲得更直接、更朴素些。显然，在史观上，他比夏曾佑根于文化的文化史观、章太炎基于道德的社会史观，都要深刻得多、高明得多，正如他所说的：

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民生主义））

好个“全凭事实，不尚理想”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从这出发，他考察了中国这么一个“民穷财尽”的落后国家，也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利弊，严肃地提出了“经济革命一社会革命”的命题：

欧美各国二百余年以来，只晓得解决民族、民权两件事，却忘了最要紧的民生问题。到现在全国的权力，都操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只有少数人享幸福，大多数人还是痛苦， 因为大多数人不甘受这种痛苦，所以现在才有经济革命一社会革命——的事情。（《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他给“民生”下了如下定义：

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 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

并对其历史观作出了最后的概括：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所以民生问越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主义））

他的“平均地权”，叫“耕者有其田”，以及“节制资本”，发展物质文明的两大经济办法，正是从这出发的。所以，他认为他的“民生史观”，“包括一切经济主义”，这就摒弃了一切小生产者的乌托邦空想、道德说教、宗教**而走向唯物史观、只是“民生史观”未能完成这一历程。

由于从“民生”出发，他认为，“社会中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把阶级斗争说成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由此得到结论：

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 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民生主义））

那么，社会生理何在呢？孙中山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民生主义》）。他力主的是调和，并由此建立了他的国家学说：

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数十万年矣。（《民生主义》）

他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孙文学说》）。而且，“人类自入文明以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

调和、互助，便能进化，固然是反对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国家之说，未免在此失足了。“天性所趋”，已是太抽象了，而进一步把政治称之为“管理众人之事”，把政权称之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

因此，他一方面力主“时势造英雄”，在他的《孙文学说》中，以拿破仑和华盛顿为例，指出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产物：“夫华拿二人之于英法革命，皆非原动者，美之十三州既发难抗英而后，乃延华盛顿出为之指挥，法则革命起后，乃拔拿破仑于偏裨之间。苟使二人易地而处，想亦皆然，是故华拿之异趣，不关乎个人之贤否，而在其全国之习尚也”。

可另一方面，他又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前者是指有识之士，后者则指广大群众。前者是理论家或发明家，后者是实行家。

因此，他一方而号召革命“大家来作”、“唤起民众”，另一方面又视群众为不知不觉的群氓，于是，他的学说中，往往带有两重性，处于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分界线上，或者说，上半截是唯心的，下半截则不能不立足于唯物论上，所以，他强调“民生”的第一要义是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与唯物史观所重视的范围不相上下，可再往前走，却又把人看做“心之器”，国家是“人之积”，政治乃是“人群心理之现象”，便又为唯心主义的思想所束缚了。

直到晚年，他仍认为：

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这显然是源自于他说的“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民生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孙中山先生是力图从中国实际出发，去吸收、改造西方的学说，在这点上，他是无可非议的。他认为西方已有“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而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所以上述法则不一定用得上了，他有他的一片苦心。我们不可以苛求他原封不动照搬这个那个。

无论如何，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近代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有其伟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绚丽色彩。在他最后推倒了封建统治的殊勋上，这一史观的光辉就更显得灿烂夺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