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梁启超、严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夏曾佑，依照其“文化史观”，倒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明、清之际的历史演变——倒退与前进。

他在《中国古代史》中曾把宋元明称为“退化之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可谓封建末世了，其间，“教殖荒芜、风俗陵替，兵力财务均逐渐摧颓，渐有不能独立之象，此由附会第二期（指先秦）人之理想，而得其恶果者故谓之退化期”。

这一退化，本应更新的，却来了个清朝，“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这正如我们前所述的，一种回光返照，而终“成局之已穷，而将转人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

这与我们前面的论述已有所接近了，假如把“更化”说成是回光返照、苟延残喘，就会更接近一些。自然，他说的科学依据是不足的，没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及较为科学的阶段。

这里，我们不妨把他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三大期”和“七时期”的划分简述一下。他说：

中国之史，可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

上古之世，可分为二期：由开辞至周初，为传疑之期， 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因中国之文化，在此期造成，此期之学问，达中国之极端，后人不过实现其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故谓之化成期。中古之世，可分为三期：自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此时中国人才极盛，国势极强，凡其兵事皆同种相战，而别种人则稽于阔廷，此由实行第二期之理想而得良果者，故谓之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期，此时外族侵入，握其政权。，后宗教亦大受外之变化，故谓之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期，此期国力之强，略与汉等，而风欲不逮，然已胜于其后矣，故谓之复盛期……

近古之世，他分作“退化”与“更化”二期，前面已说过了。

纵观整个分期脉络，他是以文化的角度切人的，把整个历史放在连续性发展的过程来考察，以先秦文化为各期的参照系统来揭示其间历史事变的因果关系，看到了历史在曲折中前进的进化规律。这较之过去的历史研究，无疑是一个进步，一个新的贡献。

在整部《中国古代史》，他着眼于文化思想之上，认为是文化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所以被视作“文化史观”。

他把孔子的儒家文化说成是中国社会的根本，他认为“孔子之道”是“君子之道”，“留术数而去鬼神”，所以才成为了“国教”。儒教是关于“富贵贫贱与智愚贤不肖”的，是一种“近人”的学说——这已推向了启蒙时期人文主义的高度了，能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变化。由此，他竟把“中国之历史”，说成“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

春秋战国时代，至要之事，乃孔子先于此时代也。

若对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窥，则自秦以来，直至目前，此二千余年之政治盛衰，人才升降，文章学问，千枝万条，皆可烛照而数计矣。

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

孔教摆在了立政、开边之前！把文化的作用强调到了最高的位置上。文化，便决定了一切，由此，民智开发、教育等等，均是最重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手段。难怪谓之“近人”说。因此，他认为：

孔教之原理，虽因缘繁复，然至大之因，总不外吾民之与孺家相宜耳。

所以，他认为中国历史“综古今士类言之，亦可分为三期”，“由三代至三国之初，经师时代也”；“由三国至唐，名士时代世’；“由唐至今，举子时代也”。不过，他对经师、名士、举子一一加以了鞭挞，借此否定古文经学及科举制度，好为维新变法提供历史根据。

他倡导民智决定论、教育救国论，正是与他的文化史观分不开的，他说：

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

学说——文化决定了政治，决定了历史的发展。从文化上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原因——虽失偏颇，可比封建史学“考其得失，以为龟鉴”的“资治”，并借其“惩恶劝善”作“垂训”，还是要高明得多。

所以，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夸他为“晚清思想革命的先驱者”，说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而严复则称他的（中国古代史》为“旷世之作”（（严复致夏曾佑））。这些，都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同时代的章太炎亦指出，该书发明“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社说·述常识与教育》）。

不管怎样，他这部“以供社会之需”冀国家免“蹈埃及、印度之覆辙”的史著，在近代史观史上，是留有不可磨灭的光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