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评述了几位政治家，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英雄人物的史观。由于处于激烈的历史演变的旋涡里，一般来说，作为政治家的历史观念及思想意识，很难有成熟、完备的形态，并形成其完整的理论系统。这是不可以苛求他们的，正如古代一样，作为周文王及秦始皇，汉武帝及唐太宗，并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思想家来评价。奇怪的是，到了后来，竟非要把类似于他们的领袖人物，在肯定了其政治作用之后，竟还要把其进一步完美化，似乎成了“全人”，又是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乃至于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等等，来了个“君师合一”。而“君师分离”一说，则古已有之。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是进步还是倒退？是后来的帝王或领袖，都真正成了“家”呢，还是强化统治的“历史需要”？都是。光是“君”，已不足以慑服人民了，所以得蒙上“师”的圣哲色彩？——这是否针对人民的觉醒而进一步给君主专制打强心剂，乞怜于“师”的威信？一方面是觉醒，另一方面是强化愚民政策，一方面是进步，另一方面则是大开历史倒车——使君权神化、圣化、无所不化……

就拿康、梁、谭而言，除开梁在历史哲学、民主启蒙上相对要成熟一些外，康、谭二人，恐怕很难概括出其思想体系来，也没必要给他们编造出一个体系。在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之际，我们该做的也已经做了，再做，就是拔高，就要违反历史真实了。

因此，我们在这里，就很有必要对当时的真正的“师”——学者们的历史观辟一专章进行论述。可以说，这些人的史观要相对完整一些，也深刻一些。

例如，我们在这一部分关于史观发展的论述中提到，明末李蛰、黄宗羲等人的观点，甚至比清末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家要走得更远一些。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探讨、研究，也就可以得到更新的历史结论。我们完全可以说，李、黄两位的历史观，是植根于明中、末叶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只有在经济、政治提供相当充分的思想材料之际，才有他们的史观产生，史观总是后于经济、政治现实的。可是为什么史观产生了，政治、经济又来了逆转呢？

我们不能同意所谓王朝崩溃前夕均出现假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和所谓无组织力量与假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畸形发展的观点。尤其是明末，资本主义因素已相当明显，我们本来可以与世界文明的发展同步的——黄宗羲业已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响亮口号，向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宣战，要立“学校”以议政、重利贱义、工商皆本，尤其倡导“绝学”——科学技术。

在这种新的历史因素下，农民起义的性质，就不再有调节封建社会的内部功能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了，而是继续维护封建制度（他们反对现存统治而不反对现存制度——君主专制），阻碍历史前进了。如今被人神化为无产阶级领袖的李自成的起义，究竟如何看，这就一目了然了，它即便成功，也不可能将中国推进到资木主义，相反却破坏了垂死的封建社会有可能较快演进的生机。而清兵人关，更造成历史巨大的错位，对于一个游牧民族而言，汉文化自然是先进的，所以人主中原后便致力于汉文化的复兴。但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说，他复兴的汉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及其末梢程朱理学，恰恰是落后的、保守的，于是，中国历史又来了一次巨大的倒退，一误数百年。有人讴歌乾隆盛世、励精图治，却没看到正是清代统治者造成的后儒社会的回光返照，小小的“繁荣”中包含的可悲的大大的倒退。我们说，当代中国历史小说中缺乏历史意识，这便是有力的证明。

长期以来，为历史界所津津乐道的，说汉文化有巨大的历史维系力量，连外族人主之后，最终也只能甸甸在汉文化脚下，为汉文化所同化。也许，这对于落后文化是这样的，但对于先进文化却未必如此。

说到这，再回过头来看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就更昭然若揭了。用形而上学的观点，不加区别地看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便会死抱住其“积极作用”不放，却恰恰看不到它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惯性，而这种惯性到了最后，便是破坏与消极，木身已走向了反面。

在这点上，也许还会有不少争议，亦需作进一步的论证，但这已不是本书的任务了。如有机会，我们将结合有关的历史小说，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正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