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是戊戌变法中壮烈捐躯，声言“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狱中的题壁诗，近百年来他激励了不少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去推动历史前进。

谭嗣同临刑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八个字，足以概括他这一代有识之士的悲剧。他去世时才33岁，虽说也留下一部（仁学）及若干墨迹，其思想发展线索毕竞不那么长，因此，关于他的历史观就不准备过细剖析了。

他在自然哲学上有不少唯物主义的见解，他的“以太说”，可以说是讲物质第一性的，亦被认为是机械唯物论，较朴素唯物论进了一步。可在历史哲学领域，他同梁启超一样，讲的是“心力”、“人心”，并且有相当浓的佛教色彩，他认为“心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大劫将至矢，亦人心制造而成也。西人以在外之机器制造货物， 中国以在心之机器制造大劫。

缘劫运既由心造， 自可以心解之。（《北游访学记））

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 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谭嗣同全集》，第460页）

他要凭借“心力”去冲破封建的网罗，这反映了启蒙时期资产阶级锐意奋进的自信心，他从“心力”，引出了平等观念：

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帷其大也，又适以召队险。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谭嗣同全集》，第357页）

这已把佛学的平等与启蒙主义的平等混为一谈了，以至认为“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而自我安慰。

他对君权、对三纲五常的批判是激烈的，以“民本君末”来否定君权的神圣性：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巨，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仁学》）

三纲之摄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仁学））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谕，畏若国宪而不敢议。暖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 由是酷矣。独夫民贼， 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已故也。（《仁学》）

破“君权”、否“三纲”，为的正是个性解放，提倡民主、“泛仁”，亦可解释为慈悲、博爱。也正是从这里出发，他也同康、梁一样，利用公羊三世说，创立了一个历史进化过程的“顺三世”和“逆三世”说。逆三世，就是一，“‘初九，潜龙勿用’，太平世也，元统也。无教主，亦无君主，于是为洪荒太古，泯之蛋蛋，互为酋长已耳。于人为初生”。二，“‘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升平世也，天统也，时则渐有教主，君主矣，然去民尚未远也，故曰在田。于是为三皇五帝，于人为童稚”。三，“‘九三，君子终日朝朝，夕惕若厉，无咎’，据乱世也，君统也。君主始横肆，教主乃不得不出而剂乎其平，故词多忧虑。于时为三代，于人为冠婚”（《仁学》）。

这便是国家形成、直至君主专制的演变。

刀反三世，则是一，“‘九四，可跃在渊，无咎’，据乱世也，君统也……于时则自孔子之时至今日，皆是也。于人则为壮年以往”。二，“‘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升平世也，天统也，地球群教将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国将同奉一君主。于时为大一统，于人为知天命”。三，“‘上九，亢龙有悔’，太平世也，元统也。合地球而一教主，一君主，势又孤矣。孤故亢，亢故悔。悔则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废，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于是为遍地民主，于人为功夫纯熟，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矣”（《仁学》）。

这里讲的是由君主专制至君主立宪，而后再进步为民主共和的历史进程。人们不难看出其中观点与梁启超的几乎一致——如英雄与文明成反比的论点，不过，他更带有（周易）等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

他也同康有为一样，托名孔子来鼓吹维新变法，把孔子美化为“托古改制”的圣人。他的理想世界也一样是“天下大同”：

无国则吵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忘、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戏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施也；视其人， 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党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仁学））

然而，这在他只是一个虚妄的幻想，惟有他为资产阶级启蒙而洒下的血才是实实在在的，他这位“冲决网罗”的斗士，·用他的鲜血昭示于历史的，是远比他用笔留下的文字要深刻得多、鲜明得多、也沉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