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与康有为齐名的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尤其在史学方面，造诣颇深。他作为康有为的弟子， 自然是比康有为走得更远一些，不少思想史、哲学史由于康有为，而忽略他的存在，尤其忽略他在民主启蒙方面往前更推进了一步，这是不公平的。

他与谭嗣同一道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湘学新报》，宣传变法，鼓吹“民权”，其影响极大，尤其是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更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在近代三大运动中，这一运动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的。

他同样以“公羊三世说”来宣传进化论，并进一步论证民权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把人类的社会制度说成有三个阶段，一是多君为政之世，二是一君为政之世，三是民为政之世，三世相递，循环前进，所以，“民为政”则成为当时世界的历史潮流，各国的必由之路，所以应顺应潮流，他说：

地球既入文明之道。则蒸蒸相通，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摇”亦当不变，其不变者即渐灭以至千尽，此又不易之理也。（（与严幼陵先生书））

因此，民权政治，势在必行，不可阻挡。

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章中，较为系统地表达出自己的历史观——“心力”史观。

他认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理之发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其之“心力”，颇可以与黑格尔的“精神”或“理念”相比较了：

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

他进一步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思想，即个性、学术等等：

近世史与上世、中世特异者不一端，而学术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

由此可见，他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有因果关系的，这已接近黑格尔的观点。可他在寻找这个因果律时，找到的却是“人心”。

正因为这样，他说：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耳？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耳附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侨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

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牵杰则无世界。（（自由书·豪杰之公脑））

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

他似乎是主张英雄创造历史了，但他又说：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

所以，他又认为，“英雄固能造时势”，可是，“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自由书·英雄与时势））。“豪杰者，服公理者也，达时势者也”（（自由书·豪杰之公脑））。但归根结底，他还是认为：

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联系者，始能成为史迹。（（中国历史研究法》）

他对英雄史观毕竟是偏袒的，这在当时亦无可厚非，得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走上历史舞台，而且在“时势造英雄”上，他还说上了几句话，并没绝对化。

在“心力”、“人心”创造历史这点上，他倒是可以称为中国狭义的历史哲学的真正代表人物了，而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历史观，是不会承认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体的封建史学的，它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所以，他在（新史学）中指出：

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

在《中国史叙论》中说：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学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兴亡降替， 虽名为国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语谍，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相互之关系。

他强调种族、地理、文化方面的因素，而并不着重于一姓的兴衰、英雄的成败。地理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他也似黑格尔一般加以了描述，例如，他说北方立国，“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鹜、有俊鹊盘云，横绝朔漠之概”。而南方立国，“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漫舞之规”（（中国地理大势论））。

文化更是如此：“吾国学派至春秋战国间而至盛。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至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中国地理大势论》）

民俗风情呢？“则北俊南靡，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塞南华，其大较也。龚定庵诗云：黄河女直徙南东，我说神功胜禹功；安用迂儒谈故道，犁然天地划民风”（（中国地理大势论））。

无可置疑，地理环境，即人类文明的“自然基础”，对人类历史是有其重大影响的，只是梁启超仅凭借表象看到这一点，没能深入到历史演变的内部规律之中，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作出科学的、历史的分析。

所以，在种族问题上，他便走人歧途了。他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了他的史观，分“历史的人种”——优等民族和“非历史人种”——劣等民族两种，竟说什么‘他种人扭于和平，白种人不辞竞争；他种人保守，白种人进取；以故他种人只能发生文明，白种人则能传播文明”（《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而中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其可痛者，则未有若无毅力”，“此蠕蠕芸芸之四百兆人”……这固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对落后于世界文明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伤感，却未免失之偏颇了。

所以，中国又需要英雄，由于百姓未开化，只能搞“开明专制”，靠“一二豪杰之力”搞民主共和，比登天还难。他不遗余力宣传“英雄崇拜”，“旧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过渡时代论》）。

他在《文明与英雄之比例》中，阐明了他的这一似乎矛盾对立的观点，说英雄与文明的发展成反比，古代人蒙昧、不开化，所以才有英雄专制，把英雄崇拜为“天神”；而今，人的智慧已发达了，人人皆是英雄，也就无所谓英雄及英雄祟拜了。但中国落后于人类文明好儿个世纪，所以得靠“英雄”来打天下，还得要“英雄崇拜”，甚至说，中国无英雄，终古如长夜。

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他这些论点，都已具备近代历史哲学的资格了。

如果说，在近代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不足以给梁启超以重要的地位的话，那么，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哲学或史学史上，梁启超的重大建树及影响是不可以低估的。

他对旧史学的批判尤见功力，可以说，他是在史学方面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在进行民主启蒙上功绩卓著。他批判旧史学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记的只是“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把人民置于史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不敢面对现实；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也就是缺乏史观的指导，“毫无生气”，揭示不了历史发展的因果律。

因此，他否定“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旧史观：“吾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并划出了中国历史进化的三个历史阶段：上世（至秦止）、中世（至清止）及近世；还划出了学术史七个时期：胚胎时代（春秋之前）、全盛时代（先秦）、儒学统一时代（汉）、玄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及近世学术时代——这，对“三代之治”的倒退论及循环论，均要进步得多。

此外，他还要打破纪传体的编史体裁，要求对历史作出更深人的研究，讲述广泛的人民和文化的历史——这些，都是他“新史学”的系列主张，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的开始。

在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之际，他坚决站到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对立面，写出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认为君主政体意味着稳定而共和政体意味着混乱的观点是可笑的，并举出了波兰、土耳其、俄国君主政体就并非稳定。他断然拒绝了袁世凯的贿赂，把这篇文章发了出去。而且给辛亥革命的元勋、他的学生蔡愕以支持，协助蔡愕南下，举行云南起义。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对历史的见解不能不说是高当时一头的，也就是说，他已认准了中国决不可以再搞君主专制了！

对梁启超的历史地位，早已有人为之鸣不平了。我们这里也就不多呼吁了。这里只是就其贡献及作用进一步肯定他的历史地位。

一个人的一生，由于种种原因，时而站在时代潮流之上，时而又是落伍者，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偶然和意外。但是，作为其历史观或思想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它相对是稳定的、具有很大的必然性。所以，梁启超似乎一度与辛亥革命相左，被视为保皇党，可他对保皇并非终身不二，在关键时刻又站到了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前列。他从维新开始，到组织护国军讨袁，可见其思想及史观一直还是一致的、渐进的。

历史事件充满了偶然性，而历史观念则处处有必然性。

笔者在著此书前，曾写一人物传记，涉及到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当中的一个人物，可以说，在那时鼓吹帝制是反动已极的。但正是这个人，促成了孙中山与黄兴的联合，被孙中山称赞为“真可人也”，对辛亥革命作出过贡献；而后，这个人转而同情共产党，李大钊被捕前是他报的讯，要他们撤离，事后，不惜当掉家产，设法营救，后来，终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只要仔细研究他的思想或史观，从维新、鼓吹君主立宪到加人共产党，其间还是有进步的脉络的。他还同孙中山说过，你搞共和革命，我搞君主立宪，准成了服谁，其志均在救国。所以说，他认为“筹安会”无非是走君主立宪、和平道路，同样可以促使中国走民主启蒙之路，这仅是一时迷误罢了。

回过头来再看梁启超，这个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和创立者，他对历史起到的积极作用可谓远远超过其消极作用。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的评价决不为过：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话说回来，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也与笔者的历史观有关么？我把他推崇为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自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但在此书中，恐不可辟再大的篇幅了。有这么一个位置，便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