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仅三十年，由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国内的有识之士，逐渐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现了。他们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按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变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并且将这一主张付诸于实际的行为。

这就是19世纪末有名的戊戌变法，它始于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而终于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它给历史真正打上了近代的标记，是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礼炮。

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及代表人物谭嗣同的历史观特征，纵然有不少差距，各自最后归宿也有所不同，但在维新的立场上，却仍是大同小异的，所以，以他们三人及严复为近代思潮的正式开端，该说是比较合理及严谨的。他们凭借“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统治者的历史观；他们介绍天赋人权，强调民权思想，与封建君权相对立；他们宣传卢梭的《民约论》，用以否定君权神授之说……可是，他们只走至君主立宪这一步便站住了，并没有得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由于历史的积淀，他们的新史观里，仍包含有许多传统的东西，而这些，只能证明，在近代史观里，一切都没来得及走向成熟与完备。

尤其是康有为，在极力鞭挞两千年来历代“工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伪法”的同时，却来了个“托古改制”，不仅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立传，而且鼓吹儒家经典中的尧、舜、文王，此乃“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可悲的是，他不是假孔子之名来行君主立宪之实，而是真诚地这么认为；不是迫不得已披上古装，而是从古代史观中寻找他的寄托——句话，儒家的复古主义改造了他的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观点，最后他才沦为了保皇党。

他把《春秋》公羊三世说，比附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孔子改制考》）

于是，“据乱世一升平世一太平世”的三世演进，便由“据乱一小康一大同”而比附为上述三种政治制度了。

在康有为那里，连西方的议会制也可以从儒家经典中发掘出来：“《春秋》、《诗》皆言君主，惟《尧典》特发民主”，将《尧典》中所载的虞舜“询于四岳”，解释为“四岳共和”，“辟四门”即开议院，认为这是“孔子之微言，素王之拒制”。

他借用人权理论，以“民心向背”来衡量够不够为王者的资格，以抵制“君权神授”，论证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必然性及合理性：

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以势力把持其民谓之霸；残贼民者谓之民贼。

夫王不王，专视民之聚散向背名之。（（孔子改制考））

总的来说，他还是主张“变易”的，为其变法所服务，三世也罢、民心向背也罢，在于肯定历史的“变”，所以，他借用《周易》中关于“变易”的观点，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主张：

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日本书目志序））

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上清帝第六书））

可是，他这个“变”，却最后仍回到了历史循环论上，竟说“百世之后，穷则变通，又有三统”（（孔子改制考）），甚至把上述三世作了逐一的划分，由一世分为三世，由三世分为九世，由九世分为八十一世，由八十一世分为千万世，以至无量世（（论语注）卷二）。又露出其旧史观的长长尾巴来。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所写的《大同书》又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历史观。

他把人类发展的历史，解释为“去苦求乐”的过程。他追溯历史，探索当代，针贬朝政，指陈时弊，以揭示出现实中人生、天灾、人道、人治、人尊、人情所尚的“六苦”，从而“思有以救之”，要以“九去”、“九至”去达到大同境界。所谓“九去”，便是去国、去级、去种、去形、去家、去产、去乱、去类、去苦，即去掉一切在国家、家庭、财产制度上的一切等级、界限及区别。“九至”，就是要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保独立、为天乐、公生业、治太平、爱众生、至极乐。

这里颇有佛教“普渡众生”的气息了。

《大同书》托出了康有为的一个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纵然他也是不完备的。他宣称：

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

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

他的“第一大论题”，便是“均产”与“人群”，人与人之间“至平”和“至仁”。经济上，消灭私有制，“不许有独人之私业”；政治上，消灭等级制度，“即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生活上，群居而治，无贫富、无男女之别，也没有了家庭，社会财富空前丰盛，人们皆住上了“玉楼瑶殿”，“皆游乐读书”……他认为“大同之世”，“工最贵，人为之工者亦最多”，即是工人，又是“学人”。他为这个世界的衣、食、住、行的一切细微末节都作了尽详的描绘，然而，“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人纯粹的幻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然，这里面包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内。

这自然是乌托邦，理论上的乌托邦，“幻想是软弱者的命运”（列宁：（两种乌托邦）），他代表的正是没有骨头的，寄望于“得贤君，因而用之”、“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的不可自立的中国资产阶级。

于是，他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干“圣人”的“不忍之心”，认为历史发展正是由少数圣人的精神力量所决定：

圣人者，制器尚象，开物成务，利用前民，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竭其耳目心思焉，制为礼乐政教焉。（《大同书》）

他甚至把自己也打扮成主宰历史发展的圣人，是人间的救世主：

二千五百年，至予小子，而鸿宝发现，辟新地以殖人民，揭明月以照修夜，以仁济天下。（（礼运注叙））

吾既生乱世， 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有行大同太平之道哉！（《大同书》）

这一来，他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工者兴”走到一起了。 自然，这与他人道博爱的人性论分不开。他虽对孟子的性善论有所修正，认为善恶皆是人为，“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性善”（《读孟子界说》），抨击“存理灭欲”的封建正统观念，但还是逃不脱唯心史观及英雄史观。他竟宣称：

近世论者，恶统一之静而贵竞争之嚣……此诚宜于乱世之说，而最姑害大同、太平之道也。（《大同书》）

从而否定了矛盾与斗争，于是，他走向了当初“变法”的反面，成为逆历史潮流的保皇派人物了。变法失败后，他直言不讳：“然高谈不迷信鬼神者，即摒弃一切，则愚民无所惮而纵恶，孔子又不欲为之，仍存神道之教以畏民心，但敬而远之”（《论语注》）。

对辛亥革命，他更为仇视，污蔑革命造成“茫茫惨暗，天欲冥，地欲裂。日若晦，月若灭，俯仰环视，大昏迷雾。百忧沉沉阴阴，而来袭人”（《忧问））。乃至于组织“孔教会”，与军阀串通一气，参加张勋复辟。他甚至狂妄地要将辛亥革命的一切付之于火，而弘扬其“孔子之道”，由改良派转而成为革命的反对派。

“托古改制”往往为新思潮、新史观开辟道路，文艺复兴也可谓“托古改制”，可实质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 刃体时，形式是次要的、是个幌子，内容才重要。但是，一旦内容本并不那么彻底与深刻，形式本身也就会吞没内容，真正地复古了。康有为的悲剧便是如此。但无沦如何。在近代史观的里程碑上，他是重要的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