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人近代社会以来，在短短的儿十年间，中国爆发了三起显著地标志着历史演绎的重大事件。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二是戊戌变法，三是辛亥革命。前者是农民起义，中者是维新改良，最后则是一个全新的革命运动。
因此，评价太平天国，不能从过去评价农民起义的观点出发，况且它也包含有不同的因素，而应当从纵向的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它为何会归于失败，是否为历史所要求？为什么其动员群众面之最广反而又得不到成功？而辛亥革命其动员面不及它，却又能推倒中国最后一个皇帝，而且从此之后拒绝了皇帝的复辟美梦？
同时，亦可以从历史不同的背景看，佛教的和平传人，“激活”了整个盛唐文明，造成了亚洲文化的大融合，使中国古代社会上升到峰巅。而太平天国试图引人基督教神学知识，为何却不能造成整个世界文化的相融合，只能加速了清朝的腐败、没落、丧权辱国？……这一切，我们又能从中领悟到什么？
毫无疑义地，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朝代更迭，总是借助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恰巧是这种所谓的“一质一文”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充分说明其封建王朝与农民起义的“对立一互补”的作用，一种在震**之中的超稳态平衡，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总是处在同一的历史水平线上。所以，农民起义不可能打破任何封建统治的“天条”。打倒皇帝做皇帝，则是一切农民起义的必然归宿。所谓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从来是不切历史实际的幻想，它只是在起义之际起鼓动作用，一旦成功便烟消云散。农民起义的“平等”，与一人之下万众甸甸式的“平等”从来是相通的，惟一靠农民起义成了皇帝的朱明王朝，恰巧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等级森严、最不平等的、大搞特务政治及文字狱的王朝。由此，不难解释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出现的封建迷狂、 自栽内江等种种可怕败亡现象。它似乎是高度集中地表现了面临末世、不可以再度重演的封建王朝（哪怕它就是靠农民起义而确立）的一切垂死的、因垂死而恶化的种种特征。它预示着，再靠农民起义而改朝换代在中国已经是不可能了，是不再为历史所要求了——这，才是太平天国给近代史作出的最鲜明、也是最有意义的启示，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实质所在，是太平天国真正的历史功绩！在太平天国之后，任何农民起义都只能是一场历史的闹剧，哪怕它在当今中国所能调动的人力最广、涉及面再大，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前程。
这正如黑格尔所预言的，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可能重演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便是闹剧。
因此，参照戊戌变法、君主立宪以及辛亥革命、民主共和这一历史前进的轨迹来看。太平天国已注定是一场悲剧了，它要在中国再立一个朝代、一个皇帝是根本不可能的。历史已经前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这一运动领导人的史观，本来就是陈旧的、该摒弃了的，直到洪仁歼人主朝事，天国败亡已无可挽回，一点新思想的注人已不起作用了。
对比一下唐代，对佛学的吸收，其方式是和平的，并在中国玄学找到了契合点或载体，其思辨功能也比儒道两家要强，代表了一种高的文化精神。而洪秀全所汲取的只是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教义，与墨家的“兼爱”及天志、明鬼相混杂，最终又回到了濡家的伦理史观及帝王思想上、所代表的并不是先进的文化精神。说到底，他无非是一位屡试不第的农民小知识分子，不能混迹仕途才自立为工，骨子里仍是早年儒家的学问。他大批孔子，恐怕是因为孔子的学问没学到家，没助他升官之力才变的脸。所以，其批判的锋芒，与其是理性的，不如说是感性的，不仅带有宗教色彩，并宣布其为“阎罗妖”，以致要“斩尽杀绝”——“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读也，否则问罪也”（《诏书盖玺颁行论》）。可他定都之后，很快又颁布（幼学诗》，重新强调三纲五常的一套，大搞封建等级制，什么：“生杀由天子”、“王独操威权”、“女道总宜贞”、“妻道在三从”等等，因此，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看，这一切的本质便是落后的、倒退的，理论上更是反动。洪秀全末年装神弄鬼、**侈腐败，整日沉溺于三宫六院，也说明他“造反”的最后归宿。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有过的批孔运动。“五四”固然不彻底，可那是真正的；后来，“**”、“‘批林批孔”又如何呢？到头来，不整个地暴露出其血缘政治、伦理史观、宗法关系的实质么？恰巧是批孔声最高之际，“文革”政治却走人了封建主义可悲的历史倒退，“三忠于四无限”甚嚣尘上，个人迷信登峰造极。关于这点，不必哆嗦了，皆是今人有目共睹的。
汤因比说过，佛教是一种和平的宗教，而基督教却是一种流血的宗教。基督教能否像佛教流入一样，同样引入先进的西方文化，则是两回事了。况且，当时西方列强，并不全是希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想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唐代中国与印度，其文明程度不分上下，均是开放的社会。而清末中国与西方，却已有了很大的差距。而后儒社会造成的闭关锁国心理，对外来文化更存在一种先天的排斥、低毁的效能，这也造成了外来文化与刀兵相伴的强行输人。于是，中国社会便处于外患与内乱这种“压迫效应”之中。因此，太平天国运动只是超稳态社会最后一次自身的振**，并没多少外来的色彩，在其之后的义和团运动，更带有强烈的排外特征了。它们，都不可能代表中国先进的思想力量，所以，其失败可以说在历史上己是决定了的。
我们不难从中集中看到农民起义中许多相似的特点，他们总是从最初的平等出发，以动员群众，一呼百应，而最后回到绝对的等级上来。他们总是自始至终带有浓烈的宗教迷信色彩，宣扬禁欲主义、兼爱思想，接近于帮会团体内部的极权统治：他们总是急于称帝，擅长于排除异己、“清君侧”以至内江自找；他们急功近利，缺乏远见，而又有着不切实际的小生产者的乌托邦空想，重本抑末排斥经商，……而这些消极因素，均最后集中到太平天国而表现了出来。
因此，如果我们强调太平天国早期的《原道醒世训》等三篇作品中关于男女平等、天下一家及“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的思想而不看到其后期的绝对君权加神权统治，如果我们光看到其把孔孟斥之为“伪道”、“邪道”，主张“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到处捣毁孔丘牌位的一面，而又看不到后期重申三纲五常的一面，我们是难以对其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的。
当然，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毕竟给后世留下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反映了近代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要求，它要求“均田”已是“耕者有其田”的旧民主主义的思想；然而，其主张废除商业贸易，则是一种往后倒退的、小农经济的空想，结果却造成市场萧条，经济停滞，是违反历史规律的。
纵然如此，太平天国内仍不乏有识之士，虽然其主张已无法执行，但是，却充分表现出了一位思想家的勇气及宏伟的设想。
这就是太平天国后期人朝主政的洪仁歼，以及他那无法付诸实际的《资政新篇》。
可以说，洪仁环是满怀一腔救国宏愿而投身于太平天国的，其时，太平天国已面临着无法挽回的败局了，他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投奔太平天国之前，他有较多时间在港、沪等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兴盛之地活动，已感到再沿着原来农民起义的老路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惟有改弦更张，另找出路才行。所以，在太平天国失败的前几年，他抵达天京，总理全国政务，拿出了新的施政大纲《资政新篇》，以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参照体系，试图对太平天国来一番全面的、民主启蒙式的改造。但他未能挽狂斓于既倒，仅两年便兵败出师皖浙，后来则慷慨就义于南昌。而在他施政之际，则受到天国内部重重的阻拦，“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农民内部的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封建宗法及小生产思想的抵触，使他“革之而民不愿，兴之而民不从”。最后饮恨终天。
洪仁歼的《资政新篇》开宗明义，如他自己说的：“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所以他认为，要挽救太平天国，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理在于审时度势”，“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把目光放开于世界的发展潮流上，下面一段话，颇可代表他的历史发展观点：
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可行而可豫定者，为后之福；有今可行而不可永定者，为后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资政新篇》）
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英杰归真》）
所以，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措施：兴车马、舟揖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兴邮亭、兴各省新闻官、兴省郡县钱谷库、兴市镇公司、士民公会及医院等，这分明是要搞资本主义了。
所以，他反对外国侵略，也反对中国传统的夷夏——对外国人的不平等心理，主张平等基础上的友好往来，吸收西方文化；“凡外国人技艺梢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同时，他要更改天国已定的“重本抑末”、排斥经商的农民思想，认为工商业“大有利于民生国用”，要予以疏导与发展。这一来，传统的“重义轻利”观便由此打破，他高声言利，鼓励致富，要把专利法列入中国，“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兴银行以“大利于商贾士民”。他主张进行商品的自由竞争，“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这是“与番人并雄之法”，亦要“奋为中地倡”。这一来，天国早期的平均主义观念便由此打破了。
（资政新篇）中指出，理政关键在于一、设法；二、用人。二者都要“得其当”，否则，“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这样，他就从资产阶级的法治角度出发，对传统的“人治”进行了怀疑，进而得出“必于立法之中，得乎权济”，把法治摆在人治之先。他的立法，是要从风、法、刑三方面人手。风，即教育；可以说是以资本主义文明来感化落后的民众，“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见闻之精”。他尤为强调：
立法之人，必先经磨炼，洞悉天下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轻，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然后推而出之，乃能稳惬人情也。（《资政新篇》）
法之质在乎大纲，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于小纪，每多变迁。（（资政新篇））
这种对立法与司法的见解，反对刑讯通供、反对封建的酷刑等等，都有了一定的民主性的进步倾向。
洪仁歼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专制，非偶像、反迷信，反对神权统治；对礼法名教、旧仪习俗，均一一予以揭露，从而引入了不少新的政治观念，这都是他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正如他自己说的：“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
可惜，像他这样对西方先进社会有较多、较深了解的人，却未能得到施展其宏图大略的机会，没能冲破封建的羁摩，纵然“志顶江山心欲奋，胸罗宇宙气潜吞”，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于“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广大的农民，从来是宁可要一个“好皇帝”及一个“清官”，而不需要民主、共和。一个“天朝”帝国，比西方议会要实在得多、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得多——这便是太平天国最终的选择，也是太平天国覆灭的必然因素。
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有识之士，洪仁开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没有什么“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只有金陵城内外自找及覆灭的血流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