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即万历年间，曾有过一段开放，著名的学者、传教士利玛窦等亦先后来过中国，在这之前，亦有过历法依西方科学的改革、郑和三次下西洋……这些，与明末李蛰、黄宗羲等人的启蒙思想是息息相关的。本来，在西方文艺复兴及工业革命之际，中国的历史也同样会出现一次新的“激活”，与世界的发展同步，但是，后儒社会的内窒作用，加上明末的腐败导致农民起义，吴三桂引清兵人关，并人主中原。中国的启蒙思潮不但没能发展，相反为之夭折，历史又停滞了。
清朝与西方的先进文化差距就更大了，因此找不到契合点，与此同时，清统治者深怕汉人与海外通声气，推翻其统治。因此，它一方面闭关锁国，不让西方文化流人，另一方面又想怀柔汉人，毕竟，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要容易接受得多，也接近得多，更符合其昏耽无知、妄自尊大的游牧民族心理，于是，清朝便以“天朝上邦”自居，自认为世界的中心。外国人来通商，非要说成是“进贡”，友好来访，也得让人“三跪九叩”，这些，己有不少史著描述过了。这样，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便开始落后于世界先进的国家，从而陷人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社会终于沦为了半殖民地社会。可见一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哲学意识，对国民心理造成的影响有多么之深。
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即19世纪中叶， 由于国内外矛盾的激化，科技事业在艰难中的萌芽，由李赞、黄宗羲所引燃的启蒙思潮，才又一次**，并且由于形势，变成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反清革命的大森。于是， 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短短八十年间，启蒙思潮每每越过了西欧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从不完备的历史哲学走向了不完备的唯物史观。中国的哲学在此期间没有出现大师，没有其成熟的代表人物。时间短促固然是原因之一，形势的骤变、各方面的历史因素不充分，更是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这么说，整个近代，都在呼唤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及大历史学家，可由于条件不成熟，始终处于“呼唤”的阶段。一个民族的大灾大难惟有真正过去，才可能有明澈的、深人的、真正的历史反思，而在动乱之中，现实的迫切需求压倒了一切，人们还来不及深思熟虑，也来不及真正、全面把握一切历史材料。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为近代奉献一部完备的历史哲学史或，史观史——一是它自身不曾、也不可能成熟便被超越，二是我们对它的认识显然还受历史的局限，对其宏观把握尚待后人——“呵，原来如此”的说法，未免为时过早。
但我们仍得这么努力，不这么努力的话，后人——就不知被推到怎样的“后”了！
在腐朽的清朝于整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推行“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惠栋《红豆山斋楹帖》），造成高压统治之际，一位书香门第出身的学者，“百脏发酸泪，夜涌如源泉”，终于按捺不住，发出了“更法”的呼声：
狠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
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
希望衰败的社会来个天翻地渡，更法变古。
他，便是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之一，清末的思想家、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对历史颇有研究，尤其擅长于历史理论的探索，所以，他的历史观是颇为鲜明的。他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乎史，人乎道”，得掌握社会变化之道。
他反对圣人创造历史及一切的观点，在（壬癸之际胎观）等文章里，说：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自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
这里剔除掉佛家的因索，人人皆目我，所以才说我造，也就是“众人自造”了。
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众人也者，骄化而群生，无独始者”，到了后来，才一组成社会，“其后政，非始政。后政也者，先刁而后大”。“后政不道，使一人绝天不通民，使一人绝民不通天”，这才有“圣人”假“天”之名来统治，“民昂首见之者，天之藉（借）也。非天也，众人以为天，大政之主必敬天”。
龚自珍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农宗”——农业宗法社会组织而发展起来的：“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所以生产得以宗族为单位来进行，过去帝皇相臣，无一不出自农。他反对儒家关于礼乐自上而下的“天命”，指出：“儒者失其情，不穷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下上以推之，而率神其说于天”（（农宗））。这已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了，他进一步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五经大义终始论））。这已有先经济生产、后政治文化的初步认识了。他强调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上大学士书》）。
他取《公羊春秋》“三世说”来表达他关于历史进化的观点：“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而清朝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衰世，所以，他疾呼：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 岂非革前代之败耳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耳？何莽然其不一性也？（《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但清朝已无可药救了，他寄望于：“……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
不过，他最终还脱不出循环论，他认为历史是周而复始的“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由据乱世始，“食货者，据乱而作”，到升平世，“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为事”，最后是太平世，“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但到了太平世，由于贫富不平，又会大乱，又回到了据乱世了。
所以，他提出了其“平均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平均篇））。把这当做治天下的最高理想，“随其时而剂调之”（《平均篇》），寄望于富豪们的“识大体”。
他反对天赋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才有的，“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阐告子》）。“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壬癸之际胎观第七》）。
他的《病梅馆记》，历来脍炙人口，细细品味，可得个性解放的启迪——正是封建礼教对人个性的束缚，使人都成了“病人”，“善恶皆后起”，要使人个性得到正常发展，就得解除束缚人个性的纲常伦理、礼法名教！
予购之百瓮，皆病者，无一完者。即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瓮，悉埋于地，解其梭缚……
何等地沉痛，何等地愤嫉！
自古以来，中国人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往往与老庄、玄佛相连，这是历史使然，庄子的“天放”，实是反异化的呼声。然而，也正是老庄、玄佛消极的一面，给这一思想以毒化，龚自珍晚年“尤好西方之书”，写了不少佛学著作，在改革碰壁之后，便遁人空门：
书来恳款见君贤，我欲收狂渐向禅。
早被家常磨慧骨，莫因心病损华年。……最后，还写有：
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
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纵然如此，反动统治者也不曾放过他，在京辞官回乡，第二年，便暴死丹阳，相传是他主战抗英而得罪了军机大臣彰阿致死的。此公案迄今未有定论。
与龚自珍同时代的，被著名美国学者称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杰出的思想家的魏源最早提出要主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承认西方技术比我们先进，他积极要求改苹，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古微堂外集》卷七）。
在历史观上，他直接继承唐代柳宗元的“势”论，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后世之事胜于三代”（（古微堂内集）卷三），与程朱鼓吹的“三代之治”针锋相对。他认为，历史进化的客观趋势不仅不以“圣王”的意志为转移，而恰恰相反。哪怕“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祖庸调也；……虽圣人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虽圣天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古微堂内集》卷三）。
他进一步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便民”的， 与“人情所群便”相一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古微堂内集》）
但他仍袭用“公羊三世说”，释之为“太古”、“中古”与“末世”，认为三世“气运循环，历史便由淳朴的太古递遭为中古，再由中古堕落为末世”。末世之后，“则将复还其初”。他与龚自珍一样，均将此际当做“末世”，以呼吁变法、改革，事实上那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世。所以，在循环论上，却包含有求变、革新的近代思想的气息。
他是这么说的：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法使晋人糠批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硫病儒木。（《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由此可见，他的循环论是立足于“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古微堂内集·治篇》五）。反对厚古薄今：“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当然，他的循环论，正是寄望迅速结束其末世，而让中国迅速走向繁荣昌盛的一种希望，一种宿命论的希望。
自然，他的“势”论，并不等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一种进化的趋势，所以，他又视之为“气运”，一种带神秘色彩的宿命的力量，他说：
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气运。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
气运所生亦有二：国之将昌也，其人材皆如霆启势，乘春阳愤盈，而所至百物受其祥，哀则反是。（《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这种进化之“势”，在总体上必不可免地与循环论、宿命论及英雄论相联系在一起。由此，也决定了他在革新国强之际，只主张渐变式的改良，而惧怕革命，他甚至认为，“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反而会有“激而反之者”、“能发不能收”（《古微堂内集·治篇》五）的危险。
就这么一个“先行者”，仍有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说“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摄之”（（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于是，他与龚自珍一样，晚年日趋消极，遁入空门。
事实上，作为这一阶段的启蒙思想家，虽为美国学者所高度评价，但在事实上，却较之明末思想家的启蒙思潮，仍远为倒退——由此可见清末之际，中国历史已倒退了儿百年。
这里，且引用魏源所著的、曾在日本明治维新中产生影响的进步名著《海国图志》中的一段关于冶炼的文字，看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凭此，可见当时最先进的人物，对西方文化认识水平是何等的低下。
而明末名臣徐光启，则与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交厚，不仅共同译著了许多自然科学、生产技术方面的著作，而且还亲自撰写了《农政全书》，不仅总结了自己的农业科学经验，而且还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魏源与徐光启，同为当时朝代的名臣，更同是两个时代中最先进的人物，可把徐光启对当时西方科学文化的认识与魏源的相比较，就更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巨大的历史落差。
所以，我们在这一反划分“古代”、“近代”的规矩，把李蛰、黄宗羲等划人了近代史观的这一部分，而不归人古代史观，正是说明，如果不是历史的中断，中国亦有可能从明中叶之后走向近代社会。
但历史已铸成了，不可更改了。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如何不重蹈历史的故辙了。
悲哉，魏源当日高呼：“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至后来，却落人佛教的网罗，宣称：
一切有为皆不可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与周治朴书））
在他之后，不少思想家也都走了同一道路。怪他们么？不，当时社会的恶势力，后儒们的张牙舞爪，实在是太强大了一点，迫得他们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