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历史行学时期中的代表人物，我们还有必要再提那么几个人，他们或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或是诸家集于一身。正如其中之一——顾炎武所写的：
是日惊秋老，相望各一涯。
离怀梢浊酒，愁眼见黄花。
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
多蒙千里讯，逐客已无家。（《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处于朝代兴废、社会动**的年代里，上列这些人的命运较之李蛰、黄宗羲、方以智等都好不了多少。我们就从顾炎武说起吧。
在顾炎武的史观里，他首先承认“私利”的存在及合理性。所以，他与黄宗羲一样，假复“三代之古”而提倡新的主张：即均贫富以安民：“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养人不欲而给人之求，为周且豫矣。”（《日知君》）因为：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音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
为此，得“宽以爱民，务农重谷”，不要剥削过重；他还主张放手让“民”——工商业者得其利，“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反对“官专其利”，进而反对君主专制。他认为尽天下之权收于天子一人是不可能的，若集权一人，就不能不“多为之法”，结果便是才智者“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竞竞奉法，以求无过而已”。末了，不仅应允许“庶人议政”，还得允许“汤武革命”！他超出忠君思想，认为要忠于民族。他认为，历史也仍是“一治一乱，盛治之极，而乱生萌焉”。并预见到了“大变先王之礼”的发展。
颜元的史观，更进一步以“功利”为核心。他反对童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针锋相对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道与功，义与利，本身是统一的：“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言行录·教及门》）他认为，古代的王道，“精意良法”，便是功利主义的富国强兵、奖励耕战：
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正礼乐。（（年谱））
他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宋代以来理学的祸害：“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存学编》卷一）“士无学术，朝无政事，民无风俗，边疆无吏功”（《习斋记余》卷九）。并以此作为他的功利主义历史观的反证。为此，他一反宋代以来对王安石的贬斥，深为感慨道：
所恨诬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褚拄乾冲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年谱》）
他正是感慨王安石的新法从功利出发而受到贬斥。
他认为后儒社会是倒退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均为“杀人”的学问，对其误世、坑民给予痛斥：
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那？！今天下百里无一士，千里无一贤，朝无政事，野无善俗，生民凋丧，谁执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辄为泪下。（《习斋记余》卷六）从而主张有所作为：
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通瑕），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冲降矣！吾尚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言行录》卷下）
可惜，他却认为历史有天地也无可奈何被“理教”所支配，“某闻气机消长，否泰剥复，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数使然也。方其消极而长，否极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数使然也”（《习斋记余》卷三）。所以，他正面临来世，“盖气运治术之递降也如此”。一代不如一代。
稍后的戴震，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则深人得多、有力得多。他出身于小商家庭，后来成为18世纪杰出的史学家、 自然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其一生著述甚丰，对理学的批判尤为猛烈、鲜明、尖锐。
正是戴震，大胆地揭露了理学“以理杀人”的罪恶实质，指出“天理人欲不能并”、须“存天理，灭人欲”，完全是“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所谓“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他说：
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 虽失， 胃之顺；卑者、幼者、践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疏证》卷上）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
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
所以，戴震主张“理存乎欲”，而欲，“皆根于性而原干天”。“欲者，血气之自然”。并且认为：
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 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原善》卷上）
“欲”便成了创造历史的动力。一个朦朦胧胧的平等、博爱的理性工国，便是这么勾勒出来的，人君，得“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与民同乐”，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惟以情黎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从而使百姓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社会“居者有税仓，行者有囊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以上均引自《疏证》卷上）
否则，“在位者每凉德而善欺背，以为民害，则民亦相欺而阁极矣；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辟而回适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职由贪暴以贼其民所致”（《原善》卷下）。他对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同情与理解的，并进一步作出结论：
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乃曰民之所为不善，用是而仇民， 亦大惑矣。（《原善》卷下）
末了，还得提一提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学诚，他生活的时代略后于颜元、戴震，但在历史理论上颇有创见，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是一部文学与史学的论著，开一代史学之新风，自成一家之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史学所以经世。因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是言史学也。（（浙东学术））
可见他不是“为史学而史学”的历史学家，其史识高于一般学者，其主张“六经皆史”，正是要反对程朱理学。他提出了作史的标准：不仅论事成文而要独断于一心，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并不胜感慨：“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与论作述之旨哉”（《答客问上》）。
他在历史观上，有“史以明道”的主张。过去的史家皆认为“道”是“圣人之道”，是“天德”所造，但他反其道而行之，认为：
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
事物发展的“所以然”与人的想“当然”，则将客观与主观区分开了。而“道”是自然发展的趋势，“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
历史的发展，“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
所以，人类文明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原道）上）。“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前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原道》上）。
他与顾炎武“一质一文”的观点相同，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书教）下）。
他以“道器合一”来说明“史以明道”。他说，“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以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
不管他的“明道”是否完全探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多少说明他在走向了近代的历史哲学阶段，有其重要价值及影响。尤其在强调发扬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无疑是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近代意识，他说的：
整辑排比，谓之史幕；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浙东学术》）
正是强调“议论开辟”、“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棒芜”。
这种“主体精神”在史学研究中的弘扬，无疑是史观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进步，也可以说是一次解放。这无疑是司马迁、刘知几等史学反传统观念的继承与发扬，他反对“官史”，称颂“家学”，更表现了这种解放精神。
前历史哲学时期，至此可告一段落了。后面正儿八经的近代史观，由于其不成熟的形态，其实也难以称之为狭义的历史哲学，姑妄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