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视作“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后来戊戌变法中的主将之一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说过：

《明夷待访录》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反杭。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这部光辉的著作，则在于它向封建专制主义、向君权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批判，成为民主启蒙的第一声春雷！

他纵观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一列举君主政治的危害性，公开呐喊：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原君》）

他把当时美化封建君主的言论——诸如朱熹的君主“居天下之至中”、“有天下之纯德”等等，打了个落花流水。

他认为，上古之世，之所以设立君主，是为了天下兴“公利”，除“公害”，“不以一己之利而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所以，那时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但随着历史发展，这种主客关系给颠倒了过来：

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是以其未得之也，茶毒天下之肝脑， 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曾不惨然， 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 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视为当然， 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原君））由此，他指出：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原君》）

他进一步对三纲五常作出否定，动摇整个宗法制度，什么“君为臣纲”，他说：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

夫治天下扰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臣） 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妄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因此，为臣者，应追求“天下之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强烈地抨击了宋明理学中的“杀其身以事其君”的观念，指出臣非“为君而设”，而是为百姓之优乐。

黄宗羲对“伦理通乎天理”的理学观念加以有力的揭露，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在于维护封建等级特权，所以，所谓“礼法”、“名教”，说到底只是“一家之法”，对于人民来说，它是完全非法的，在《原法》中，他写道：

后之人主，即得天下，堆恐其柞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筐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欲。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筐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筐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念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综上所述，正是君主专制造成了一切社会弊病的症结，是一切恶势力的代表。所谓“王法”，便是为其作恶多端而“正名”的，实际上是非法的。

这种否定君主专制、反对封建特权的思想，充分反映了早期市民阶层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张，带有显而易见的民主启蒙色彩，在史学的思想史上、在史观发展史上，是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可以说，他的史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历史哲学的因素，尤其在其人文主义萌芽、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及对封建法统罪恶的揭露上面，在民一一为主非为客，君——为客非为主，臣——为民非为君上面，均闪烁着新阶段史观的光辉。

在对君主的“一家之法”进行批判之际，黄宗羲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见解。他在《原法》中进一步论述道：

自非法之法枉格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章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 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这里，他强调了改革法制的必要性，如果不改其制，社会的发展是无从说起了。

为此，他凭“天下之法”——“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原则，提出了限制君权、学校议政的主张。这里说的“学校”，其意义与今天不同，而是一种议政机关，他说：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原法学校》）

根据黄宗羲的设计，该“学校”有议政的权力，监督的作用，可培养舆论、判定是非、进退宫吏，因此，其功能已近乎于西方的议会性质，在反对封建专制上，有相当进步的意义。同时，也是对“庶民不议”的传统观念的否定。黄宗羲是东林党著名领袖黄尊素的儿子，他这一主张，正是东林党以书院讲学的方式“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顾宪成传》）的继续。

黄宗羲对传统的“重义贱利”的观点，也进行了有力的否定，他看到了明中叶后工商业的艰难发展，针对封建统治者的“崇本抑末”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因此，他进一步重视“绝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与王夫之斥之为“小慧”则是完全不同的，他在《取士》中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刚望、 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昭，否则罢归。

他本人也写了不少“绝学”的著作，如《授时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今水经》等等。

正因为重“绝学”，所以，对儒者醉心科举、空读误国、欺世盗名，也进行了有力清算。他公开提出了废除科举的主张：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昭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减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替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南雷文案·浑仲升文集序》）

综上所述，黄宗羲的史观里，已包含有不少近代启蒙思想，在重“绝学”上，更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了。而他在治史时，更鲜明地提出了“一本万殊”的“离经叛道”思想，他认为要发挥其主体精神，就要有创见：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 岂是学问？（（明儒学案·凡例））

在黄宗羲前后，这股启蒙思潮一度兴起，有唐甄大声疾呼：“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与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相呼应，直指封建君主专制的要害之处；有方以智，要“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力图冲破儒学视仕途为全部学问的狭隘眼界，同黄宗羲一样，大力提倡“绝学”——科学技术；他们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在科学文化上，更反对封建蒙昧主义，这不能说没有巨大历史功绩。

然而，这种启蒙思潮的发展是极为艰难的，前面已说到，李贽76岁仍被迫自刎而死，而黄宗羲呢？其父东林党的领袖为昏君奸臣所陷，继而被害，他自己也被阉党阮大械逮捕人狱，后来兴兵抗清败绩，亡命舟山、日本；方以智也需“接武东林、主盟复社”（卢见曾《感旧集话》），明亡后流亡岭南，为清军追捕，不得已在梧州削发为僧，却仍未逃脱，最后在押送途中身亡。

黄宗羲曾这么沤歌过东林志士：

数十年来， 勇者烙其妻，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扰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汾风热血，洗涤乾冲。

这也是他们这代启蒙思想家的自我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