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赞“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是后人对他的评语，可见他自小就有一种反传统的大无畏精神。他“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沈攒（近事丛残）），抓住了宋明理学的鼻祖孔子不放，首开近代猛烈反孔斗争的序幕。

李蛰出身在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对新兴的市民阶层是有感情的，对明末的经济变动亦有所了解，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当时新的社会成分——市民阶层的代言人。因此，其历史思想里充满了异端色彩，他苦心著述的历史著作（藏书）、（续藏书），则是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产物，充满了斗争精神。正如他在提出“经史相为表里”的主张时说的：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焚书》卷五）

他痛恨宋明以来只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造成“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的文化专制主义，提出了“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观点：“舜惟终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答耿司寇》）在推倒了孔子这一“千古一尊”的偶像后，他对历史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是非观。

与正统观念相左，他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之帝”；在“女人是祸水”论前，他敢说武则天有“知人”之明，“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爱养人才”，乃“聪明主”……一反程朱理学复古倒退的“三代之治”论。

他把圣人还原为凡人，这颇有西方启蒙思想。他认为圣人、凡人皆是“率性而为”，并无“高下”之分，“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并没什么神秘及超凡人圣之处，他甚至说：

圣人知天下之人之身，即吾一人之身，我亦人也，是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

这种“天子庶人，通为一身”论，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天赋平等、天赋人权的宣言。

正是从这种天赋平等出发，他把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秩序打了个粉碎，尤其在女子地位降至最低点的宋明之后，他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而且进一步论证了男女平等：

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由此，他反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思想及“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讴歌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风求凰，安可诬也？”而红拂自己拂婿更是“千古来第一个嫁法”。

可以说，他是提倡“个性解放”的先行者。他著名的“童心即真心”论，便是倡导个性自觉的。他要求复真心，做真人，寻回“最初一念”的觉醒，则是在重重的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反叛。他终于提出了冲决“条教禁约”：

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己治人者，以人本自治。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既说以人治人，则条教禁约，皆不必用。（《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

要求用“自治”来满足“千万人之心”，“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

所以，在历史观上，他明确地提倡“至人之治”以取代“君子之治”。正如上面的引文说的，君子之治，是强迫人民违反自身的欲望来服从一己，这就会走向反面，欲治反乱，越治越乱，因为“人各有欲”，不能强人无欲以满足君子之欲。

而“至人之治”，则是“物各付物”，让百姓“自适其欲”：

因其政不易其俗， 川页其性不拂其能。闻见熟矣，不欲求知新于耳目，恐其未嘉而惊也；动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桂格，恐其萦而颠且仆也。（《论政》）

将民实自治，无容别有治之之方软！是故恬焉以嬉，遨焉以游，而民自理。

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这里颇有老庄的思想。但正如卢梭“归朴自然”的思想一样，它实质包含有对个性解放、 自由竞争的憧憬，这已是另一个层次上的“至人”了。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复兴”，托古复兴，在老庄的思想里，在反异化这点上，是给后人以许多积极的、进步的启迪的。

在历史发展规律上，他不可能有更深刻、洞察幽微的见解，但是，他仍旗帜鲜明地去掉了后儒社会“一忠一质一文”循环中的“忠”，认为这个“一忠”是妄加的，他说：

人生斯世，帷是质文两者。两者之生，原于治乱。其质也，乱之终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质者也，非矫也；其积渐而至于文也，治之极而乱之兆也，乃其中心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

群雄未死，则祸乱不息；乱离未甚，则神圣不生，一文一质，一治一乱，于斯见矣！（（世纪总论））

自然，以“忠”为上的后儒社会是容不得他这一批驳的。同样，他在论述“一质一文”的变化中，以人事为因，指出朝代新创，统治者因前朝覆灭教训，不得不“尚质”——朴质，“方其乱也，得保首领，已为幸矣；幸而治，则一饱而足，更不知其为粗枷也；一睡为安，更不知其是广厦也。此其极质极野无文之时也。非好野。其势不得不野，虽至于质野之极而不自知也”。

后来呢？几代平安、安逸、舒服了，“追子若孙，则异是矣。耳不闻金鼓之声，足不履行阵之险，惟知安饱是适而已。则其势不极文固不止也”。也就是说，挥霍浪费，奢侈放纵不到极点则不收敛，可天下便由此大乱了。

所以，一治一乱的循环，源于一质一文，并非“天命使然”。

其批判的锋芒，直指君王。

为了“不受管束”，争取自由解放，李蛰进行了勇敢的反抗。“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豫约））！他面对攻击，宣称：

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

何等痛快！何等无畏！

然而，在那个理学禁锢、暗无天日的后儒社会里，他的反抗是不可能奏效的，他思想前进更不是一泻直下的，他深感“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倏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无法实现自己的宏愿；加上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上升到完全可称之为近代历史哲学的高度，所以，到了最后，他只能求助于“魂灵”的自我解脱、躲向寺院：

自在菩萨智慧观照到无所得之彼岸。（《焚书·心经提纲》）

故吾直谓死不必伤，惟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焚书·伤逝》）

然而，却是反动统治者把他送到“彼岸世界”的。万历三十年，明神宗下令，说他“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明实录））。打下大狱。

其时李蛰已过古稀之年，，仍不屈服：“罪人著书甚多，俱在，于圣教有益无损！”（《李温陵传》）终于借理发机会，用剃刀自刨，在痛苦中辗转至第二天才死去。用鲜血写下了一位启蒙思想家的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