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唯物史观的艰难历程

4.1 历史的沉琦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也许，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历史意识往往比经学家、玄学家及理学家们的著述要清醒得多。上面这首七绝，千古流传，人们从中感受到的一切，比史学家、哲学家喋喋不休讲的道理，要厚重得多、深刻得多。沧海桑田、古今盛衰，致使铜人清泪、天老于情，何等的感慨，充溢于人心。

尤其到了近代，中国人这种“世纪末”的哀伤更为之沉重。外侮内患，几欲不可收拾，当日自命为“中央之国”的帝国，竞在世界的急骤变革中风雨飘摇，江河日下……怎样的一种痛苦、自责与负疚，填塞了一部中国的近代史，怎样的无奈、挣扎与慨叹，窒息在内外交困的屈辱之中，亘古的荣耀，皆已灰飞烟灭，连“万园之园”，也在外寇的烈火中化作了废墟。一切契机，都被历史无形的手给阻遏了，人们还未明白过来，它便成了过去。

中国几度要沦入亡国的险境，中华民族面临绝种的可能——这在当时，已不是危言耸听了。而死亡了的民族，是不可能在火中重新诞生的，如佛学中的凤凰涅架一样。巴比伦、古埃及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人类历史上生存得最古老的民族……多少志士，徘徊于巍然的万里长城下，凭吊于圆明园的断垣残壁前，默立在气势非凡的兵马俑旁，抑或站在汉墓的石兽、唐代昭陵上带箭的骏马身边，怎不“独枪然而涕下”呢？国运无常，世事无常，莫非，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文明，就此一去不复返了么？一个伟大的民族，莫非就得沦为外邦的奴隶？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构一格降人才。

清人龚自珍，自丹田道出了一声呐喊。

自晚唐走向末世的中国社会，至清代已是烂透了，然而，这却延续了近千年，使中华民族坐失了一个又一个再生的良机，始终在苟延残喘，要死不断气。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感叹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局面的维系与延续，可他没深入至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境地之中，没看到这种大一统的超稳态是怎样以拒绝个性、否弃自由、钳制思想，以及排斥任何变革乃至科技成果为代价的，没看到近代中国巨大的落后正是这种超稳态的后果，所以，东方的史学家池田大作对他的感叹不以为然。若以东方的“轮回转世”而论，这样的“国运”不如在宋代绝灭而后转世为佳，或许已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而气息奄奄拖了七百年，靠理学作吊气的参精，最终还免不了一死，可把不死的灵魂也弄得病人膏育了——灵魂一死，便再也没什么“轮回转世”了。

为此，我们何妨不再来一次魏晋、隋唐时搞的“历史虚无主义”呢？我们已经让历史这位老态龙钟的家伙拖得要断气了。

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激活”，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

然而，这次“激活”比上次亚洲文化综合的“激活”要艰难得多，固然这次面临的是整个世界的文化。

上次激活所刺中的活体，只是汉代末期短短百数十年的痈疽；而这一次，则是自宋代以来七八百年的历史沉病。上次是一位轻病人，这一回却是个重病号。

因此，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乃至于现代史，都处于这种欲活未活的状态当中，迄今仍未达至完全被激活的状态——“积重难返”一语，说得是够历史分量的了。假如它不仅仅指“文革”的话，固然“文革”也是这部历史的缩影。

所以，近代、现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及文学家们，大都走过一段非常曲折的道路，有的年轻时是蔑视一切传统、大胆创新的闯将，末了，却饭依佛门，问津禅宗；抑或沉洒于故纸堆中， 由反儒的斗士变成儒门的老朽……历史，也在他们身上重演着一个又一个的无可奈何的悲剧。

我们已不可苛求他们了——因为他们也成为了历史，而历史则是不可以改变了的。可改变的只有未来。

这些人的可悲并不算什么，更可悲的是始终打着反孔的旗帜，在主观愿望上一直要与儒家文化决裂，可是，在实际上，在其不自觉的行为中——即在潜意识里，他的所作所为，却仍还是旧的一套，以至仍把历史淹没在复辟的血泊之中。

这不仅可悲，而且可怕了。

由此，更可见这七百多年的滞后作用在当今现实中的可怕阴影——东方神秘主义符咒的力量！

后儒的调节功能、修复机制，我们可以在晚唐、两宋中儒学的复兴及上升中看到。因此，我们面临的是比后儒更牢固、历史更悠久的复辟力量、传统惰性，孔子的“有为”，化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儒家的“正统”，更是“文化载道”式的政治及强化专制，惟我独“左”的杀伐……在弄清古代史观之后，我们再看看近代史观的演变，我们才可能在纷纭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中，最后来个“顿悟”：

呵，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