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学被捧为正宗时，孔夫子一再加冕晋爵，相继为帝王封为“褒成尼宣公”、“先师尼父”、“至圣文宣王”、“圣人可享帝王之礼”、“大成至圣先师”……他本人是不信神的，子不语怪力神，可是他自己却被后人抬到了神的位置，甚至比神更无所不在。在几乎没有人格神的中国里，孔子之所以成为“神”，实质上是代表了历史的意志、观念、传统、习惯，他就成了历史这位“老头子”，成为一个民族积淀下的集体潜意识。信神者，只服从神的权威。然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连无神论者，也不自觉地在服从这位并非神的潜在意志——可以说，他不单纯是孔子这么一个人了，他成了一个象征，一种无形的历史的力量。
有这么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有位古人与好友打赌，他独自持剑，于黑夜来到孔林坟地。不知怎的，他只觉得一阵阵阴气从墓家里吹出，他欲拔剑，剑抽不出，他欲逃遁，脚却提不动……翌日清晨，他的好友竟见他站在那儿断了气。
神耶？鬼耶？神是吓不死人的，而鬼，则是亡灵，是过去——死人抓住了活人！
当孔子被抬得愈高，他那威慑人的鬼气就愈盛。理学杀人，这是启蒙主义者的呐喊。正是理学，才赋予了孔子亡灵以杀人的力量，在孔子来说，可谓冤哉枉也。不正是二程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么？难怪儒学，后来也与有神论的佛教、道教，并称为儒教了。
理学，是后儒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史观也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我们研究这一阶段的史观，当然是以它为代表。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其他流派，如新学，毕竟很微弱，转眼即逝，并给扼杀了。略有异端思想，均潜伏起来，不比汉、唐，还可以理直气壮。而且，它们从根本上来说，与理学的史观，并没有多大区别，无一不拜倒在孔门脚下，无不称圣人之治、三代之治，无不为帝王统治提供实用的理性之策略。纵然他们主张“天道可变”，可也是在“执常”的老观念上。所以，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只大略剖析一下这些流派的史观，以避遗漏之嫌。
司马光曾把王安石的“新学”或变法思想归结为三句话：“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三）这只是旧党对于王安石的看法，是认为这般给王安石定罪足可以置之于死地。可见当时是不可以触动“天命”、“祖宗”的。
其实，他说的“尚变者，天道者”（《王临川文集·河图洛书义》），却立足于“有本以保常而后可立也”。仍在于维护宗法社会专制统治，变与常是两者兼顾、互相统一的。他反对老子的“无为”，却还是孔子的“有为”，并同样承认“畏天命”——认为有“非人力之所及”的“天之所命”（《文集·对难）），并且强调“静为动之主”，动——世必有革只是“静”——不变的补充。
所以，他更看重“礼乐刑政”的作用，认为圣人在上治理万物，创造历史，必须制定“四术”——四种统治百姓的方法：“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文集·老子注））人类的文明，是“圣人”“制作”的；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得立善法：“善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文集·周公》）而善法，便就是“礼乐刑政”了，仍是孔子那一套：“礼者，天下之中经，乐者，天下之中和。礼乐者，先王所以养人之神，正人气而归正性也。是故大礼之极，简而无文；大乐之极，易而希声。”（《文集·礼乐论》）所以，他认为，为政任德、任察、任刑不可偏废：“任德则有不可化者，任察则有不可周者，任刑则有不可服者。”圣人要做到“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文集·三不欺》）。
他一般“尊王贱霸”，“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与霸，其所以用者则同，其所以名者则异。”因为王者认为，“礼义仁信”是己所当为，不是以此邀名誉的，而霸者本心并不要“礼义仁信”，却要挂羊头卖狗肉，“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文集·王霸））。
张载是道学中的一派，更没有跳出理学的圈子，虽然有人说他创立了“气学”与理学相对，但在历史观上，他不仅要恢复“封建制”还要复活“宗法制”，他认为：“瞥慑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经学理窟·宗法））这完全回返到“周礼”上。他主张“天地之性”——“天理”，即“三纲五常”：“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己，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木天之自然”（《经学理窟·礼乐））。他极力主张“反归其天理”，“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经学理窟·学大原》）。“古之学者便立天理”（《经学理窟·义理》）。
所以，张载死后，亦被送进了孔庙。
叶适在人性论上，也是个性善论者，他相信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个至善的“常心”、“道心”，得加以性善的说教，“以一人而觉一世之所迷”。人性是天赋的，“人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绘夺之中”，如“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一样，人也有这样的“常。”。
同样，从古至今治理国家亦有一个“相承而不可废”的常道。他说：“治天下有常道，下不过为民，上不过为君，君民不过欲交得其所愿，人无异性，则占今无异时，其所以治之者一而已矣。”（《叶适集·进卷·苏绰》）
陈亮则有“今不如古，世风日下”的哀叹。他认为，“汉唐之君，本领本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甲辰答朱元晦））。但汉店却不如三代，“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与朱元晦·又书））。在天理、人欲问题上，他与朱熹不同，认为二者是不可分的，人欲适度，就是天理。不过，这“适度”与“节欲”、“寡欲”并没多大区别。末了，他仍免不了陷入“天道六十年一变”（《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的历史循环论中。
之后的王廷相，也许要“离经叛道”一些，他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善少恶多：“自世之人观之，善者常一二，不善者常千百；行事合道者常一二，不合道者常千百……故谓人心皆善者，非圣人大观真实之论，而宋儒极力论赞以号召乎天下，惑矣！”（《雅述》上篇）他从气质出发，论及，“性之善者莫有过于圣人，而其性亦惟具于气质之中。但其气之所察，清明淳粹，与众人异，故其性之所成，纯善而无恶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圣人之性既不离乎气质，众人可知矣。气有清浊粹驳，则性安得无善恶之杂？”（（答薛君采论性书））这与程朱理学中的“圣人”论，可谓异曲同工。
他承认历史的演变：“道无定在，故圣人因时。尧舜以禅授，汤武以征伐，太甲成王以继序。道无穷尽，故圣人有不能。尧舜之事，有羲轩未能行者，三代之事，有尧舜未能行者。”（（慎言·作怪））
但从根本点上，他仍属实用理性史观者。他说：“仁义礼乐，维世之纲；风教君师，作人之本。君师植风教者也，风教达礼乐者也；礼乐敷仁义者也。”（《慎言·御民》）认为仁义礼乐、风欲教化，是支配历史的力量，而君主与圣人，则是抓风俗教化的，所以，历史也便是他们所创造的。他还说：“愚谬安足成乱，故乱天下者，才智之雄也。”（《慎言·御民》）把乱世的罪责加在了“才智之雄”的头上。所以，他也有他的乌托邦思想：
物各得其所之谓不同。大同者，化之极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是谓安常。安常者，神之至也。（（慎言·御民））
在自然观上，上述有些人也不乏进步的思想，然而，到了历史观上，哪怕是认为历史是演变的、渐进的，都免不了为旧的思想观念所束缚，仍是“三纲五常”“三代之治”的一套，拿不出多少新的东西来。可见自宋之后，儒家的统治是何等登峰造极，“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的主张，在此时才真正得到实现。不管孔子当时的初衷如何，他的道德教化思想已强行输入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之中，而今，我们尤其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