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学发展史中,有心学一派,其开创者是陆九渊,通称“陆王心学”,则是指他与王阳明二人的学说。陆与朱熹同时代,两人之间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但他们哲学思想的目的与归宿,却没什么两样,彼此均可相容。黄宗羲曾戏曰:“假令当日鹅湖之会(两人第一次辩论),朱陆辩难之时,忽有苍头仆子历阶升堂,摔陆子而殴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将谓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挞而逐之矣。”(《象山学案》按语)因为,“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数,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别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象山学案》按语)
朱熹的观点是,理是实的,不是虚的,这便是人伦道德之理,天地万物之公共道理,万古不易。陆九渊也不差上下:“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实理,常理,公理”(《象山全集·与陶赞仲》)。“道者,天下万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圣人惟能备道,故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为父尽父道,为子尽子道,无所处而不尽其道。常人固不能备道,亦岂能尽亡其道?”((论语说))他的“理”,伦理成分多一些,不似朱熹的“理”,还包括自然规律:“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陆九渊为此不主张程朱的天人绝对对立,认为,“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天人不同矣”((语录》)。因为这违背了他整个哲学的前提:“心即理”。
在他的哲学中,“心”是一种伦理性的实体:“仁义者,人之本心也”(《与赵监》)。“四端者,人之本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与李宰))。
有了“心”,则践履道德、平治天下的实际能力也便自然而然地表现了出来: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学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察此也。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亦然。((语录))
但是,在否定“人欲”,要“存心”、“寡欲”这点上,他又与朱熹殊途同归了:
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养心莫善于寡欲))
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阱,如在荆棘,如在泥涂,如在图图械系之中。
大概人之通病,在于居茅茨则慕栋宇,衣敞衣则慕华好,食麓拆慕甘肥。(《语录》)
这些,与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己没任何区别了。
由此可以引出他的历史观来,他说:
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天之所以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为大。天降衷于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与冯传之))
因此,君是“天”所立的, “作为君师,惟其承助上帝”(《宜章县学记》)。“人君代天理物,历数在躬,财成辅相参赞燮理之任,于是乎在”((大学春秋讲义))。典章,法制皆天立:“五典乃天叙,五礼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讨”((与赵泳道》)。
老百姓则必须规规矩矩服从这种伦理纲常的“天秩”,惟有这样,才能:
身或不寿,此心实寿,家或不富,此心实富,纵有患难,心实康宁。或为国死事,杀身成仁, 亦为考终命。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
这里颇有禅宗“指心即佛”的意味了。
由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他感叹历史在倒退,他认为:“古者风俗醇厚,人虽有虚底精神, 自然消了,后世风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为害,难与语道。”由于“古者势与道合”,所以“贤者”能在位;“后世势与道离”,不肖者便篡位了。夏、商、周三代,是理学家们的理想盛世,陆九渊也不例外,“秦不曾坏了道脉,至汉而大坏。盖秦之失甚明,至汉则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坏”((语录))。
因此,宋代王安石变法, 由于没正“人心”,便去变“法度”,“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他仍寄望恢复“三代之政”,大搞复古主义,可也小心翼翼,认为只能“驯致”不可“立致”:
合抱之木,萌集之生长也。大夏之署,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岂终不可复哉?顾当为之以渐而不可骤耳。((删定官轮对答子))
“自学”往前发展,便是以“心”来体现一切社会行为,以气合”为历史。陆九渊的“六经注我”,并不是讲的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而是把整部历史当做了“心之精神”。
由此,到了“心学”集大成者,完成心学体系的王守仁那里,便推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观点,强调用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修养去规范一切行动,由“心”去创造历史了。他这是继承了陆九渊气自即理”的思想: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其伦理实践全在乎于心,他说: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他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论。即人皆有先验的是非之心的“良知”: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自圣人以至于愚人, 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 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王文成公全书·书朱守乾卷》)
良知是道德行为的主体,也统摄了千古万代的历史。难怪他留下一段奇文,认为一日之间,人们神气清浊、情绪好坏,亦可使世界发生历史性的剧变:
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在他看来,历史皆由“心”而出。
由“心”,则可导出历史循环论,导出历史的倒退论,难怪他百般以“心”为其伦理实践,“天地万物,俱在我的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总之,他较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又填密得多,要“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时刻提防。因为“山中贼”易破,而“心中贼”难防矣。
他把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说成是一切人心中固有的先验原则,给了这种伦理观在心中的秩序,更让人为其束缚、钳制,好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服务。所以,他成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的功巨——以其剿抚结合、德刑兼施的“破心中贼”的思想,并且亲自从事教育的实践活动。
五学——心学,在实用理性史观上,是有其重要的阶段性的。作为理学中的一流派,与程朱可谓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从而走向一个新的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