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之为“宋初三先生”的胡暖、孙复和石介，是宋代理学的前铮，开理学风气之先。但理论上的建树不多，（宋史）仍把他们归于“濡林传”内。胡缓师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孟子的性善论，讲“体用”，六经为体，人性善为体，“用”则是依“体”诸道德原则齐家治国。孙复不遗余力推崇道统论，大捧董仲舒：

推明孔子，抑融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唯阳子集补））

他极为重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连天道也加上道德伦理的印章，以使人伦上通天道，所以他对宋元前纲纪败坏大加抨击：

夫仁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兴，人伦所由正。……孺者之辱，始于战国；杨墨乱之于前，申韩杂之于后，仪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滥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唯阳子集补》）

石介在历史观上则加以了详尽的论述，只因有了圣人，人类才由野蛮进入了文明。而文明则是纲常伦理的确立：

厥初生人，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妇、无男女、无衣服、无饮食、无田土、无宫室、无师友、无尊卑、无昏冠、无丧祭， 同于禽盖之道也。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作，然后有君巨、有父子、有夫妇、有男女、有衣服、有饮食、有田土、有宫室、有师友、有羊卑、有昏冠、有丧祭。嗯，圣人之作皆有制也，非特救一时之乱，必将垂万世之法。（（组徕先生集）卷六（复古制））他喋喋不休，重复儒家的陈词滥调：

周秦之下，乱世纷纷，何为而则然也？原其来有由矢， 由乱古之制也。（《组徕先生集）卷五《原乱》）

夫古圣人为之制，所以制天下也，垂万世而不可易，易则乱矣。后世不能由之，而又易之以非制，有不乱乎？夫乱如是，何为则乱可止也？曰：不反其始，其乱不止。（（组徕先生集）卷五（原乱））

作为理学的萌芽，“宋初三先生”的功劳被说成是“上承沫洒，下启闽洛”，则不无道理。

但理学或道学的真正莫基者应推周敦颐和邵雍。正是自他们开始，以精致的思辨哲学的形式，把皇权专制主义、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说成是永恒的“天理”，是世界的根源与宇宙的本休，从而为中央集权的宗法国家所实用，以致成为了钦定的官方哲学。实用理性史观就是这样确立下来的。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说，宇宙之初，乃是“自无极而为太极”。无极则指无形无象的最高本体，这是老子“有生于无”的翻版。后文则是“太极动而生阴，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其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这里不多讲其宇宙本体论，只看他如何由这出发，归于“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上。

周敦颐认为，正是“无极之真”——“太极”，注人人的灵魂，就成为人的本性。“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但是，“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顺化》）。正是这人，掌握了“仁义之道”，就能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物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顺化》）。所以，圣人是替天行道的：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

纲常伦理就这般“妙合而凝”了：

阴阳理而后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通书·礼乐》）

治国平天下就得如此：

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地和，则万物顺，故神抵格，鸟兽驯。（（通书·乐中））

可“政善民安”，却得“隶之以刑”：

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形，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通书·刑》）

不过，他已肴出白宋以来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末世，无力回天了：

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巫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也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易通·势））

与周敦颐几乎同年的邵雍，在历史观上，则进一步建立了他的模式。他的“皇帝王霸”的历史观，与其“元会运世”的宇宙观是完全一致的，比邹衍的“五德始终”及董仲舒的“三统之变”的历史观要精密得多。

邵雍有他的一套“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的先天象数学体系，这得益于他对数学的钻研。有人还认为二十四节气定历的原理，也是他提出来的。可惜他在历史观上，却不能不陷人循环论中。

邵雍从象数学“弥纶天地，出人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的目的出发，在《皇极经世书》中，按照他所创的元会运世的时间观念，把历史史实一一排列并加以评述。为自然和人类从盛至衰的历史循环编制出一整套详尽的年谱及规律，竟“以至尊无上的姿态”宣告，这些年谱及规律，可使自然和人类的历史“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观物内篇》）。

其自然历史的元会运世如下：“元之元一，元之会十二，元之运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观物内篇））

这是以十年十二个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辰，一时辰三十分的数字来规定一元的时间和变化的。“一元”则代表自然史的一次生灭。首先，“天开于子”，在第一会中生天；“地辟于丑”，在第二会中生地。末了，“人生于寅”。到了“已会”，则为唐尧盛世，“午会”，便为夏商周到唐宋的盛极而衰的时期。到“戌会”，万物皆灭；“亥会”，便天地同亡。

而人类历史，则照样分为皇帝王霸四阶段。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霸）以道行力之事也。（《观物内篇》之十）

所以，三皇之世，“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五帝之世，“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三王之世，“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五伯之世，“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观物内篇））。

由此可见，他是以所谓“道、德、功、力”的伦理观念来划分“皇、帝、王、霸”的。而且，他还用春、夏、秋、冬， 日、月、星、辰来譬喻历史上的不同时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奇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代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 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 日未出之星也。（《观物内篇》）

这一来，历史便是退化的，历史演变到五代，已是一片漆黑了，得等待新的日出了。因为依他所说：“所谓皇帝王霸者，非独谓三皇、五帝，三工、五霸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霸也。霸以下则夷狄，夷狄则是禽兽也。”（（观物内篇》）宋代边患不已，在他看来，也应该是外族人主中原——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当然，在理论上，他仍深信“帝”之道是可以复原的，在同一篇中，他说：

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侯化之必洽，教之必沃，民之情始可以一变矣。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观物内篇））

然而，他只看到“命世之人”的历史作用，所以又悲观失望，慨叹道：

惜乎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比其有作，则贤之与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时之难，不其难乎。人之难，不其然乎。

治世少，乱世多，君子少，小人多。

他与懦家差不多，仍以纲常伦理能否维持来作为治乱因革的标准：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伦之为道也；三代之世，乱未有不乱人伦之为道也。后世之慕三代之治甘者，未有不正人伦者也；后舌之慕三代之乱世者，未有不乱人伦者也。（《观物内篇》之九）

这便是“后儒社会”与儒家正统的“血肉联系”，是人伦、是仁义，“仁”与“不仁”，则成了王朝兴废、历史演变的关键。下面几段话，充满了“仁政”思想及义利之辨：

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 自古杀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厌之乎。夫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移也。（（观物内篇）之八）

夫好生者，生之德也；好杀者，死之徒也，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于善恶而已。（《观物内篇》之六）

邵雍鉴于王朝兴废的教训，感到空谈是无法“回天”的，并由此力主“务实”，这是与儒家传统有所不同了，他说：

夫天下将治，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观物内篇》之七）由此，他提出了“权”与“变”的观点：

“夫变也者，是天生万物之谓也；权也者，圣人生万民之谓也。”因为，“三皇同圣而异化，五帝同贤而异教，三王同才而异功，五伯同术而异率。”“道、德、功、力者，存乎体者也。化、教、劝、率者，存乎用者也。体用之间，有变存焉。”（《观物内篇》之四）

纵然他苦心独运，竭力蝉思， 自宋而来的“颓波”，却绝非他所能力挽，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叹：

自三代而下，汉唐为盛，未始不由治而兴，由乱而亡，况其不盛于汉唐乎！其兴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 中国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嗯！二道时行，何故治世少而乱借多耳时君子少而小人多那？曰：岂不如阳一而阴二乎！（《观物内篇》之九）

其实，明眼人一下就能看明白，他所坚持的历史观、皇权专制，在此时已在中国走下坡路了。只是由于道学或理学，才使其作为“植物人”而勉强生存下来，但近千年的“后儒社会”，从此没了生气，为害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