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孔子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不过是哀衰诸公中一位落魄者，终身不得其志，到处出尽了洋相。所以，他对于死后的殊荣，则是不曾料及的。“子不语怪、力、神”。敬鬼神而远之，却万万没料到， 自己竟也被定为“千古一尊”的神，教后人顶礼膜拜，历史给这位大教育家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他叫别人不要这么做，可后人却偏要对他这么做。他不信神，可别人把他当了神，而且愈当愈大，“屈于一时，伸于百代”，他成了众多统治者的师表。
正如前所述的，道德或礼，从来是保守的、落后的、传统的。一切即将覆灭的阶级，其最后的、也是无可奈何、最无力的呻吟或挣扎，便是诉诸道德，要求人们继续对其效忠，不要有不忠不义的悖逆之举。而这时，毕生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子所鼓吹的“礼治”，便最投合他们的心理需要，他们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就不想撒手，以致最后一同沉没。
把孔子最早推向神的位置，也就是把道德伦理神化，置伦理于历史之上，首功当推汉代的董仲舒。在伦理史观的峰巅上，孔子成了素王，董仲舒的“废默百家、独尊儒术”也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痕，迄今不可治愈。
然而，正是董仲舒这一主张的确立，也标志着伦理社会由盛及衰，伦理史观已不足以制约时代，生气勃勃的秦汉伦理社会，已趋于保守与没落，所以才不得不改造和利用孔子的道德伦理思想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孔子愈被视为绝对权威，社会就愈是保守与没落，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已经成为了规律。所以，在西方文艺复兴、进人工业革命之际，中国日趋落后，孔子便愈捧愈高，溢一号愈大得吓人……
对于捧孔子的“始作俑者”的董仲舒，是不能不认真加以对待的。
董仲舒的政治活动岁月，正处于汉代由盛及衰的峰峦之上。汉武帝建功立业，兴水利、逐匈奴，倒是朝气蓬勃的。后来却自叹无法力挽狂澜，晚年下了一道悔过的诏书，说他的“雄才大略”己无法实施。他完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大业，却也到了极限，走向了反面，不久，便是王莽的“新朝”，陷人了内乱，西汉王朝便最后崩溃了。
董仲舒对汉武帝以“天人三策”：就是适应这盛极而衰的专制统治的。也就是说，在当时不仅在社会结构上得“定于一尊”，加强伦理秩序，而在人们的思想上，也务必“定于一尊”，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所以，必须“废默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术——礼治，对统治者很是投契，董仲舒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珠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颇有点法西斯的味道了！
但当时的董仲舒，为儒家争得正统地位，个人在政治上并不得意。而百家之学仍然存在并在发展。其主张得以实现，当在其后。他毕竞拿出了个纲领，思想先行了！
在历史观上，为强化伦理道德的绝对统治，他继承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融合了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的三纲思想，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的著名论断，把伦理秩序加以了绝对化及神化。
他是这么说的：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 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
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 阴为妇而助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人间的伦理秩序，便是天定的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是不可移易了的。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策三》）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 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
为完成他的理论，他可谓绞尽脑汁了。应该说，为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他是不遗余力的，以致不惜借用天的力量。
他在《举贤良对策》中作了总结：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之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之者而大本举矣。
于是，历史的变化是自人事而感应于天，违反了三纲便是得罪了天，“反天之道，无成者”（《天道无二》），于是，历史、人伦与天，三者统一了起来：
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汉书·董仲舒传》）
历史的前进，也就在于“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尧舜》），所以，无论是进是退，“大原出于天”，最后还是好的不变，万古不变！
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一直到“王者法天”、“王道配天”，董仲舒只是把濡家的伦理史观，作了神学的解释与印证，借天以吓唬民众以遵守伦常秩序，用心良苦，换句话来说，在伦理史观下，他的理论与孔子的一套，也并无歧异之处。
在人性的问题上，他也作了新的综合与发挥，提出了“性三品”说。
孔孟是主善的，认为善是历史的动力，人性本是善的。荀子却认为人性是恶，但可以“化性起伪”，改造为善，从而推动历史前进。韩非来得更彻底，人性是恶的，而惟有恶，才能左右得历史。凡此种种，把中国历史观中关于人性问题单独抽出，足可以与其他什么“民本思想”之类独立成篇了。
董仲舒则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篇，这也是一种伦理秩序。他说：“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那么，这种天生的资质是善是恶呢，他又说：
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
所以，由于天地有阴阳，人也有善恶，人性也得服从伦理秩序。
就这样，他分出了“三品”：“圣人之性”、“斗宵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答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实性》）。
所以，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臂之性，则是天生的恶，均是不可改变的。这颇有孔子“惟有智与下愚不移”的味道。而“中民之性”，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可以叫做性。这又有点荀子的“化性起伪”的意思了。
且看他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吧。
他并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而且说得振振有词：
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谓性未善。（《深察名号》）
这里倒有点相对论的影子。但是，人们不难看出，他无非在人性善恶的层次上，比孔孟更进一步完成了伦理史观。他认为，性是资质，善乃教化，二者相待而成，却不曾同一。“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实性》）。所以：
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教，则质朴不能善。（《实性》）
因此，“圣人之道”为“天命”，“王者之教”为“善性”，而“人欲”必节制，也就是恶了。于是，自人性善至人性恶的“三品”中，彼此是不可逾越的，它们有等级之分。他就这样把社会外在的纲常秩序化作了人性内在的善恶等级，“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天生是教育人的，而“民之号取之祺也”（《深察名号》），老百姓均是浑浑噩噩冥顽不灵的，“譬如膜之待觉，教之然后善”（（深察名号））。就这样，圣人天生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深察名号”则是“治天下之端”，这仍是孔子的“正名”说，以“名”来定是非，判顺逆。
性“三品”说可谓董仲舒的新创造，而历史发展的“三统”、“三正”之说，则更是他在“三纲五常”定位不变，“天道无二”，始终如常的理论上建立起来，用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兴亡更迭的。过去，统治者用“以德配天”来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又有了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且看董仲舒如何立新说吧。
他也主张以“德”来解释朝代更迭：“天之命无常，惟德是命”（《三代改制质文》），赞成“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贵于黄”（《五行对》），认为汉以“土德”受命。但他并没就此止步，说相继的朝代都要“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自成一“统”，以应天命：
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意，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楚庄王》）
他以夏为例，夏代以寅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于是夏朝的朝服、车马、旗帜、祭祀，均尚黑，为“黑统”。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于是商的一切均尚白，为“白统”。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所以周的一切就尚赤，为“赤统”。
这样，“三统之变”，便是黑统、白统、赤统的更迭。但他又加以演绎：
有不易者，有两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
“两而复”，是一代尚文，一代尚质。“三而复”，则“商质者主天，复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四而复”，便是“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质而王”、“主地法文而王”。“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三代改制质文》）。“五而复”、“九而复”，就是封五帝、九皇之后，以维持其对祖先的祭祀——说到底，他无非是把循环演绎得更复杂一点，但万变仍不离其宗。“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汉书·董仲舒传》）。所以，“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一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玉杯））。
直到东汉， 由汉章帝刘坦亲自主持的白虎观会议上，董仲舒的这种政治伦理思想得到了系统的发挥，他们编纂为《白虎通义》，提出了“三纲”、“六纪”的伦理教条，三纲其义已明，“六经，则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还有妇女“三从”：
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伸，功归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
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 虽嫁从夫，夫股从子也。
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意也。（（嫁娶））
“三统”“三正”则更为详备为：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苏也，革也，言万物革更于是，故统焉。（《之正》）
三正之相承，若顺连环也。（《之正》）
其“三微”，系“阳气始施黄泉，万物动微而未著也”。说的是季节转换中以哪一月为正月。
由“三正”又来了“三教”：
王者设之教何？承衰收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继周尚黑制，与夏同。三者如顺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三教））
于是，这种“三统之变”的历史循环论，便发展得更加完备与细密了。宗法社会的统治者，大可不必担忧其“道”失去正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