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屈原对自由的追求，对美的景仰总是要超过道德及功利的约束的。他永远不可能在作品中绝对接受其所在时代的道德规范和功利目的。也正是这种追求与约束之间巨大的悲剧，才得以造就出划时代的史诗般的作品来。没有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这一悲剧因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的艺术作品的诞生。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忏悔意识，是属于伦理道德方面的，但玛丝洛娃最后的归缩，恰巧是对这一忏悔意识根本上的否定。聂赫留朵夫是无法跟得上历史的……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屈原的《楚辞》，主要是《离骚》，发掘当中的历史意识与哲学思想，也就同样看到了他对异化的愤嫉——发自于人的本性的对自由的冀求与对美的信仰，是如何与他所受的“礼治”思想教育产生巨大的、悲剧性的矛盾，从而倍感凄寂与孤独，不为世人所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把屈原归于儒家、道家、法家或阴阳家，都是可笑的。他就是他，一个本质上是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屈原。同样，鲁迅所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千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文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绝非是为儒家的仁义道德唱颂歌。
这里，我用了“本质上是艺术家”一语，倒不是因为我刚好写了一位“本质上是艺术家”的一位政治家悲剧性的传记，而是我觉得，艺术的本质是顺乎自然、发乎感性，是情感的、反抗历史地造成的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扭曲，而与搞政治去矫悄伪性，像苟韩一般冷酷、计算是格格不人的。一个艺术家搞政治，则必然失败，因为他做不出后者的理智、冷静的计算。这并不是目光短浅，缺乏理性，而是两者的根本依据是截然不同的。文学艺术依据的是更高层次的审美原则，而政治讲的是功利，哪怕是长远的功利。
屈原对干异化，则鞭挞至了天堂——连天上也与人间一样，充满了勾心斗角、尔虞我昨，以至于美丑不辨，涵浊不分。在《离骚》里，他赴诉无门，一直上了天门：
吾令帝阁开关兮，倚阁阂而望予。
时暖暖其将黑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溜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在这样的天国里，哪还会有一个“无私阿”的上帝呢？
正是这种“叩闻”的描写，凝结了屈原的整个的反抗精神，对整个宗法社会的怀疑与挑战，这才是（离骚）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他在其中的“礼治”幻梦。
在《天问》里，他这种反传统、反天命的精神表现得更为集中：
舜服厥弟，终然为害；
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
舜如此关心他的弟象，到头来还是为害，而象怀其肆犬之心，却不危败呢？可见“福善祸**”，早已就不灵验了。
眩弟并**，危害厥弟，何变化以作作，后嗣而逢长？
逼嫂害兄、心怀巨测者，却子孙满堂，道德又有什么用呢？
上帝从来是不公正的，信什么“天命”呢？屈原间天，终于不信“九重天”里还住一个土帝了！上帝竟可以受贿，彭祖“斟堆”，就可以“受寿永多”。后樱出生惊动了他，他便把后樱毒害了……这家伙又贪吃又贪财，又狠毒又无才干，哪能有什么尊严？岂能至高无上？
对上帝的挑战，也就是对现实的挑战，对异化了的社会挑战。我们历史地看待屈原的作品，就不难剥去其“礼治”的幻梦及道德教化的约束，从中看到其现实主义的伟大力量。
他的“礼治”幼梦在作品中是深刻的悲剧，他称道尧、舜、禹、汤、文、武，至死在（怀沙）里仍写“重华不可逻兮，孰知余之从容”，力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道德自我完善”的楷模，注定要以身殉君主，“虽九死而犹未悔”，可他却又不得不从现实中看到，别说君主，就是上帝及天堂，都是涵浊不分、美丑不辨，嫉妒、谗诌，完全异化了，那么，忠孝又有什么用呢？
在《离骚》的博大深沉、神秘莫测、驰骋天地之外，令人想到庄子的（逍遥游），颇有“独与天地来往”的精神自由，可惜这只是外在的形式，他最后仍未跳出忠君的思想。这深刻的矛盾才有《离骚》。他在历史、哲学、艺术上与孔孟格格不人，却在政治上又与他们划不清“界限”。这也许便是一个艺术家与政治家的矛盾吧。文人从政，如履薄冰，后人这一警句，用在屈原身上，也恐不为过。作为政治家的悲剧，他是艺术家气质太多了，而作为艺术家的悲剧，他则是误人了官场之中。但对于一个民族文学史，却也是一个大幸，他留下了这样一部充满冲突、对抗的传世之作。作为艺术家，他有着鲜明的个性，而作为政治家，他又失去了人的独立意识，他发自内心的情感冲动，终究没能完全淹没在道德伦理的说教中。这又是他个人的大幸，他诗作的大幸了！
离开了历史与伦理的冲突，只从伦理上去否定他或只从历史上去否定他，则是忘记了艺术的真谛！而一位艺术家的历史观，毕竟是积极的、进步的，压倒了政治家“礼治”的理想，也就是说，美高于德，审美高于伦理，在这点上，他比孔子的以善为美、以善取消了美的伦理观、文以载道的政治思想（也是迄今极“左”的根源）要高明得多、深刻得多。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比孔子自是伟大得多。用儒家学说去解释他，也是一种错位。连崇尚儒家的刘舞也说（楚辞）“异乎经典”之处甚众。荀子当时说“负石赴河”，亦“非礼义之中”。但它的价值，不恰巧正在这“异乎经典”之处么？在“非礼义之中”么？
如果说，社会是“第二自然”，超出自然而有其独立发展的道路，那么，不与历史作正比发展的文学，也同样是“第二历史”。以文学的发展去观照历史，观照社会，我们是可以发现在一般历史研究中不能发现的东西。历史是人类异化的始末，那么，文学却是人类反异化的始末，同样有其二律背反。庄子、屈子的作品深刻之处，也就在此了。
我们结束了先秦时期历史观的探讨，又回到了文学上面。纵然庄子与屈子几乎是同时代人，但历史既是全息摄影，也无须在年代上过分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