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从大自然中走出来的，人类社会被称之为“第二自然”，这一深意，也许迄今仍未被人深刻理解。我们很难作出证明，在华夏的原始大地上，可曾有过类似赫西奥德长诗（工作与时令）中所描绘过的“黄金时代”，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地肥水美，不愁吃喝，彼此间十分和蔼，绝无猜忌、嫉妒之心——这已近乎于老子和庄子所描写的“至德之隆”的社会了，但赫西奥德的“黄金时代”排斥了劳动，人只是在大自然中享受，而老子、庄子却一再强调劳动，并作为本能乃至于审美，似乎要高明一些，颇有点“共产主义”色彩。“黄金时代”的人死了要升天，成为神，庄子却为妻亡鼓盆而歌，够得上是“庆祝辩证法的胜利”。纵然如此，我们从中外古代的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他们对社会出现等级、宗法、专制等一系列异化现象，都是深恶痛绝的，他们怀念那种按照人的本性自然而然、 自由自在的生活，宁可喂了猛兽，也不愿“人相食”——这太丑恶，太可怕了。

“黄金时代”也好，“至德之世”也好，不纯粹是诗意的想象，是罗曼蒂克，而是人类的异化的一种对立的产物。轻率地斥之为复古倒退，只是浅薄的表现。

庄子就借老腆训斥子贡的口气，横绘了人类异化的可怕进程，我们在前边己引用过了。黄帝治天下，“使民心一”，彼此间没有亲疏，互不非议指责，淳厚朴质；尧治天下，“使民心亲”，人与人之间便有了距离；舜治天下，“使民心竞”，人们开始竟争、区分你我了；禹治天下，“使民心变”，人们各怀鬼胎，诉诸刀兵，杀盗不算杀人，为了建立个人独尊而开始奴役他人，于是才天下大乱，孺墨皆起。

所以庄子怒斥道：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照，下睽山川之精， 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潜于蚕蚕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扰自以为圣人，不亦可耻乎，其无肚也？

自此之后，“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 口中穴吓”。所以，“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

他已经看出了这种异化必将绵延千世之后，但仍念念不忘“至德之世”，力图以“至德之世”来匡正整个历史的进程，以达到异化的消灭，人性的复归。他自然无马克思的科学头脑，但仍是一种天才的直觉。凭什么非说他是拉历史倒车，人性复归不也是一种前进么？虽然这种前进有很多的曲折与反复。把他的观点与历史前进的观点说成是彼此不相容的，这未免太简单了吧。我们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人类走向自由的历史，如从奴隶变成雇农，由束缚于土地的农民变成工人无产者，这可以说成是前进，却也可以写出另一部“人相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演变史，而且手段愈来愈高明，甚至杀人不见血，这也可以说成是倒退。二者结合在一起，各有各的道理。事实上，历史的进程中，前进的因素与倒退的因素往往不是可以截然划分的。人类出现异化之后，我们站在反对异化的立场上，是不是所有的帝工将相都该骂呢？他们说到底是异化的宠儿，无论其贤明还是昏耽。所以，作为与异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学艺术，是永恒的在野派——人性的宣言。有谁否认文学艺术只要不是钦定或御批的，而是来自于人民之中的真正的文学艺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曹雪芹《红楼梦》的价值不就在这么？托尔斯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不也如此么？纵然当中的“勿抗恶”等思想并不见得就对，可从整体、趋势上看，就是如此。科学可以使人异化，人束缚于机器，可鼓终却也能使人摆脱异化——这在老子、庄子当时是看不到的，但我们今天却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了。

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对所有异化现象的抨击，均是极为有力与彻底的，其尖锐古今莫及，《老子》一针见血指出：“人之道”，与“夭之道”恰恰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民之饥，是以其上食税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庄子》也说，“今世之仁人篙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婆贵富。故意仁义其非人情乎？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嚣嚣也！”（《骄拇》）所以，“为富不仁矣”。他的名句“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正是从“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而来的。因此，什么仁义道德，礼乐圣智，全是统治者用来束缚人的自然天性的，得其反则是滔天的罪恶，这一见解，可谓鞭辟人里，振聋发耽。

所以，他们呼吁必须要按人的本性自由自在去生活。

这便是老庄历史观的立足点。人的自然天性，正是“天之道”。

庄子有儿句颇有概括的话：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庄子·马蹄》）

这里，他把劳动当做了诗一样的精神享受，是至高的“德”，这不能说不是真理。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满足物质的需要，而且是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的需要；不仅仅是生存温饱，而是精神生活之必需——这种认识境界已很高了。当然，立足于反异化之上，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一高度的。《庄子·让王》中就写道：“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缔；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 日出而作， 日人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这可以看做“民有常性”这段话的注释，劳动是美的，是劳动创造世界，劳动的历史才是真正的人类史。

他反对“尊尊、卑卑”，反对“君君、臣泛、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反对拉帮结派搞利益集团，原始道家的“无亲戚君臣上下”的观念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一而不党，是口天放”。这不仅是一首田园牧歌，而且是人类自由的一曲崇高的颂歌，它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反对人吃人的异化社会的一切制度。

在《老子》与《庄子》中，下面这一段话几乎是一字不易的，“至德之世”均是：

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乐其俗，安其居，邵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且不说这种“小国寡民”的政治如何（后文将另加阐述），但是，他们所追求的这种“见素抱朴，少礼寡欲”的“所属”，我以为恰巧是人性的觉醒，是在宗法、等级制度的重重压迫下人性的觉醒，是代表整个人类的呼声的，因此是合理的、正义的、进步的，而且其有普遍意义。

“道德不废，安取仁义？”（《庄子·马蹄》）这一愤嫉的斥问，包含有多少内容呀！人，本来是自由的，硬要划人一个固定、僵化的规范中，毁的便是人的本性。圣人们的“仁义礼智”恰巧是罪恶的渊蔽，是历史倒退、人性异化的结果。《庄子·则阳》中便对杀盗提出了抗议：“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 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君人者”才是大盗，有什么资格来治理、惩办“士民”呢？他并非是废除死刑的“始作俑者”，却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见地。

正因为立足于“民”的自然天性，老庄才对治国颇有一番“无政府主义”的议论。

（老子·十七章）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老子把统治者分为四等，最好的不是被老百姓亲近并赞誉的，而是仅仅知道其存在的。这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并不维系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他绝少发号施令，却“功成事遂”了。说到这里，当今中国人恐怕会作大的感慨，数千年来，百姓尤其是农民，无不把帝王视若国家，把整个民族的命运，全寄托在君主贤明之上，寄望于出几位明君与清官。这就麻木了整个人民的神经，束缚了人民的思维。换句话来说，这就是缪塞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只靠一个大脑在思考，或者只有一个大脑在思考，代替了上千万的大脑，这是何等可悲的专制。没有自己的思考，人还为其人么？

老子说的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才是最彻底的反专制主义者。可惜几千年来的中国人未能很好地去认识它，只专注于“人君南面之术”。当君主的意志代替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这个社会便绝无生气了。经济有它的“自然气候”，文化也如此，其他方面更一样，横加干预只能破坏。写到这，我不由得想到有那么一个国家，由于前任领导人因阴谋事件而下野，老百姓便自然而然地要寻找一个诚挚老实的代表人物。于是，新领导人上任了，“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当他任期满后，在一次评选中，他便被认为是最无能的领导人，是历届最次总统。可他说，我感到很欣慰，即便在我这样最差的总统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不但没有倒退，而且在继续前进。这证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了不起的。姑且不论其粉饰的成分，但他这么说，却证明了一条，他的好坏已与整个国家无关了，老百姓在走自己的路。当然，这与其国家制度、人民的文化修养等方面有很大关系。

君主一般总是希望“亲而誉之”的，这也许符合儒家的“礼治”了。但主观上的好不一定有客观上的好。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体人民，只会造感更严酷的专制，哪怕他自以为代表着人民。下面“畏之”，这大概算是法家的“法治”（其实，这一“法治”与今日“法治”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严刑酷法的后果，古今比比皆是。至于“侮之”就不说了。因此，老子这一观点，比儒、法诸家都要先进得多、彻底得多。

所以，庄子主张“天运”，顺从自然的运转，应时而变。例如，他在《天运》篇中，就针对孔子要（在鲁国）恢复周礼的事，借文中师金的口说：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薪行周于普，是扰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块。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

这能说庄子是主张复辟倒退么？习惯于一种模式的线性思维，一旦被阻，便乱打棒子，庄子冤哉！他主张“弃圣去智”，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对人类的异化，并不认为人类非返回原始时代不可。自然本身也是在发展的，纵然它很缓慢，但毕竟是在发展，人脱离了自然的行程，固然是进步，但也带来了异化，单纯用进退来解释历史，也是一种机械论。

理解了上述老子、庄子的几段话的宗旨，我们对“小国寡民”之说，也就不会简单斥之以“奴隶主城邦制”或“复古倒退”了。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并不是单向的，也应允许有多种选择。千古传诵的《桃花源记》，不也实实在在写了“小国寡民”，甚至引用了不少老庄的话么？可人们为什么喜欢它，向往它，因为它反映了人们理想的一个方面。我们说它具有审美价值，更多的是指它的理想色彩。而审美比实用，毕竞要高一个层次。

所以，老庄主张的“无为而治”，恰巧是一种民主政治，是顺乎民心，顺乎自然的。“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善”（《老子·六十六章》）。统治者不成为老百姓的负担，不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所以，才一‘无为而无不为”。

反过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圣人便只会自取灭亡：“夫代大匠斯，希有不伤其手者也”（《老子一七十四章》）。物极必反，这也是一种自然。

在某种意义上，老庄对英雄史观，也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历史前进在于民，而不在于什么圣人君子。同样，对自然神论，也已经远远离开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也不再是人格化的天了。所以，老庄对于在中国史观史的史前时期残留的神意史观或天命史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可以说，以老庄为标志的“自然史观”时期，应算做中国史观史的真正开始。

其语录体及寓言式的表达，也反映了自然史观的特点。因为他们也深知，不可能完全预知“千世之后”“人相食”的异化将如何走向反面，更不可能立文字去预告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直觉更不能以理论来把握，而惟有借助干形象。庄子的聪明，更是在伊索之上了。直到今天，不少理论家才恍然大悟，并月，不得不承认，形象乃至于意象的模糊性、多义性，恰巧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提供了审美的真正标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在庄子也仍是“物之精”者，尚未到达更高的层次。不妨就这样，教人欲抓又抓不住，要理解又不理解。为此，他写了无数机智、出色的寓言，如庄周梦蝶、鼓盆而歌、混沌开窍等等，其寓意，让人永远领会不尽。关于历史的寓言，也是如此，前所述的周鲁与车舟的比喻便是如此。他是两千多年前率先领悟到人类这一高层次的思维体系秘密的，在世界上尚找不到可与他相比较的哲学家。直到两千年后，西方才有一位哲学大师猛然醒悟，宣布他要以文学的形象来表述他的哲理思考。他懊恼地说，当他一想到自己死后，那么些个研究者、教授、著作家将会把他的理论肢解得支离破碎，便感到无比的恐惧，怎么办？只好乞救于文学的形象了。可他领悟得太迟了，还没来得及建立这些形象便呜呼哀哉。后来，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倒是做到了这一点，不知是受这位先师的启发，还是他自己及早觉悟到了，所以，他一方面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一方面完成了许多部文学巨著。而庄子呢，却早在两千年前便作出了这方面的实践，证明惟有形象才是活生生的、永恒的，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的，同时，形象又有水一般的整体性，不惧怕后人的肢解——随着时光的推移，形象所揭示的哲理及历史内容，是绝不会被湮没，反而会与日俱新。我说到，传记人物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比其本人生活要丰富得多，正是在这得到的启示。有人说，庄子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讲的主要是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长生的另外一套，这恐怕有点武断吧。

下面岂非历史：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樱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肤，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灌兜于崇山，投之苗于三鬼，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荣、筋，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庄子·在肴》）

其实，一部《庄子》，讲的不都是历史，都是“治国平天下”的教训及罪孽么？他只不过通过形象、事实及寓言的本身，来昭示历史的道理罢了。

《庄子·在有》篇，讲来讲去就是反对来自任何异己力量的干涉，证明人性只能自然发展而不可以横加扭曲。开篇明义：

闻在宕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性也；宕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德也。天下不**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莱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 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庄子的历史观到此已够鲜明的了。这与他怀疑一切、否定现实、相对主义等观念是紧密相连的， 自有其积极的一面。后世稽康、李白、李蛰等人，对传统不屑以鼻，待王侯贵族傲慢无礼，追求个性自由、反抗现实黑暗……不正是从中吸取到精神的力量么？可惜，由此发脉的这一历史线索，时断时续，而且始终没得到发扬，所以才使我们的历史那么的“现实”，缺少浪漫色彩或“亮色”，人的历史主动性给扼杀、窒息。

也难怪庄子对历史是那么悲观了。

悲观也绝非坏事，悲观恰巧是看到了有价值的、或美的一切被毁灭，是一种觉醒，比麻木不仁、津津乐道“教化”还是要积极得多、明白得多。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正是悲愤已极，才有荒唐之言！为什么要那么认真看待他的激愤而导致荒唐的话，不从整体上去把握其实质呢？

时至今日，历史的悲观主义也仍有其积极作用。罗马俱乐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不正给人类以启迪么？这并没什么坏处。事物不趋向极端便不足以教人带醒，其本身也不会走向反面而获得新的生命。

同样，也有人把老庄斥之为历史的虚无主义。这让我们联想到，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也曾被称之为“虚无主义者”，可他们恰巧是真正的革命家。视已异化的历史为虚无，又有什么不好呢？无，才可能有所建树！充塞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就休想有新的创造了。

中国人虚幻的乐观精神是与忍耐相连的，而盲目的妄自尊大，则是从“有”发端，我有四大发明，我有中庸之道，到头来整个民族远远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进程，岂不可悲？

遗憾的是，充满怀疑精神的老庄哲学，却有其禁欲主义的一面，也就从内部绞杀了它的生机。所以，这点一旦为儒家（该是儒道互补）把握利用，其消极作用便可想而知了。它可以在积极的历史力量——文学艺术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但也很有限，如同文学对历史的作用很有限一样，却对历史本身的积极作用则大打折扣了。庄子的出世思想对后世影响之大，则不待说了。

当然，老庄的历史观，可以归于“自然史观”阶段，但并不是自然史观的全部，他们重在“民有常性”的自然天性，比单纯以自然变化作类比是深了一层。他们的“道”，可以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自然无为的法则，这个法则固然仍有其神秘色彩，但已经不是有神论，或神意了，它进而否定了人格神的天。

至于自然史观本身还包括其他什么内容，我们在论述其他代表人物中再说吧。同一史观中，也是五花八门的，给予一个名称，是不得已而为之，往往概括不了，反而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