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天人”关系这一命题，便是中国人历史观的核心，直至当代仍有人试图把它与“自然的人化”结合在一起，讲到生态平衡、讲到后工业社会，也把它讲到美学史观上来——但我是把它当做相当遥远的未来而言，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津津乐道，以免造成某种历史的错位。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天”的含意已经几度演变过了。它一度是“神意”，是人格化的天，是上帝，是原始的宗教。如同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中说的：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稚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其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作。
很显然，开始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神秘的崇拜。是对自然的崇拜，幻想到自然的背后有神灵的支配。后来，则为统治者所利用。古史上的两次“绝地天通”便就是如此。第一次，“古者民神不杂”，至帝撷颂时，因“九黎乱德”，闹至“民神杂揉”、“民神同位”，神“无有严威”，故“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澳，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石第二次是帝尧时，因“苗民弗用灵”，出兵镇压三苗，“报虐其威，遏绝苗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
而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已有神一鬼（祖先）一人的秩序了。在《尚书·盘庚》中论及迁殷这段的理由时，更说：“先王有服，格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周知天之断命。月日：其克从先五之烈。”即指五次迁徙，均是“知天之断命”。后来，成汤迁毫，果然兴旺发达，得到了“天”的嘉美。这种天命史观，与神意史观完全是一致的。
到了西周，“天不可信”，“小民难保”，也就是说，神意的成分削弱了，所以引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并产生了礼乐制度，确立了等级制度，上尊下卑的秩序，把统治者与天联系在一起，故周亡殷，则是“将天明威，致王罚，救殷命终于帝”（《尚书·多士》）。是周文王的德行，“闻于上帝”，“乃大命文王殖戎殷”。
春秋时期，“天”或“神”的观念又变了，在崇神的幌子下，神人并举，最终强调人的作用，譬如：“民，神之主也”（《左传·嘻公十九年》）。“民，天之所生，知天，必知民矣”（《国语·楚语上》）。
末了，则有人说：“吾非著史，焉知天道”（《国语·周语下》），索性不理睬天了。或者表示怀疑：“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最后排除了天的作用：“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哀公元年》）
在《诗经》中，“天”简直被大骂特骂不已。
“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诗经·小雅·节南山》）“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诗经·小雅·雨无正》）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迈，则靡所臻！”（《诗经·小雅·雨无正》）“民莫不谷，我独于催，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诗经·小雅·小弃》）
天主宰一切的天人观，在此已经分崩离析了。无可奈何天，是一方面，敢怨敢骂，又是一方面，于是便有了觉醒：“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诗经·小雅·雨无正》）“龟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嘈沓背憎，职竟由人。”（《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自然环境恶劣，是北方民族南侵的一大历史动因，因此，中原文化不断往南方压缩，所以，在南方的山区及沿海一带，保留有古文化的痕迹较多，是理所当然的。笔者上山下乡曾长期生活在湘东山区一带，那里是炎帝的段葬地。相传是古代炎黄大战之后，炎帝率其部族南下而来到这里。 自古以来，这里的土籍及客籍（如客家人）一直有这么个风俗，叫“诛天”，这就是遇到不顺的事情——自然是大事，天灾人祸之类，包括歉收及战乱，乃至于“文革”中极“左”政策造成的危害，人们都在门口放一块砧板，而后跪在砧板前，高高扬起菜刀，诅咒一句天，便往下砍一下，其咒语，即有民间理语，也大都与《诗经》上差不离。
于是，天便在这里成了受气包，成了人们的发泄对象，没有一点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谁都可以拿它来指桑骂槐，而它又是最无用的了。这自然是人们对暴政或别的横逆一种消极的反抗，但这正是从《诗经》承袭下来，经久不息的一种传统。
凭此，便可得知“神”在中国只配有的命运了。
它永远只能被放逐，被当做一种象征，虚幻的象征。它如果有用的话，也不过是被当做挨骂而不会还嘴的木头。它至高无上的时间，在历史上只有一瞬间，在人们的意识中，也同样只有一瞬间。它仅仅在实用理性的维持下，才作为一个影子存在于生活之中。无用就无它，有用则有它。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借》）。就一语道破了这一“天机”。
因此，中国的“神”大都是面目狰狞、奇形怪状的。做好事不多，做坏事不少，没半点人情味，整日价正襟危坐，一板正经，不苟言笑。反而，那些反抗神的夸父、共工，倒有几分悲壮，可歌可泣……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可能有成熟的、完美的史诗。
难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而把古籍中关于神的历史全部删除，这多少也有点冤枉。如果是一部完全关于神的史诗，如荷马史诗一样，那就不是删，而是全部毁灭的问题。这能有么？只有退一步了，在历史的记载中，不时掺杂有神或鬼的内容，显得不那么可信，这样，才有个取舍问题。孔子逐去了史籍上的神， 自有他的道理。然而，他却没料到，没有了远古的神，他却被以神待之，两千年来一直在升级，连神都对他望尘莫及。逐神者几乎取而代替了神的位置，分明是民族意识中一个极大的悲剧因子。
古希腊的神，以人的形体为美，有一般人的七情六欲，可亲而不可畏。爱神维纳斯之美是不消说的，连战争女神雅典娜也决不杀气腾腾，而富于诗意。而我们的月下老下——爱神竟以个老头子来担任，这已经大煞风景了，至于后来抬高为神的孔子、关帝，也绝无一点人情味。该怎么说呢，他们的神以人为蓝本，而我们的人却以神为蓝本，因此，人比神更加专制、蛮不讲理。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这便是以老人为爱神的原因吧？中国的婚姻，丝毫没有浪漫主义的诗情，由此可瞥窥一斑了。谁有心思，把我们的神——人，与古希腊的神作一番对比，从形象、性格、分管职能等等，一一作出剖析，倒是一篇绝妙的文章。也许我们的自然环境太严酷了，连人也变得凶神恶熬，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冲突激化，所以才靠血缘宗法来维系，虚幻的群体意识成了一种鸦片。
似乎又扯到题外去了。
不过，这仍归于历史观中的“天人关系”上面，因为那段历史时期，从根本上说，人们仍依赖于“天”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种种问题、是非、争端等等。
这个“天”，已很少有人格神的味道了，而只是自然本身罢了。
当然，对自然的认识与理解，也各有各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