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分论的随意性选择

也许，我们已经寻找到了考察我国文化史观的一条线索。所谓线索，只是借用而已，因为它本身不应当是一种限定，它只是一种模糊的、不那么确定的把握，我们已经见得够多了，当某个人建立一个新的观点时，他就用这个观点把所有一切（历史当燃包括在内）重新解释一番，以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可他没料到，恰巧这种“体系化”的意图，也就使他的观点窒息掉，完成也就是毁灭，于是，他这一观点也就只能被当做“历史”来考察了。而人的观点，尤其是做学问的人的观点，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所在的世界，包括历史的世界，从来就在于变化之中，而随着知识和信息的增长，旧的观点说不定会很快被取代。人的所知是个圆周，未知在圆周之外。知得愈多，与未知的接缘便愈大，所以，无知者不知自己无知，有知者知得愈多便愈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存在一个极限，多少史学家的发掘、探讨，只是无限接近这个极限，而决不能穷尽它。我们允许任何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这就如同历史事件发生的多元性一样。所谓最终、最彻底的解释是不存在的。当然，这也不等于说，历史无规律可循。这点我们前面已作了较充分的说明。

文化史观，考察的不是历史的本身，而是历史的思维，产生于历史上壤上的文化对历史观念的作用。史观属于文化的范畴，属于文化中的思维范畴，是历史的抽象，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抽象，也是对未来历史的抽象。换句话来说，是人类在历史中的经验的升华，人类对历史所取的态度、认识乃至于想象。在自然史观中，我们多少了解到老子、庄子对历史进程中人的异化的愤慈、抗辩的态度，就不会轻率地硬把“奴隶主——没落阶级的代言人”的帽子加在他们头上，认为其“小国寡民”的理想等于奴隶主民主政体，陷入到教条主义的死胡同里，而是从人类历史长远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和认识，从而对历史和人性的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同样，在伦理史观中，我们也就找到了祖先崇拜这一民族特性与西方封建社会中世纪的重大区别，抽象的人与神不同的位置等等。 自然，在某个史观的统率下，不同的哲学家、史学家们的史观也是五花八门，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来的，各自的侧重面也不同。要进行一番哲学的思考，还得狠下功夫。也许，正因为中国古代是文、史、哲不分家，所以，阐述起文化史观，也有某种便利，模糊的界限正好促成了模糊的、边缘的学问。

前面已提过，历史也是艺术，也有人说，历史与哲学就是一回事。现在这里，三者可谓合而为一了。当写人物传记时，那种历史也是艺术的感觉也许更强烈一点，一方面，历史学家（作为传记作家，对传主所在的历史阶段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及相对全面的把握，否则无法确立传主的形象）是不应当有想象力的，他只能依据史实，但是，反过来他又必须具有想象力，以他的想象力去逼近那个存在过的历史真实，是为了逼近史实而想象。这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力，同艺术的想象力不那么一样。艺术家哪怕是变形了的想象，也都是提供通向真实的途径，如毕加索的（但格尼卡》，但它并不呈示真实，只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中，不可避免地包含这种艺术的真实，但它不是终点，而是——途径。

同样，文学作品，包括传记作品所具有的哲理性，与其展示的历史内容是分不开的。不管这种哲理性是淡是浓、是浅是深。自然，任何传世之作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无论是纵的还是剖面）及哲理性都是无可估量的。所以，克罗齐说过：“传记也是一种哲学意义的‘制度’的历史……组成历史性传记的不是被视为外表的或个人的或自然的或任何称呼的个人。”（《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我想，衡量一部传记的真正价值标准也就在这了。当然，克罗齐是以否定编年史的材料堆积方式为出发点的，立足于思想即真正历史的观点上。但传主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的折射物，又是不应该加以怀疑的。

所以，作家的史观也是至关紧要的，所谓高明不高明、深刻不深刻，也就在此揭之沼然了。我们不强调所有作家必须是历史哲学家，但是，由此可以看出，我注六经，只是考古的历史；六经注我，才是历史的历史。超于二者之上，才有历史哲学的位置。六经皆史，进而言之，六经本身应是文、史、哲三者交融的总体。后人分别从文、史、哲三个角度来看，也是必然的。但是，就如古书中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一定规律。边缘学科的出现，也正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的结果。当然，这次分久必合之“合”，与合久必分的“合”，则不可同日而语了。

同样，在史观史上，也存在这种“合”与“分”的趋势。

在绪论部分，我们把整个东方的史观，分为六大板块，撇开美学史观来谈，也有五大板块， 自然，这是一种“分”。在这分之中，我们又不自觉地发现了某些合，例如，对于本体论——历史哲学阶段，它有其源，这便是其自然史观阶段，二者可以看出其一脉相承之处。同样，伦理史观阶段与实用理性史观阶段，关系就更密切了，在文化史上，前者被称为儒家正宗，后者也被称为“后儒”。但后者却又吸收了本体论——历史哲学阶段中若干成分。至于唯物史观，是自然史观的反题，但它对于实用理性史观也并不是师承关系，而唯物史观又恰与自然史观有某些相通之处。末了，美学史观，显然是自然史观与本体论——历史哲学的发展。但是， 日本的史学家却认为，这更接近于“中世纪式”的意识，即精神文明高于一切，因此，伦理与美学的亲缘关系又要近得多。我不想说这是黑格尔的“合题”，但其间确实有所谓“分久必合”的味道在内，所有的显性因子与遗传因子都汇聚在一起了，到时，是否其消极因素全给抵消，只留下积极因素，则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对于现在，对于物质文明相当落后的中国，尚处于实用理性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的过程当中，还不是夸谈美学史观的时候。对于那些把现代化客机遗忘在机场、住厌了高楼大厦的富翁来说，乡间小屋、石桥流水， 自然可以品味出许多美，学意识来；而对仅够温饱、忙于奔命的百姓而言，高楼与飞机甚至还不敢想象，去灌输其乡间小屋的美学意识，便滑天下之大稽了，完全是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事了。美学意识则无异于中世纪的神学，成为一种麻醉剂，甚至要强化我们社会中那落后的伦理意识及露骨的实用理性，开历史的倒车。如果说历史具有某种不可超越的力量的话，这就是除非在禅宗的“顿悟成佛”中，才有把“天国”置于心灵间的超越——“三天进人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也便是如此。历史意识的“搭错车”，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不该是危言耸听。不过，也不必哆嗦了。

如果说，“板块”是分，其间有合，但在整体上仍是一种“分”，那么，在史观史的整体上，也有其纵卵脉络在贯穿，这一脉络，是不以“板块”来切断的，这就是与“板块”结构的“分”的对立，一种属于经络系统的“合”的存在。

如贯穿于整个文明史的反对“异化”的呼声，并不曾在任何一个板块里平息过，从老子、庄子“无为而治”到桓谭则是“弗治治之”，从鲍敬言的（无君论）到李蛰的“通为一身”及“童心说”，整整一根红线， 自始至终，未曾断绝，一直到美学史观阶段的确立才罢。

同样，民本主义的思想，也从来没有覆灭过，只是人们作了不同的解释与发挥。

历史发展的循环论，几乎与所有史观都有关联；而是英雄还是人民创造历史，也自古以来争论不休；不同史观有不同历史发展的模式奉献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同一史观也有不同的模式，千差万别。

正因为这样，这一章的写法，笔者踌躇再三，是按史观包含的几大部分，即动因说、发展说、结构说来分别论述，还是从若干位主要代表人物的史观剖析开始。一般而言，人们习惯将历史观分为：

1，历史的运动、发展间题，是前进，是倒退，还是循环不已？量变或质变，渐变或突变等等。

2，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问题，是天命，还是人事？是人民，还是英雄？等等。

3，社会结构对历史的影响，这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结构。

还可以有别的分法，但每种分法也不足以穷尽它的全部内容，都显得有点窘迫、黔驴技穷的味道。史观包含的内容远比这广泛得多。因此，在阐述史观时，就这么一条一条地去套，未免捉襟见肘了。譬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大谈“理性”的统率一切，却也不自觉地强调了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引人了唯物史观的因素。

于是，也只好“合”了。对一个一个历史人物的史观来作剖析，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合”了，但对于整个史观史来说，却又是“分”了。不过，这样的局限也许要少一些，而一个人的史观，也不是很“纯粹”的、可以完全纳人某一类当中。例如循环论， 自然史观中有，其他儿类史观中也有，只是出发点不一样。而孔子本身的史观，有自然史观的成分，但更多是伦理史观。处于变革时代中的人物更是如此，梁启超、严复等，观念一直在变化，有时前进，有时倒退，或同时在前进又在倒退。

我们不可能涉及到所有这方面历史人物的史观，只能选择若千代表性强的。这就难免有遗珠之憾，幸而我们的目的只在于抛砖引玉，不求珠圆玉润，凭此便可以**了。

这便是这章的宗旨，随意性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