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单元的论述，到这里可以告结束了。我单独探讨这么个论题，而且是半路出家，也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题了。我也不企望什么逻辑上的严谨，沦述上的客观，以及材料尽可能的占有。作为艺术的历史，它凭借的不该全是逻辑的实证；作为哲学的历史，当然就更不是繁琐的考证——黑格尔说，那只是原始的历史。它只是一种俯视，一种尽可能拨开云雾的、模糊的、宏观的把握。

其实，就是史书上的历史，又何时能保证它的绝对真实呢？

孔子是标榜自己有史德，述而不作的，这个观点发展到今天，一方面，则是没完没了的对经典著作的注释，对理论的探求停留在注释上，严重阻碍了活生生的理论的发展。这已不必多说了。而另一方面，其述而不作，说到底还是述而深作。他完全在他的伦理史观的指导下，编纂了一部《尚书》，就摒弃了周的史记《逸周书》，在春秋、战国时代，把（尚书》中的《周书》与《逸周书》同称为《周书》，这为什么呢？

原来儒家要托古改制，克己复礼——复的便是周礼。这就得给武王打扮一番，可（逸周书）上却说武王伐封，“先人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告下车。而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械，折县诸大白（悬其首于旗）。乃适二女（姐己和婪妾）之所，乃以先截人，燎于周庙”。又说，“武王遂征四方，凡憨（恶）九十有九国，域磨仁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把武王说得凶残暴决，没半点仁义，这岂能让孔子容忍？

孔子这一增删，也就毁了不少史料。历史的可信性就大可怀疑了。

同样，史学上标榜的太史董孤公开直书“赴盾拭其君”以示于朝；齐崔杆狱其君，太史兄弟奋迅执简以往，直书其悖，虽被杀两位，可第三位弟弟，仍将此事记下了……等等，我们细细想想，不正是因为这些事件符合其伦理史观的需要，才记录下来的吗？否则，也该似孔子一样，早给摒弃了。

以正是非而治人，以拨乱世而反之正——这便是史观指导下的史学。所以，一部历史其真伪性，也只能从史观上去看了。刘知几作《疑古》，便指出所谓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无一例外是政治倾轧争夺中的强权者，史籍为掩饰统治者间矛盾的真相，则多为尧、舜增善，而给柴、封添恶。这就击中了伦理史观下编纂历史的要害。

因此，把各个时代的史观弄清楚，那么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就会客观一些，不至于为其上面笼罩的主观意念所左右。

任何一种史观形成后，它便会对过去的历史作出新的解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会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过去有，将来还会有。到底哪种史观指导下写出的历史合乎真实，是以其进步性为依据，还是以它离那段历史的远近为根据，恐怕没有人能断言。人们可以以各种史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层次、方位或线索去写历史，也许，把这统统汇合起来，才可能更逼近于历史的真实。

历史观就是这样，它总是以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历史的“显性因子”为依据。一定的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史观。历史不到一定阶段，就不会有伦理史观产生。所以，唯物史观也是历史的产物，它也会向前发展，而为更先进的史观所取代，它不会被终极。反过来，在经济作为“显性因子”出现前，用唯心、唯物去硬套历史上的进步与反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没法解释得清楚，只会堕人自己编造的迷网之中。例如， 自然史观是进步还是反动的，能一刀切么？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用一种模式去套现成的事物，结果则什么也没说明白，闹个矛盾百出。

由“显性因子”说，我们又引出了“遗传因子”的理论。这点，我想大家也都很明白了，现实生活中历史的“遗传因子”可谓多矣，凭此我们便可以解释许多不可思议的、在进步的口号下重新改头换面出现的旧事物。

所以，历史如同李大钊所说的，是一个活体，不能用机械的方式去分解；历史也不仅仅是科学，也不能单纯靠实证；历史作为艺术，往往诉诸于直觉与心灵的感悟。计量史学、历史心理学、历史社会学之所以不断出现，正证明历史研究的深人。

历史，是个全息照片。任何一个碎块，它都包含有全部投影。

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也是如此。

一个历史人物，也同样如此。在他身上反射出的历史信息，比他个人的生活丰富得多。有时，整整一部历史就包含在一个人身上，包含在一个事件当中。本来，历史就是人的踪迹，没有人也就没有历史。

同样，在某种史观占统治地位之际，其他史观也是潜在的，或走向消亡，或正在萌动， 自然史观不就是如此么？它本身也包含美学史观的因子。

史观也同样是不可割裂的。

当然，中国人史观的形成，与整个文化的源流是分不开的。中西文化之别，也就造成中西史观上的巨大差别。

也可以说，从人创造历史的端点起，各个民族也就选择了各自迥然不同的历史发展的道路。历史的“不可选择”性是异化的作用，因而是相对的，而历史的或然性却是始终存在的、绝对的。所以，历史才是通向自由的道路。在选择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不同的参照系统，只有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走向自由的步子才会更快。各民族的文明的差异是个性的充分表现，是不可以苛求的，但其最终的归宿是自由。因此，各个不同的文明中，也就包含有共性的内容在其中。所以，各个不同的文明，是绝对不会相互排斥的。最后的融合、升华，只会造成更伟大的历史文明。悲观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中华民族选择的、已经走过的历史道路，同样是不可以苛求了的，谁也无权苛求于历史，哪怕它有那么多的疑点、不可信，却也是不可以改变了的。可选择的在于今后的历史，在于整个民族的历史自觉。何况过去的历史也是顺理成章的、是合理的；当现在感到它不合理了，也就证明从现在开始得作改变了——评价历史的观点，从来就不能断言是正确的与永恒的，它只是尽可能的正确，而且只对其所在的时代而言。历史的痕迹更深的不是在地表上，而是在人的心中。所以，历史的自觉在于人对自我的超越， 自我，已形成的自我总是历史的，惟有超越，才能前进。我们已肩负了一个颇为沉重的历史了，无论它是金光灿灿，还是色彩黯淡，它也总是沉重的。愈金光灿灿愈舍不得，历史的包袱便越背越沉。其实观念一变，金光灿灿的说不定就变得死气沉沉了。

当我们以唯物史观去衡量伦理史观的“仁义”时，就每每感到它的虚伪、无价值及愚昧。其实，这在古代战争的史例中也说过了。往前推，用伦理史观去看老庄的作品，是必要斥其不仁不义、无父无君了。每一种史观，对历史的意义都有不同的解释，所谓历史的意义，只能在前进的方向去看，而它则是不确定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连前进与后退，有时也不易分清及判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历史也是如此。当历史的大潮扑来，你身在浪峰或浪谷，认识也就不会一样。但谁也不可能从历史中脱身出来，只能永远处于历史当中。所以，文学创作中的“距离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有道理的。当然，历史也能“复活”，如同文学作品使形象复活一样，但这种复活已注人了作者的主观认识了，不是原来的那个人物，历史也是如此，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不就复活了么？而且被现实的光辉映照得灿烂辉煌，但那时复活的历史，不如说就是现实的本身，是现实历史的魂灵。，孔子的托古改制，也颇有这种复活的意味，可那只能说明孔子所在的现实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本身。历史总是“现在时”的，这对于历史的思想来说更千真万确。研究历史的主体精神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总归是起到一个导向的作用。历史研究的兴奋点，绝不是超然于现实之外的，“六朝遗风”也是现实的曲折反映。就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

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

我们把文学的发展，整个文化的发展引入历史观的研究中，倒并不是要独创一个什么文化历史学或发现一个文化历史观。我们只是觉得，对文化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历史及历史观。文学从根本上是对异化的抗辩，历史也是对异化的克服。一个是有声的呐喊，一个是无言的行动，一个是感性的抵制，一个是理性的纠正。有时两者的方式甚至可以合而为一，所以，文学是历史的，历史也是艺术的。人们观察历史，也如同文学切人现实一样，完全可以变换一个角度。历史换成文学的角度，不也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甚至能有新的发现。角度的变换，总会带来新的感受、新的视野，找到新的线索的。

是扩大我们的历史视野的时候了。

对某一个事物，可以有宏观的把握，亦可以有微观的深人。史观也有宏观的一面，动因、发展与目的；微观的，乃至于人的心理，审美意识对历史的作用——也就是克服异化、突破积淀的快感追求。所以，微观也是宏观的，宏观亦是微观的。原子的世界与宇宙同样具有丰富的内容。

同样，对历史的鸟瞰与仰视、超越与深人，……凡此种种也是值得试一试的。

我们不想轻巧地套人老三论、新三论的模式当中。但是，前面提到的激活，也许与耗散结构论、突变论有某种相似之处。当一个大一统的、处于内耗之中的社会，一旦为红宝石激光所激活，是否也能形成集束的历史动力，以引起突变呢？我们有过唐代亚洲文明的“激活”，现在是否也能有整个世界文明的“激活”呢？一部作品往往得靠一个灵感的激活，一部历史呢？何况历史本身不仅是科学，而且富于艺术的特性呢。它难道不需要不同文明的激活，乃至于外星文明的激活么？有部小说写得好，对于外星文明来说，地球文明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无论其内部一方对另一方是多么地开放，所以，在面临外星文明出现时，却一致采取了拒之门外甚至毁灭的措施。一日长于百年，对于时间的封闭系统来说，可谓千真万确。濒近死亡的时间是无限地凝滞的，濒近死亡的历史也是如此。激活了，时间便流动了，历史也就生气勃勃了。山中方七日，世上己千年，岂止是神仙？相对论已揭示了这一真谛。不须多说了。

任何预言，说到底也就是一种过去的、历史的符咒，它是从过去获得这种能力的。这种观念已接近于佛教了。而我们要摆脱“历史”，不需要“预言”，则要有一次再生与激活，那时，历史前进的方式便再也不是过去那样了，历史便获得了解放。无规律是对有规律的惩罚，当然也是一种解放和自由。引力线消失，切线方向的逸出就是对打圆圈循环不已的规律的一个破坏与超越。任何预言的有效期只是在切线上的那一点之前，与圆弧相交的那一点之前，所以，让一切预言家的预言失效吧，他们毕竟是生活在过去，在历史的过去。而历史还得前进，决不按过去的方式前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对循环论的一个否定，最终的否定，但绝不是肯定过去就是循环，其实总是有不断的旋转与不断的逸出的，由小圈变成大圈，由原子的模式到宇宙的模式，一直到核心的引力消失，平面的螺旋变为立体的螺旋，一直到多维空间的螺旋——那便不再是螺旋了。

一切譬喻都是整脚的，螺旋式上升的说法也已够熟耳了的。

倒不如借助一下禅宗的公案。

这是一个著名的公案，系青源惟信禅师所说的：

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前一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后一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显然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

历史也是如此么？

那么，是非、物我之间的界限又何在呢？前一个“山水”的历史与后一个“山水”的历史又有什么区别？一个有心的“历史”与一个“无心”即“本心”的“历史”之间，该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这恰巧是中国式的独特思维的境界，有别于西方的理性思辨，也有别于印度的内心反思。西方将理性作为历史发展的总纲，印度则在轮回因果间堕人无限的循环史观中，也失去了“历史”，山不是山，水亦非水。

而我们则找回了“历史”，但这不是过去的历史，这其实也是一种艺术的直觉思维。

在这里，过多的理论反而加强了限制，不妨去“悟”吧！

我们面临的就是过去这样一部历史。

但又得从这样的历史中走出来，“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我们能有这种澄明清澈的感悟么？我们头脑中积淀的历史意识——先人之见显然是太多、太多了。

老子说：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六章》）

此时读起来，岂不倍感亲切，颇有茅塞顿开的解构味道么？

是的，我们所患的精神后遗症是太重了，须“损之又损”才行，不然，我们无法跳出自我封闭的圈子，无法挣脱意识深层里的重力。我们决不让“历史”把今天窒息，从而无法走向未来。为此，我们在文化史观上做这么一篇文章，也就试图“损之又损”，在变革的浪潮中，为改变旧的心理观念作一个小小的尝试与努力，它也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个失败。

可是，“我们所要做的一切是尽可能快地犯错误”（约翰·惠勒语，引自《猜想与反驳》）。“我现在甚至能为一个我所钟爱的理论遭到证伪而感到高兴，因为甚至这也是一个科学成就”（约翰·卡鲁·艾克尔斯语，引自《猜想与反驳》）。

西方哲人们这一豁达心理，对于我们也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我决不抱住这小小的努力不放，巴望得到证伪，以换取、见识到更高明的理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说过，哲学家们总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造世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改造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应该有一部无愧于这个蔚蓝色星球的历史，要生存，就得发展，就得前进，就得激活，停滞只有死亡。

这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观！